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与发展，同毛泽东、同毛泽东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本文主要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当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五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这个论断，清楚地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与发展，同毛泽东、同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领导时期党和国家的历史的关系。

　　下面，我想根据十八大的有关精神，对这个问题谈几点认识：

　　一、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当有中国自己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了给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开辟道路。毛泽东说过：这个世纪（20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他并且把“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称作“第二个革命”。《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新中国要发展经济，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这条道路，中国走不得。如果搞资本主义，中国难免成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和单纯的廉价原料、劳动力的供应地。在经济上依赖外国，在政治上就挺不直腰杆，连已经争得的独立也可能丧失。搞来搞去，就会搞成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了。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优越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说，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这是最好的选择。

　　社会主义是共性与特性相结合的一种社会制度。李大钊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就说过：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7页。1956年上半年，在中国即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在修改草拟中的中共八大报告时即明确提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们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页。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应当具有何种中国特点？这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才能逐步加以解决的历史性课题。怎样进行这种探索呢？1956年4月初，毛泽东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4页。考虑到以往经济建设中有过照搬苏联办法的倾向，毛泽东首先指出，现在我们“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苏共二十大以后，针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叫嚣要“改变共产主义世界的性质”等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指出，从基本原理上说，十月革命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的普遍规律”。1956年底发表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所写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将上述基本原理概括为五条，指出我们必须“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这“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提出的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二、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它的表现形式具有中国特色。所以，它的开创、坚持和发展，是以毛泽东领导时期确立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为基础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建了新中国，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个适合中国情况的政党制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种国家结构形式以及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随后又进行了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坚持和发展，离不开这个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离不开毛泽东关于开创与建设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理论和实践。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我们党能够在新时期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继承”。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2/17/content_7269229htm。

　　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些原则，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遵循的思想路线。“从理论渊源上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它们在立场、观点、方法等基本方面的共同点。”《习近平3月1日出席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并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ldhd/2008-03/01/content_906599htm。

　　毛泽东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探索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独创性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习近平3月1日出席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并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ldhd/2008-03/01/content_906599htm。这些理论成果，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比如，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论断，正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的理论根据。比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学说，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而这个学说，是由毛泽东创立的。比如，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毛泽东提出的区分原则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正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思想来源。比如，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思想，也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这类情况，还可以举出很多。

　　正因为毛泽东带领我们党在探索中形成的独创性的理论成果，确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所以，离开对毛泽东思想、离开对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的科学继承，许多问题是难以讲清楚的。

　　四、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在长时间里，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直接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尽管遭遇过严重的挫折，但是整个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首先，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建立在了稳固、可靠的基础之上，从而有利于比较迅速地改变我国国民经济长期落后的状态；这也使得中国在赢得政治上的独立以后又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从而使中国已经赢得的政治上的独立得到巩固；这还使得中国有可能按照独立自主的原则，同外国包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往来，并且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

　　其次，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人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人。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斤增加到615斤。增产的粮食不仅多养活了近4亿人，而且使9亿多人的人均占有粮食量比5亿多人时增加了近200斤。这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进步，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前提。

　　再次，中国的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大批地成长起来。原子弹、氢弹的爆炸和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的发射，不仅为中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而且有效地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这些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

　　邓小平在1979年明确地讲过：“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这些伟大的历史性的进步，不仅在当时已经使中国极度贫弱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变，而且为实行改革开放、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创造了前提。1998年12月26日，即毛泽东105周年诞辰当天，当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时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就充分肯定中国1979年前在扩大初等教育、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实行土地改革等方面的成就，认为“中国的改革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惠于早些时候中国的改革前政策”。这是合乎实际的。

　　五、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

　　在毛泽东制定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对外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党领导人民有效地维护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并为国家建设争得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5页。

　　正是在毛泽东领导的时期，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10月得到恢复。毛泽东还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西方国家出现了同新中国建交的热潮。中国的外交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1个，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

　　毛泽东在强调应当坚持“自力更生为主”方针的同时，指出“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为此，他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主张积极发展对外关系。邓小平说过：“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即使如此，经过努力，我们还是在若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们就从西方国家引进过若干先进技术设备。1973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从西方国家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随后即付诸实施。西方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开始被突破。

　　正是基于以上事实，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时，邓小平讲过：“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总之，毛泽东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顶住来自外部的各种影响和压力，坚持不懈地进行这种探索。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作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将永远记载在党和国家的史册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0年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64页。

　　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领导时期历史的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科学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认清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改革开放的内在关联，更加自觉地坚持改革、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学习、坚持、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应当成为我们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