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这种探索，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两个问题的探索是相辅相成的。对前一个问题，学术界有很多研究，但对后一个问题，研究就很不够了。这大概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现实有关。人们对这个问题处于两难境地，既不敢肯定又不敢否定：一方面，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因而人们就不敢肯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重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了；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剧变，社会主义制度很快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悲剧，恰恰证明了毛泽东在事件发生四十多年前就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是多么富有战略远见。我们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时候，有必要结合实际，认真研究毛泽东这方面的思想。
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很长一段时间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因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可能再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了。毛泽东用彻底的唯物辩证法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性质和状态同资本主义条件下不一样罢了。社会主义社会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来讲是非对抗性的，但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转化为对抗性。此外，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敌我矛盾。对这些矛盾处理不好，资本主义复辟仍然是有可能的。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按照赫鲁晓夫这条路线走下去，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可能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他深切地感到了这种危险，明确地提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任务。对此，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人是不理解的，甚至加以嘲笑。然而过了四十多年时间，随着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思想发展成为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苏联的社会制度很快由社会主义演变成为资本主义，酿成了亡党亡国的苦果，毛泽东的预言不幸言中。苏东剧变以后，人们恐怕很难再否认社会主义国家里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吧！
谈到毛泽东的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使得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因而理所当然地要予以否定。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同毛泽东提出的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有人因此就怀疑毛泽东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的正确性。问题在于，“文化大革命”错在哪里？我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详细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些错误归结起来主要是三条：一是指导思想是错误的，错误地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并把这一指导思想错误地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二是对我国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三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错误的，采取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给一些阴谋分子、野心家以可乘之机，造成了全面内乱。然而这不等于说毛泽东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苏东剧变证明了毛泽东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具有战略意义，是富有远见的，绝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予以否定。对这个问题应该做科学的分析，切忌把脏水同孩子一起泼掉。
邓小平对此有过明确的阐述，他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薄一波也说过，如果实事求是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具体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当时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这一战略思想有不少重要之处，至今仍不失深远意义，这是应该肯定的；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有重大失误之处，由此带来的许多做法则是应该加以抛弃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7页。这一分析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
事实证明，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国家里客观上存在着敌对势力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这是因为，第一，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即使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以后，阶级斗争尽管已不是主要矛盾，但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敌对势力还会利用一切机会、尽一切努力制造政治动乱，推翻社会主义政权。我国1989年的政治风波说明了这一点，而近年来出现的《零八宪章》这一类颠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纲领，又是一个证明；第二，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中，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或几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首先发生的，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局面，而且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科技上、政治上、军事上乃至意识形态上处于优势，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存在和发展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出于阶级本性，总是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处心积虑地要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种态势客观地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也许只有到了国际上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拥有绝对优势，这种危险才会从根本上消除。
科学地评价革命领袖的功过是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
大家知道，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一个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国际上掀起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我们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以下简称《一论》《再论》），全面评价了斯大林的功过是非，批评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为什么毛泽东那么重视斯大林问题呢？这是因为斯大林问题不仅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而且关系到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以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段历史的评价。在列宁逝世以后的30年时间里，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世界革命的旗手。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功绩相比较，毕竟是第二位的。科学地评价斯大林，肯定斯大林的正确的方面（这是他一生的主要方面），也就是捍卫社会主义，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以，我们党强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党完全撇开了历史上个别事件的恩恩怨怨，而是从世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战略高度，来批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
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后果，在当时就已经显示出来了：由于否定斯大林引发的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的动摇，一时间世界上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猖獗，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匈牙利事件，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有三分之一的党员退党。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把否定斯大林作为他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突破口，提出要“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告别过去”，“根本改造整个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形象地说，要炸毁过去的一切”，等等。这次否定斯大林的严重后果是众所周知的了：政局急剧动荡，苏维埃政权遭到颠覆，社会制度迅速由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最后以苏共被解散、苏联被解体这样的悲惨结局而告终。
习近平同志总结了这段历史的教训，明确指出：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苏联共产党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这样一段历史表明，如何评价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确是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原则问题。对革命领袖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是会导致亡党亡国的。当时我们党和毛泽东抓住斯大林问题同赫鲁晓夫展开辩论，并不是说了一些没有意义的空话，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过一句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要否定这个政权的历史，把它妖魔化，而要做到这一点，丑化这个国家的领袖是最便捷的途径。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是深谙此道的。他们集中力量攻击、污蔑斯大林，连造谣的手段都使出来了，其道理就在这里：把斯大林攻倒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自然就垮了。在我国，敌对势力千方百计攻击毛泽东，也是这种手法的表现。他们反对毛泽东，并不仅仅是反对他个人，而是反对他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以便转而“向英美学习”，“回到人类文明的正道”，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党是成熟的政党，一眼就看穿了这种图谋。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针对国内出现的一股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并把这一点写进了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就从根本上粉碎了敌对势力的阴谋，保证了我国政局的稳定，并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创造了政治前提。
意识形态领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哨阵地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核心是政权问题。敌对势力要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必须夺取政权，然后才能利用政权的力量，恢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然而要夺取政权，必须先做意识形态工作。道理很简单，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党内以及整个社会有统一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党就有坚强的战斗力，那么任何政治势力都不可能从无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只有把思想搞乱了，整个社会，尤其是党内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那么党组织也就瘫痪了，丧失了战斗力，这样敌对势力就可以顺利地夺取政权。苏联就是这样演变的。正如习近平所说的，苏联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最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间。
所以，意识形态领域是共产党同敌对势力斗争的前哨阵地，也是敌对势力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突破口。毛泽东指出：凡是要夺取一个政权，总是先制造舆论，做意识形态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苏联剧变的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存在一种倾向，即只重视经济工作，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仿佛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无产阶级政权就自然而然地巩固了。毫无疑问，经济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只有把经济搞好了，生活得到改善，人民才会拥护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巩固的基础。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仅仅把经济搞上去是不够的。苏联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不到七十年时间里，在发展经济的环境十分恶劣的条件下，从一个工农业生产极其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这样的国家却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短短六年时间里突然崩溃了。江泽民在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时指出，苏联的乱，实质是先把思想搞乱了，他们抛弃了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使得党失去了理想、信念。思想混乱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而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达到了顶点。所以叶利钦一声令下，解散苏共，苏共就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习近平同志形象地说，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讲话，军队完全无动于衷，保持所谓“中立”。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没什么人出来抗争。原因就在于，他们缺失了理想信念，精神上缺“钙”，得了软骨病！
在苏联的演变过程中，敌对势力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是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从1987年秋天起，在苏联的不少报刊上开始出现一股歪曲和污蔑苏联历史的逆流，暴露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工具。他们说共产党不只是犯了错误，而且是犯了罪的组织，甚至“同法西斯组织一样”；卫国战争的胜利不过是“大法西斯打败了小法西斯”；他们把现实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极权社会主义”、“军营社会主义”、“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非但毫无成就可言，而且给人们带来的“只是灾难”；他们攻击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70年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迷误”。诸如此类的谬论，俯拾即是。总之，社会主义是一部“不光彩的历史”，必须与之“一刀两断”、“彻底决裂”。一时间，“告别过去”、“炸毁过去的一切”等口号充斥舆论，成为宣传的主调。这种舆论一旦成为主流，敌对势力对党和社会主义发起的进攻，变成了一件伸张正义、理所当然的事了，同时也使得正直的人们难以挺身而出起来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
值得研究的是，这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尽管是违反历史事实的谬论，为什么却能在苏联社会上逐渐地成为主流思想、左右了整个舆论呢？这是苏共中央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集团提出和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结果。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提出所谓“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的方针。他主张的民主化，是不分阶级、不讲专政和集中的民主，这为反共势力的猖狂进攻打开了绿灯；他主张的公开性，是放手反共势力大肆渲染和夸大苏联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错误和消极现象；他主张的多元论，是允许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的言行合法化，听任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所有这些民主、公开、多元，都是“单行道”，只准发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准有人针锋相对地进行批判；只准反共势力毫无阻碍地组织游行、集会、罢工、罢课，却不准共产党进行反击。在这条方针、路线指引下，敌对势力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而共产党自己的手脚却被捆住了，只能听任敌对势力的攻击，束手待毙。利加乔夫在回忆录中曾详细叙述了这样一个令他迷惑不解的事件：敌对势力否定和攻击党的历史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苏共中央政治局对此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从未提出异议；而安德烈耶娃的主张对党的历史进行实事求是分析的文章刚一发表，苏共中央政治局却立即做出反应，又是开会讨论要求人人表态，又是组织写批评文章进行反击，又是查背景力图揪出后台。用利加乔夫的话来说，这是思维的“双重标准”：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出现捍卫社会主义的反驳文章，则进行追查，予以围剿。其实，这并不会使人迷惑不解，而正好是对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的最好注解。
在目前条件下，出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很难避免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关键是如何对待这种思潮，是坚决制止和斗争，还是任其泛滥。苏联的教训是，当敌对势力散布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时，共产党不仅不与之进行斗争，反而为了标榜“民主”、“自由”而予以鼓励，甚至沆瀣一气，于是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被妖魔化了，群众对党失去了信任，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从而为制造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政治动乱创造了条件。
苏联的剧变从反面证明，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是会出大问题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
必须正确地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阶级斗争？还需要不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毛泽东花了很大精力来探讨这些问题。他在这个问题的探讨过程中，既有重要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也有严重的失误，导致人为的阶级斗争，以致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冷静地进行分析，既要对其中错误的东西引以为戒，又要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本文不是全面地分析这个问题，只是想指出一点：苏联演变证明了毛泽东重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是有极大的预见性的。
回顾一下苏联演变的过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斗争的核心是政权问题。苏联演变的实质是敌对势力（即所谓的“民主派”）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共产党内的新修正主义分子（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的鼓励和纵容下，三者相互配合，向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夺取政权的过程。整个过程显示出这样的“三部曲”：第一步，党外敌对势力和党内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相互勾结，全盘否定和攻击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做反革命的意识形态工作，搞乱了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的思想，动摇了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第二步，敌对势力在广大党员和群众思想混乱的基础上，瓦解党的组织，制造政治动乱，乘乱一步一步夺取政权，而共产党在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步步退让，拱手让权，最后无产阶级政权被颠覆，并酿成共产党被解散、苏联被肢解这样的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第三步，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利用夺取到的政权的力量，推行私有化，恢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奠定经济基础。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敌对势力是多么的猖獗，他们步步进逼，咄咄逼人，而苏联共产党在否定阶级斗争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却是不断妥协，直至让出政权、自动解散。这一过程真是惊心动魄！
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这一论断，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很多人不理解，而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国内也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然而我国1989年的政治风波，用邓小平的话来说，“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而苏东剧变则用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这一论断是多么正确、多么具有预见性。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估量。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我们党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以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这是科学的论断。苏联的悲剧恰恰是忘记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用民主社会主义的阶级调和论来处理客观上存在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结果丢失了政权，落得个亡党亡国的悲惨下场。
苏联是我国的一面镜子。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初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面正面的镜子的话，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的演变，则是一面反面的镜子。殷鉴不远，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远未结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远没有过去。在这种情况下，结合苏联演变的实际，科学地研究毛泽东有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是会得到很多启发的。可以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这些思想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灿烂的真理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