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其中尤以毛泽东的贡献最为突出。本文主要就毛泽东在理论准备方面的贡献作一阐述，以期对正确认识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有所裨益。

　　一、毛泽东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这集中体现为党的实事求是路线，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之中毛泽东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集中体现为坚持实事求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毛泽东确立的，并得以延续和传承，它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全过程，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各个基本方面，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之中。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确立的决定性因素。邓小平说过：“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他还指出：“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思想路线的决定性意义，就在于它关系到是否能做到一切实际出发，是否能做到尊重客观规律，是否能做到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因而它是制定和贯彻政治路线的根本前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起点，而奠定这一历史起点的根本前提，正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多时间里，“两个凡是”曾一度盛行，是邓小平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大力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打破教条主义束缚，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使党的思想路线回归到实事求是的基点上来，从而才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局面的开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这一伟大历史转折，邓小平功不可没，而从党的思想路线的奠基者来说，毛泽东则为第一人。邓小平在思想路线问题上给予毛泽东高度评价，指出：“我们提倡的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提倡实事求是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决不能忽视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伟大功绩。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279页。这既是科学的评价，又是坚定的态度。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逐步全面展开时，邓小平这样说过：“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刚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开始由农村向城市推进，而此前的6年即1978年至1984年，农村改革则先声夺人，取得了明显成就。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农村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了长期被压抑的农村生产力，迅速扭转了农业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使农业生产连年丰收，1984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从1978年的319公斤增加到400公斤，达到世界人均水平。当中国代表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成立40周年大会上宣布这一消息时，世界为之震惊。邵维正、范继超主编：《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当然，这种成功还只是当时阶段性、领域性的小成功，却已映射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而引领这条道路走向成功的根本因素，就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从那时起到现在，改革开放又过去了近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功已今非昔比，我国经济总量现已位居世界第二，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开创到成功推向21世纪，又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起点上成功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物换星移，沧桑巨变，邓小平当年揭示的那条深刻的道理却没有变，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永远是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指南。

　　毛泽东奠基和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他为党在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的最重要的理论准备。虽然毛泽东在晚年的一段时间背离了这条思想路线，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准备的历史性贡献。对此，邓小平早就指出：“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说，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他在领导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这就告诉我们，看问题要有一种主流观，要看基本面，不能因为有一段时间背离就否定其本身。这里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确立的。这是一种历史的定格，是不可能变的，已经成为党和人民的共识，不会因为毛泽东后来有所背离而改变这种确立的事实，而且一经确立即已成为党的思想理论财富和优良传统，是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必须传承和贯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所提供的理论准备实质上是党的理论准备。二是毛泽东在领导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这里说的大部分时间，既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包括社会主义时期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也是坚持或部分坚持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即使在1957年以后“左”的思想逐步抬头，毛泽东在某些时间段上也还是倡导实事求是的，比如从1958年冬到1959年7月，他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错误，多次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并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这尽管不彻底，但对纠正错误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对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应当具体分析，评价应当实事求是。

　　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而曲折的探索，形成了一些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十分重要的认识，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奠基者和开创者。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逐步形成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认识，具有长远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面临的和必须予以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而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毛泽东还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存在基本矛盾，但不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而正是这些矛盾及其不断得到解决才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创新和发展，是对党的八大关于中国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正确论断的深化，为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邓小平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后来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182页。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奠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基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依据，从根本上说，正是源于毛泽东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

　　实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由之路。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纠正经济工作“左”的错误中，毛泽东针对党内有些同志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左”的主张，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强调，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需要有一个商品生产的阶段，认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页。毛泽东赞成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关于发展商品生产的观点，同时认为斯大林关于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不妥，指出一部分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如国家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毛泽东还强调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指出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不失有重要指导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破冰之旅始于邓小平，而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相联系这一重要论断的理论基点，则可溯源到毛泽东关于商品生产可以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的观点。

　　走中国工业化道路，这是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关系认识和处理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命题。毛泽东指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1页。这条道路体现了毛泽东发展中国经济的一个战略思路，即经济建设必须以重工业为中心，但同时必须注意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指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而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这一思想后来形成农、轻、重为序的战略思路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反映了党和毛泽东从国情出发，努力开创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化工业化道路。今天，我们党提出中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是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历史延伸和思想拓展，虽然有其新的时代内涵，但在从中国实际出发，正确处理产业关系、注重协调发展方面，与毛泽东的中国工业道路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党和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重要认识当然不止于上述三方面。200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委和候补中委学习贯彻十八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以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问题》为主标志，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认识。”他对此概括了八个方面，除上述三方面外还提出：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建设现代化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国防；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特殊化；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这些重要认识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准备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这些重要认识成果所提供的理论准备，有些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可以直接运用的。比如，前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再如，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性质不同的社会矛盾，正确对待和处理少数人闹事问题，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等，都具有长久指导意义；又如，关于坚持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共同发展，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搞好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思想，体现了党建国初期的科学发展思想，对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启示作用。有些认识成果虽然有局限性，不完全适用于今天，但其合理的思想内核仍然具有理论价值。比如，前述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应主要从中国实际出发选择发展道路的层面上去理解其价值所在，而不是在其内涵与今天新型工业化道路内涵的比对上。对毛泽东所提供的理论准备的评价，任意拔高或随意贬低都是不对的，而应当实事求是，特别是要防止因为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走了弯路，就认为这一时期他的整个思想认识都价值不大，甚至用改革开放后的认识否定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正确认识的片面观点。

　　三、毛泽东高度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由此形成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一些理论概括，这无论从认识论还是方法论来看对今天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毛泽东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一种风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发扬他的一贯风格，重视经验总结，并由此形成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一些理论概括。

　　要走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毛泽东在总结经验中形成的一个最主要的规律性概括，它集中体现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这篇讲话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总结了中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以苏联经验为借鉴，主要是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就苏联内部逐步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做了深入思考。毛泽东指出：“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页。毛泽东在以苏为鉴中形成的重要思想，就是他后来说的“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页。在以苏为鉴的同时，毛泽东还总结了中国自己的经验。当时，新中国成立仅六七年时间，但也有了一些自己初步的经验，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是有别于苏联的，形成自己的特色。在经济建设方面，也并非完全照搬苏联的。比如，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我们处理得就比较好，积累率1952年为214%，1953年为231%，1954年为255%，1955年为229%，1956年为244%，赵德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4页。比较好地处理了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人民群众比较满意。这些好的做法被吸收到《论十大关系》中，反映了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这些认识虽然是初步的，重要的是迈出了走自己建设道路的第一步。

　　要学习驾驭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毛泽东重视总结经验，一个主要考虑就是要学习驾驭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1960年6月14~18日于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着重谈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他指出，我们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要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争取主动权，而主动权则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而这种认识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毛泽东在这里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阐述了如何认识规律的问题，告诉我们这种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这种认识过程就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过程。他深刻指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这是一个既有理论高度又具战略视野的科学论断，后来被毛泽东本人多次提及，对今天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初步回答了为什么要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是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要始终注意解决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要正确对待探索中的挫折和失败。在毛泽东的语汇中，经验一词不只是正确的、成功的，也包括错误的、失败的。他说：“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因此，毛泽东总结经验，不只是总结正确、成功的方面，也总结错误、失败的方面，甚至后者的总结要更加深刻，我们从他总结经验中获得的真理性认识有不少就是来自于后者。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遇到过不少挫折甚至失败，但它能够坦然面对，探索精神依然。例如，在1961年8月23日召开的中央和各大区负责人会议上，毛泽东反思教训时说：“现在遭到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碰得还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者嫁者也’。”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0页。毛泽东这里说的错误和失败，显然是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欲速而不达，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人民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但毛泽东认为，不能因此而止步不前，需要有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勇气，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继续探索。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错误和失败的正确态度，反映了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开始深入思考。虽然囿于历史的局限，毛泽东没有最终搞清楚这个问题，但他的探索精神和实践路径无疑是值得后人学习和践行的。

　　从毛泽东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凯歌行进、如日中天，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共和国奠基人的历史性贡献。毛泽东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提供的理论准备，是这种历史性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镌刻在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