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国家战略全面调整，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为适应国家整体战略的变化，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也实现了战略性转变。邓小平根据国家军事战略发展的需要，在筹划国防建设时，始终把海防作为新时期国防的主要战略方向。他多次强调：面临霸权主义强大的海军和复杂的海洋战略环境，必须加强国家海上安全建设。其中，他尤为重视海防力量的建设，提出并阐述了近海防御战略思想。邓小平确定近海防御为国防建设的主要指导思想，对于保卫国家海上安全和保障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同时还直接关系到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和平。

　　一、近海防御战略提出的历史背景

　　从地缘环境看，中国位于被地缘战略家麦金德称为“世界岛”的亚欧大陆的东部，其领土既紧靠麦金德所说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同时西部部分领土还处于“心脏地带”。美国学者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中文名陆伯斌）认为，“中国也具备发展海上势力的地缘政治潜力，其面积与国内的通讯网络使其具备发展以大陆为基础的海军力量所需要的战略深度。”［美］陆伯斌：《和平地理学：21世纪的东亚》，《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1期，第71页。中国海四海相连，南北纵长，呈东北一西南向的弧形，环绕着亚洲大陆的东南。这些海域以及海域中属于中国领土的岛屿是中国大陆和太平洋之间的中间地带，为中国大陆提供战略纵深，起着缓冲和桥梁的双重作用。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中国主张的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拥有6500多个沿海岛屿，属于地缘政治中的边缘地带。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派克曼指出这“是一个中间区域，在海上势力和陆上势力的冲突中，起着一个广大缓冲地带的作用”程广中：《地缘战略论》，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陆海复合的地缘条件，使中国在寻求战略纵深、威慑其他国家的陆海两方面的优势兼而有之，“濒海强国既有一定的陆地空间可以周旋，又有海洋屏障和海洋通道可资利用，有一定的有利条件。海洋强国海军强而陆军弱，其强大的海军即使能够夺取制海权、对濒海强国实行海上封锁甚至歼灭其舰队主力，但仍难以占领其国土。当与陆地邻国进行战争时，濒海强国如果避免与海洋强国的战争，集中力量对付来自陆地的进攻，也不会使陆地邻国占多大便宜。”程广中：《地缘战略规律试论》，《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69页。陆海复合是中国地缘政治最大的特点，而面积广袤的海域有利于增加其他国家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海洋战略空间越大，中国在安全上承受压力的能力也就越大。

　　中国近海海区西南部通过马六甲海峡与印度洋相通，是连接亚洲、大洋洲、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海上交通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西太平洋地区，尤其是第一岛链内的边缘海，以及第一岛链中的台湾岛、南海诸岛，攸关中国的核心利益，与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后，中国对海洋地缘关系的倚重在加深，对东亚海洋地缘环境变化的敏感度不断增大，海上安全已成为中国安全利益的重心所在。

　　中国的地缘经济利益分布主要集中在环太平洋地区，与该地区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受此影响，各国会越来越倾向于运用非武力方式谋求地缘政治优势，解决海洋争端。这为中国运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方式和平解决海洋争端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周边一些国家以各种借口和方式侵占我岛屿主权，并不断开采属我国的海洋资源，不仅钓鱼岛置于日本实际控制之下，而且南海的数十岛礁也为越、菲、马等国所占领，并以此为由，继而对中国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提出无理要求。这不仅严重影响中国海上安全，而且由于开发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使我国的海洋生态环境遭到了难以估量的破坏Kjeld Erik Brodsgaard，Bertel Heurlin，China’s Place in Global Geopolitics，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2002，p5。所以合理解决海权争端，建立与我国海域相应的海洋防卫力量已是势在必行。

　　中国近海海区是世界尤其是亚太各重要战略力量的交汇点之一，其中美、中、日是影响亚太政治格局平衡的主要力量，而东盟则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集团。美、日、东盟等海上战略力量环我国正面海区边沿展开，易造成我海军兵力出入大洋为人所控。用美国海战学院詹姆斯·福尔摩斯（James Holmes）和吉原俊井（Toshi Yoshihara）的话说，第一岛链是“倒过来的长城”，美国盟友协同配合，排成长列，就像瞭望塔一般监视着中国的一举一动，多少还能阻截中国进出太平洋Robert DKaplan，“The Geography of Chinese Power”，Foreign Affairs，May/Jun2010。美国由于其超级大国的实力和遍及世界的全球利益，美国始终将台湾、东海、南海作为牵制和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肆意制造“中国威胁论”，挑拨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企图将我置于孤立困境之中。

　　美国传统盟友日本，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东盟在我东海、南海的利益诉求，也是造成中国近海局势持续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与日本在东海大陆架的划界和钓鱼岛主权的归属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这不排除其成为引发中日海域争端的导火索。东盟某些国家与我国在南海海域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争端和矛盾，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深层发展。东盟主要国家积极推进海军现代化建设，不断地从西方引进先进的海军武器装备，尽管这些国家的海军规模不大，但在局部海区的作用不可忽视。这种状况要求中国必须保持强大的海上力量，制定正确的海上防御战略。

　　二、近海防御战略思想的提出及其内涵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适应国家整体战略的变化，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也实现了战略性转变。此时海军武器装备开始具备一定的近海作战能力，海上战场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的明显上升，近海防御战略的形成有了相当的基础。邓小平运用毛泽东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对海军发展战略进行了新阐述，1978年6月，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二十年后也是战略防御……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战略防御。”《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1980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研讨会上充分肯定了“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指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可见，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是我军战略指导思想。

　　20世纪80年代初海洋政治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美关系的全面发展以及中苏关系的缓和，使中国的海上安全环境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而沿海地区的经济崛起又使中国在战略高度上更加重视海上安全问题，近海防御遂成为中国海军的战略目标段廷志、张晓峰：《东亚地缘战略环境与中国海上安全》，《当代亚太》2004年第4期，第6页。。此时中国政府签署了《海洋法公约》，标志着海洋国土、海洋资源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这样的背景，海军以邓小平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为依据，于80年代中期提出和确立从沿岸防御型向近海防御型转换［日］藤田洋毅：「近海防御」から「遠海“積極”防御」，http：//sourceyeeyanorg/view/172210_409。

　　邓小平所讲的“近海”范围是与太平洋南部，以及其他大洋相比较而言的，是对世界海洋远近的区分，是战略上的概念。“我们的战略是近海作战，大家以为近海就是边沿，近海就是太平洋北部，再南也不去，不到印度洋，不到地中海，不到大西洋。”《海军大事记》，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页。这就把海军的活动海域由主要在近岸前出至近海。而海军的作战海区，主要是第一岛链和沿该岛链的外沿海区，以及岛链以内的黄海、东海、南海海区。海军的主要任务，已经由协同陆军、空军进行反侵略战争，转变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及海洋权益，应付海上局部战争，遏止和预防来自海上的侵略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437~439页。。

　　近海防御不是消极、被动地防御，而是以我为主的积极防御，适时展开海上主动进攻，以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近海防御不是权宜之计和短期行为，不论国家的综合国力发展到何种程度，海军战略的防御性质始终不会改变。“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包括核潜艇也是战略防御武器。”《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如上所述，邓小平把防御的范围从近岸推到了近海，增大防御纵深，以保障我国大陆、岛屿及其附近驻泊和活动兵力的安全。“长期防御是时间要素，区域防御和纵深防御是空间要素，积极防御则是这一战略思想的主轴要素。”韩文琦：《论新中国海军发展战略之演化》，《西安政治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第68页。

　　海防建设的总目标，是建设“精干”、“顶用”的现代化海军。1979年7月，邓小平指出海军要“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每一艘战斗舰艇包括辅助舰船都要顶用”《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他还指出：“我们建设海军基本上是防御，面临霸权主义强大的海军，没有适当的力量也不行。这个力量要顶用。我们不需要太多，但要精，要真正是现代化的东西。”《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对于海军装备建设的质量与数量的关系，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海军应当是近海作战，是防御性的。……防御当然也要有战斗能力。海军的装备、规划要从这点出发，反正是要顶用的。”杨国宇主编：《当代中国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09页。“顶用”是指海军建设要有与现代海上局部战争相适应的作战能力，是海军建设的内在要求，具体内涵表现为：“我们在海军建设规模上，不仅要保持一定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要有较高的质量，使之与保卫我国万里海疆和维护海洋权益的任务相适应。在战斗能力上，必须是真正过硬顶用的，要有大批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先进的军事思想和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的海军人才；要有性能优良的现代化武器装备；要有严格的训练和科学的编成，保证人和武器的紧密结合，以发挥最大的战斗效能。”刘华清：《建设现代化的海军》，杨国宇主编：《当代中国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1975年邓小平针对“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的现状，提出军队要“消肿”，要“精简”，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80年代中期，海军党委认为，海军、舰队、基地三级中，应当有一级侧重抓好海上主要作战兵力（也包括基地的作战兵力），经过反复讨论最终“确定精干舰队机关、调整基地任务、撤并部分水警区。实行以三级为主的领导指挥体制和三级后勤保障、装备修理体制”《刘华清军事文选》上卷，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第431~432页。。这种改革调整是朝着海军现代化建设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为了实现建立“精干”、“顶用”，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这一战略目标，邓小平等人对中国海军建设的具体途径进行了深入探索，其思想主要包括：（1）正确的方针是增强军政素质，提高军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和合理的科学编成，坚持数量和质量的统一，保持军事发展的适度规模。（2）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加强院校和部队训练工作，加强人才培养，提高各类人员的素质，并作为制度问题加以解决，注意合成训练，特别是要训练干部学会指挥现代战争，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和其他许多必要的政治文化科技知识。（3）要有威慑力量，特别要有以核武器为核心的现代化武器。（4）发挥海军科学技术和物质设施上的优势，参与和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置于服从于经济建设中心的局部地位，真正实现了由战争年代以军事中心向社会主义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

　　新时期海军建设的根本使命——保卫国家统一、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为国家建设提供和平稳定的海上安全环境。在此背景下，邓小平针对70年代以来，我国一些海洋岛屿被侵占，海洋区域被分割，海洋资源被掠夺的严峻现实，提出了以“搁置争议、稳定局势、共同开发、共同得利”为主要内容的解决海洋纠纷、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方针。“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办法……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这一论述提出了解决祖国统一问题以及南沙群岛、钓鱼岛问题的基本方针，而且也揭示出新时期海军建设和海上斗争的主要使命。

　　搁置争议的前提是中国拥有对钓鱼岛、南海诸岛的主权。在岛屿、海域主权归属的问题上，争议双方的认识往往相距甚远，大多是严重对峙，互不相让。中国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愿意暂时搁置主权争议。邓小平的思路是在不放弃我们主权的前提下搁置争议，首先是发展国家关系，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争议问题，主要是通过“共同开发”的办法，与争议各方共同投资开发资源，共享惠益。这对各方面的利益都没有任何的损害。共同开发，是有原则的，即不能损害中国主权。在共同开发问题上，争议各方都有权利参与开发工作，而不应把任何一方排除在外，特别是不能把中国排除在外，否则中国将采取必要的步骤予以处理。邓小平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

　　中国力争用“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边界纠纷，但不排除武力自卫的正当权利。这是因为某些与我国有边界纠纷的国家是既得利益者，绝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甚至某些与我国有边界纠纷的国家还将企图以武力扩大事端，制造紧张气氛，维护其既得利益。邓小平曾强调指出：“中国人民过去饱受战争的祸害，我们不希望打仗，除非别人把战争强加给我们。”《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61页。邓小平谈到台湾问题时指出：“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87页。不放弃使用武力，并具备武力解决的实力和基础，最终才有可能实现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边界纠纷；单纯依靠“和平协商”，反而可能丧失解决边界纠纷的有利时机。

　　三、历史启示

　　国家经济建设的客观布局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决定了我国只有将海军战略防御范围扩至近海海区，才能摆脱中国海的自然环境条件对我海军兵力使用的制约，并可使他国的海上交通置于我监控之下，又可有效地掩护我经济发达的“黄金地带”和确保海上贸易运输的安全可靠。美国学者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罗斯·芒罗（Ross HMunro）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认定它的冲突不大可能在中国自己的国土上发生，而更有可能在靠近中国边界或中国海岸的地方发生，“中国近来采取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利用一种使它能控制亚洲重要海运线和贸易通道的海上地理环境为目的的。换言之，中国的地理位置和现代世界的性质驱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海上强国，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美］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著，隋丽君等译：《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近海防御战略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而强大的海权正是海洋战略实现的唯一保证。

　　中国海陆兼有的地缘属性决定其往往面临来自海陆两个方面的战略压力，在安全上具有双重的易受伤害性。新中国成立以来50多年里基本采取的是陆海兼顾战略，一方面中国陆军一直保持较强的实力，只有陆疆稳定才能挺进海洋。另一方面除南海诸岛外，大多数岛屿与大陆距离在100海里之内。这种情况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对我国海军战略防御范围的确定、海上力量的使用产生重大影响，海洋有可能成为制约中国崛起的地理因素，因此制海权对崛起中的中国尤为重要，国家必须建立一支足以在近海有效维护海洋经济利益的海上武装力量。

　　国外学者指出，从北到南，中国面临一系列不利因素，如与日本在东海气田和岛屿归属上的争执、台湾海峡僵局、南海海上领土争端、海盗及大国较量可能破坏马六甲航线。这都可能演变为紧急事态，需要投入大量的外交能量和军事资源。因此，确立不同战区主次，将是北京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美］詹姆斯·R·霍尔姆斯、吉原俊井者，汪析译：《中国抛弃“近海防御”战略转入进攻态势》，2011年4月26日《环球时报》。。中国发展需要一个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减少同他国之间的战略矛盾甚至冲突，共同构建国际秩序，这符合中国和他国利益诉求。邓小平基于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演进以及国家战略利益的客观需要，多次强调，“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他对稳定周边尤为重视，在谈到中越争端问题时他特别强调，必须着眼于“稳定东南亚局势”。1982年10月，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他又强调指出，必须从“增进中印友谊”的高度出发。

　　实现国家利益的前提之一，应是承认其他国家也有合法的国家利益，不能以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中国和其他国家实现国家利益时都不应损害对方的利益。1989年，邓小平指出：“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329页。20世纪80年代海军在近海海域进行了南沙自卫反击战，收复和进驻了南沙7个岛礁，同时圆满完成了支援海洋科学考察、海上军事演习和海上武器试验等任务。但也暴露出了我国中小型舰艇力量在近海防御行动中缺乏综合作战和后勤保障能力。我国海军的现实力量，还不足以在维护我国大国应有的政治地位中，发挥令人信服的作用。

　　在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南海问题上，长期以来“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做出的理性的选择。中国主张解决领土主权争端的总原则是：本着平等互利和友好协商的精神，既看到历史原因，又考虑到现实存在的状况。但这一原则尚没有得到日本和东南亚某些国家的有效配合，也没有找到具体的、适合的操作方案。南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态势十分令人担忧，近年来日本和东南亚某些国家的“主权造势”活动有增无减。毫无疑问，“搁置主权、共同开发”仍将是未来中国处理海洋划界矛盾的基本原则，但这一原则并不意味着消极等待和放弃以海军为主的海权力量的发展，而是真正需要中国有足够的海权尤其是海军力量的支撑。

　　为了顺应亚太政局的发展趋势，维护濒海大国应有的尊严和威望，为国家争得国际政治斗争中的有利和主动，海军必须建立一支与我国大国地位相适应的、能在近海广阔海域大有作为的海上震慑力量。2011年8月31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指出，中国坚定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发展武器装备是为了满足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不针对任何国家和特定目标。关于中国的航母发展与海军战略问题，他指出中国坚定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决不会因为发展先进武器而改变，中国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也没有发生转变《近海防御战略不变》，2011年9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