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文章涉及的概念和研究视角做一说明。本文所言的文化观，特指关于文化本质与功能的认识；而文化建设思想指的是实现文化发展与繁荣的方针和政策。换言之，文化观着重于回答是什么，而文化建设思想重在回答如何做。当然，文化观与文化建设思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有的时候、有的内容甚至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这也许就是在不同学者那里文化观的内涵和外延会大不相同的原因所在。其次，对于毛泽东的文化观和文化建设思想，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和论域出发，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探索，涉及基本内容、意义等等。本文的立意，在于宏观审视，在于学界言说和分析不多的地方和角度上着力，特别是要凸显毛泽东文化思想与特定时代的互动及其历史价值，同时发掘其对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价值，即经验积累、理论准备的奠基作用。最后，毛泽东的文化观和文化建设思想内容丰富，本文的考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论及笔者认为在历史和现实中影响巨大、又是毛泽东文化思想体系本身重要组成部分的内容。

　　一

　　毛泽东思想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其文化观亦然，代表作是《新民主主义论》（最初名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果我们不拘泥于细节，尝试从宏观角度和逻辑关联上概括毛泽东所表达的文化观，大体上应包括这样几个层次和方面：

　　首先，“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可以说，这段话是毛泽东关于文化本质与功能的最简洁最明确的表达，他自己也讲“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页。换言之，即经济政治决定文化形态，文化对经济政治具有反作用。

　　这种以决定论和能动论为核心理念的文化观，符合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已有认识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制约着整个上层建筑包括纯粹的精神活动。用马克思本人的话讲，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同时，文化对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具有反作用。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文化问题很早就进入其视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出身于知识分子的背景，也使其具备在文化问题上发言的优势。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瞿秋白、杨明斋等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文化问题，并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基本观点，概括言之，即物质生产、经济发展决定“精神文化”和“思想变动”；同时，文化、道德、宗教、教育等也具有“改造社会”的作用。正是在已有探索的基础上，毛泽东对文化的本质与功能作出更为简洁、明晰的概括。

　　其次，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存在于经济、政治领域，当然也会存在于作为政治经济反映的文化领域。换言之，阶级社会的文化是有阶级性的，作为一定政治经济反映并反作用于一定政治经济的文化，实质上就是反映一定的阶级利益并反作用于一定的阶级利益实现的文化。因而，在阶级社会，作为政治经济反映的文化也可以说成是作为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反映的文化。正是由此出发，毛泽东得出更为直接、明确的结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5页。

　　最后，从决定论和能动论的认识出发，毛泽东明确提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路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革命文化必须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页。

　　毛泽东对革命文化之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同列宁的思想是一致的，或者说列宁的有关论述构成了毛泽东相关阐释的直接思想资源。列宁在十月革命前便明确讲到，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原则”，“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有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直接引用了关于“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十月革命后，列宁又明确提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整个教育事业，无论在一般的政治教育或者具体的艺术方面，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不能抱着教育不问政治的旧观点，不能让教育工作不联系政治。”所谓“教育不问政治”、“不讲政治”都是资产阶级伪善的欺骗群众的说法。《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302页。

　　依据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时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瞿秋白和革命根据地有关文化教育的文件便清晰地表达了为革命为政治服务的文化观，强调文化教育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苏维埃的文化教育是阶级的教育，核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灌输。抗日战争到来后，在辩证认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关系的基础上，文化为革命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得到进一步明确和阐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同时，毛泽东又指出：“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少数政治家的政治。”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6、855页。这样，文艺服从于政治、为政治服务，便和为人民大众首先是工农兵服务就有机地统一在了一起。毛泽东阐述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实际上同样适用于其他文化领域，就此而言，“文艺”和“文化”作为主语是可以互换的。

　　综观上述内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的文化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文化的基本观点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尤其是中国革命战争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理论的取舍、侧重和发挥、发展。从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战争实际出发，突出文化的阶级性和工具性（或用毛泽东的话讲“革命的功利主义”），以使其充分发挥为革命为战争服务的功能，可以说是毛泽东文化观的重要特征。这种文化观指导下的文化实践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配合与推动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上述文化观的核心内容几乎是完整地延续了近30年，虽然文化建设的目标已经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变为社会主义文化。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反复强调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思想文化亦必须进行革命性变革；另一方面，思想文化作为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部分，应该促进和配合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当然，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伴随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阶级关系的新思考，文化的阶级性和多样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进入他的头脑。他大力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下简称“双百”）方针，便可以视为在文化的阶级性与多样化发展之间保持适度张力与平衡的探索。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对文化阶级性的考量，在毛泽东那里是根深蒂固的，在阐释“双百”方针的一些讲话和谈话中，例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等，他经常会从思想文化的阶级性（特别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三分）入手进行分析和说明。毛泽东对文化阶级性的重视和执着，需要后人给予“历史的同情理解”。因为对文化阶级性的分析确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观点；同时，毛泽东作为革命家，长期革命实践积累的经验和思维定式会形成一种强固的“路径依赖”，摆脱之需要时间和条件。此外，新中国建立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以及此后中苏关系的交恶导致文化审视、文化论辩充满意识形态色彩。这些时代因素，都是我们评价和理解毛泽东文化思想不能离开的重要背景。当然，无论如何，过分胶着于阶级分析的视角，对于一个执政党的领袖而言，其教训也是深刻的，这已经为1957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大批判”实践所证明。

　　不管怎样，毛泽东文化观中的核心内容，如关于文化与经济政治关系的一般原理，关于文化应积极发挥促进与配合革命和建设事业作用的一般原则等，对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依然具有现实价值。

　　二

　　与文化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亦涉及诸多内容。本文仅就最富影响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加以分析和评价。

　　首先让我们考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页。这一方针。该方针虽然直至1964年9月才正式概括出来，但作为思想原则早已经明确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其他文章、讲话中关于对待中外文化的正确态度的阐述，经常为人们引用和提及。概括言之，一是立足于现实需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从中外文化的关系上讲，不能自我封闭；从古今文化的关系上讲，不能割断历史。二是要有科学精神，以批判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又集中讲到如何正确处理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思想，一言以蔽之，即“洋为中用”，且远比民主革命时期的相关论述更为展开、深入和清晰。他强调，外国的一切科学原理和长处都要学，但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78、81~83页。可以说，立足于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是毛泽东与音乐工作者谈论中外文化关系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基本立场没有变。例如，1960年12月在接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毛泽东谈到“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谈话表明，毛泽东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又有了更深入一层的思考。

　　评价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方针，需要联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传统文化背景，同时也要联系抗日战争需要振奋民族精神的现实要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激烈的反封建文化传统和热烈拥抱西方现代思想文化（“民主”与“科学”）为显著特征。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一文化大背景下成立的，成立后肩起的革命任务之一就是反封建。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其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性评价必然居于主导地位。实际上，如果专就中国文化进行全面评价，情形便不同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激烈抨击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表达过传统文化并非一无可取，只不过当下的主要任务是揭露和批判，不得不取矫枉过正的态度而已。类似的观点甚至在被视为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等人的文字中也有论及。后来，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升级，为调动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作为时代要求在文化上的反映，自然需要适当调整“五四”以来对待传统文化的激烈否定态度。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新启蒙运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现代民族主义启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对中国本位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的探讨便很能说明问题。及至抗战全面爆发，用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凝聚和鼓舞民族抗敌的决心和信心，自然成为一种理性选择。当然，也不能因为抗日战争而全盘肯定民族传统文化，对之，依然需要分析和取舍，即毛泽东所说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上述背景是理解和评价毛泽东相关思想的重要时代因素。

　　此外，评价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还需要联系新中国建立后全面学习苏联，同时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而导致的如何看待中外文化关系成为新的重要问题这一背景；需要联系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一种理论上设想和追求的全新文化类型，如何看待它与民族传统文化及其他类型文化的关系这一背景。毛泽东的相关思想，并非兴之所至，而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新中国建立后，全盘照搬苏联经验和做法带来的“水土不服”问题，把学习苏联同学习西方对立起来，且动辄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帽子做“清道夫”，这些情况毛泽东是了解的。另外，新中国建设的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与其他类型文化的关系如何，虽然毛泽东早在抗战时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中国共产党执政全国后，出于文化重建的需要，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否定和批判的话语强势则显而易见，将文化论争动辄上升为政治问题的做法也并不鲜见。在“双百”方针提出和贯彻时期，一些知识分子提出要正确对待文化遗产和西方现代文化、不能采取简单否定态度的意见，并非空穴来风。而且，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际，有的批判者断言，所谓正确对待文化遗产和西方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是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招魂；所谓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或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根本就不存在，有的只是伪科学。及至“文化大革命”，中外文化遗产几乎均成为扫荡的对象。社会主义文化似乎成了既没有纵向的历史继承，也没有横向交集的凌空而起的楼阁。这一现象，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相关思想的重要性。

　　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方针，不仅有历史的意义，而且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同样有现实意义。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的今天，如何增强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与中国国家实力相对称的中华文化影响力等等，这既需要与时俱进，也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三

　　接下来，让我们考察和分析毛泽东最著名的文化建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于该方针提出的背景、过程、基本内容及其意义，学界的探讨可谓浓墨重彩，毋庸再加赘述。本文仅想聚焦于学界关注不多而对于评价“双百”方针又颇为重要的问题上。

　　首先是关于“双百”方针提出的时代背景。学者论及较多的是具体背景，如新中国建立后在学习苏联问题上出现的全盘照搬偏向，频繁的文化批判运动带来沉闷状况等等，而对于宏观社会与心理背景，似乎注意不够。实际上，在毛泽东看来，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大规模的阶级对抗与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公有制里的劳动者，他们的利益空前一致。社会主义不仅是群体利益高度一致的整体性社会，而且也是充满生机和活力，人人心情舒畅、多姿多彩的天堂。这是“双百”方针出台的重要社会背景。1957年4月14日，周恩来同在京的六十多位电影工作者的谈话时曾指出：“如果民主革命尚未胜利的时候就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那就是替国民党粉饰太平。在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的时候，也不能提出这样的方针。但是现在不同了，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获得了胜利……我们必须把社会主义的大旗竖立起来，才有可能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在我们的国家里，已经有了一个主流，就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流。我们有了可能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来充分发挥人民的思想与表现方法，使社会主义文化更丰富。”《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161页。

　　此外，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波澜壮阔的奋斗，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之后，仅仅用3年的时间便恢复了历经数十年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巩固了新生政权；接着，又用3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整个社会经济与制度的转型。这一系列接踵而至的巨大胜利无疑增强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极大地激发着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双百”方针提出的重要精神或心理背景。

　　其次是毛泽东阐述“双百”方针的时代和个人特点。综观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他在充分肯定“双百”方针符合文化发展规律，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的大前提下，针对当时人们的思想状况，特别关注和重点阐述了如何认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关系问题。

　　“双百”方针提出之际，党内相当一批干部担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因此会受到影响甚至动摇。与此相反，社会上一些知识分子则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鼓励百家争鸣是有矛盾的。在他们看来，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都不可能包括全部的真理，若以一种学说作为指导思想，难免影响自由争鸣。因而，建议取消马列主义作指导的限制。《人民日报》1957年5月25日。针对上述疑虑，毛泽东着重从真理论的角度阐述了实行“双百”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指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页。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是愈辩愈明的。“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么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232页。在毛泽东看来，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才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当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非意味着用马克思主义取代一切文化成果，或者非马克思主义便不能存在。例如，唯心主义作为一家，也有争鸣权、发言权。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明确讲到，在人民内部，既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两者之间的辩论，也是自由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06页。至于具体的纯学术艺术争论，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提出放手让其争鸣。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或某个具体结论出发，用贴标签的方式甚至动辄扣政治帽子，进行武断裁决，只能戕害文化的发展繁荣。

　　认识和处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实行“双百”方针的关系，换个角度讲，也就是认识和处理主流价值观作品与非主流文化作品之间的关系。执政党自然希望文化作品能够反映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追求，当然，其表现形式和具体阐释可以多样化。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追求不同的文化作品，例如并不追求教育意义，仅仅是为了娱乐和表达个人感受、审美等等，也可以“放”和“鸣”。当然，前提是不违反宪法，或者说不直接构成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否定。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从几个具体问题出发，谈了自己的看法，表现出颇为宽容的心态。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源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被确定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一直为文艺领导机关所大力倡导和贯彻。对此，毛泽东言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能强制人家接受。那末，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怎么办呢？只好让它发行，只要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敌对情绪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页。“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间内，只要不是搞秘密小团体，可以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0页。1956年8月24日，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又谈到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应该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还是要多样化为好。”《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又如，文艺作品应主要写工农兵，但也要允许创作其他题材的作品。毛泽东说：“上海的作家，也可以写写申新九厂，写写那个资本家荣毅仁”；“也可以允许一部分人就写他自己的身边琐事，他又不去跟工农兵打成一片，他又能写，你有什么办法呢？……但是我们还是要帮助他，影响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页。由上述谈话可以窥见毛泽东对文化多样化的宽容心态。当然，他还是希望反映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作品越多越好，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包括适当的批评和帮助，使还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尽快转变。所以，他对非主流文化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同时又不大甘心的心态。

　　自1956春至1957年春，毛泽东对“双百”方针除了理论上的阐释外，还十分关注来自“左”倾僵化思想的干扰，并进行严厉批评。

　　在当年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双百”方针的贯彻特别需要执政党各级干部的理解与支持。然而，相当一部分干部却疑虑甚至抵触。比较典型的是《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发表的陈其通等4人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对“双百”方针提出后文艺界的初步活跃状况作出忧心忡忡的判断。陈其通等人都是党的文艺干部，他们的意见又发表在党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上，自然会产生很大影响。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及其前后，毛泽东多次对这篇文章提出批评，认为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253页。

　　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对陈其通等人的批评意见，却被一些干部有意地歪曲成表扬意见，方法是只传达毛泽东对陈其通等人忠诚于党的文艺事业的肯定，而截去了本来是主要内容的批评。这一现象说明，陈其通等人的看法在一些干部中有共鸣，他们想说的话由陈其通等人说出来了。从毛泽东对陈其通等人文章的批评频率之高和用词之严厉来看，从毛泽东由此引发的对《人民日报》及地方党报有关“双百”方针的宣传不及时和力度不够的批评来看，党内干部对这一方针的理解和贯彻确实与毛泽东的期盼有距离。在1957年春的许多讲话和谈话中，毛泽东屡次提到党内尤其是各级干部对“双百方针”的不理解和疑虑问题。他认为：陈其通4人的文章，老干部十之八九是同情的；专员以上干部约1万多人，其中是否有1千人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都很难说，其中十分之九都还是不赞成；有一些同志心里总有那么一点不舒服，“百花齐放”，那么多花，恐怕有不好的东西出来了怎么得了啊！“百家争鸣”，咱们共产党只算一“家”，99家包围我们，怎么得了啊！总之，是有比较了解这个问题的，有了解一些但是又不很多的，还有怀疑的，不赞成的。对于“双百方针”，我们还需要在党内做许多宣传解释工作。《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250页；《在天津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7日）；《在上海党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等。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指出：“到现在为止，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才不厌其烦地在其讲话和谈话中强调：“双百”方针是一项长期性的基本方针；我们目前不是“放”的过多，而是“放”的不够，以促使广大干部尤其是做文化宣传工作的干部打消疑虑，放手贯彻“双百”方针。

　　出于加快贯彻新方针的目的，毛泽东对干部中存在的阻力情况，可能有夸大的成分，有矫枉过正的考虑，但阻力无疑是存在的。本来，一种新方针新政策的提出，在其最初阶段存在不理解甚至不赞成的现象是正常的。伴随着对新方针的宣传和实施，理解和拥护的人会越来越多。遗憾的是1957年夏天开始的“反右派”斗争打断了这一进程。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失误，由于毛泽东不断强调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由于倡导“双百”方针最力的毛泽东在此问题上的认识实际上是后退了，于是，原本就对该方针不理解或不完全理解甚至持怀疑态度的干部便很容易转到“左”的文化立场上来，导致“双百”方针受挫。

　　不管怎样，毛泽东提出和阐述的“双百”方针，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是留给后人的重要思想遗产，也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遵循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