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就毛泽东个人而言，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三篇文章，一脉相承，构成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独创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理论准备”。

　　一、《论十大关系》：“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一）目标：解放思想，摆脱束缚，走“适合中国的路”

　　毛泽东在1960年的《十年总结》中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客观上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重要契机。《论十大关系》全文贯穿了以苏联为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思想。正如毛泽东所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1页。

　　一是关于生产力方面，涉及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在重、轻、农的关系上，鉴于苏东经济发展的教训，同时也为改变我国重工业投资挤占轻工业、农业投资的情况，《论十大关系》提出要适当地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时增加发展重工业的资金积累和原料供应。这就把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延伸为工农业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指出它们是“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关系”。这一思想随后演化为按农、轻、重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明确了在经济发展中“一要重工业、二要人民”的正确指导思想。二是关于生产关系方面，涉及改进经济体制。《论十大关系》提出下放权力，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管理权限的关系。这实际上提出了对我国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认为要重视农民的利益，“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都没有”。据此，1956年5月至8月，国务院拟出了一个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初步方案。在党的八大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在讲话中都阐述了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性，尤其是其间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的思想，针对性强，具有前瞻性眼光。三是关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涉及处理政治生活中一些矛盾的基本原则。关于汉族与少数民族，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伤害了少数民族的积极性和情感，毛泽东指出要以此为戒，提出主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注意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以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关于党和非党，在苏联，除了苏共外，其他党派都不存在，不利于各种政治力量发挥作用和对共产党的监督，毛泽东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则，涉及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制度安排。可以清楚地看到，《论十大关系》一文中的论述已经孕育了其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社会政治生活主题的重要思想。

　　1984年，邓小平说：“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在薄一波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薄一波：《在学习“邓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4年12月23日。毫无疑问，《论十大关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起点。

　　（二）方法：立足国情，统筹兼顾，坚持“两条腿走路”

　　《论十大关系》是新中国成立七年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十大关系，实质上是其时中国社会的十大问题。毛泽东解决这十大矛盾，立足国情，着眼发展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统筹兼顾而又突出重点，反映了毛泽东辩证法的方法论特点。《论十大关系》遵循“兼顾”原则，实行“两条腿走路”、“同时并举”的方针，寻求矛盾双方最适合发展的平衡点，使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从而化解消极因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例如，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提出“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强调：“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论十大关系》在方法论上是成功的，影响是深远的。1995年9月28日，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即著名的十二大关系。十二大关系的提出，是对改革以来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继承与发展。张新华：《〈论十大关系〉的文本解读及与同时代领袖群体相关文献的比较研究》，《探索》2006年第5期。

　　（三）环境：调动积极因素，化解消极因素，营造“社会主义积极性”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于探寻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更具有至关紧要的意义。早在1955年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积极性”《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页。的概念。在不久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报告》中，就特别批评了“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他说“我国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长时期内还需要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同时也需要同其他国家发展和扩大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而且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6页。《论十大关系》针对影响全局的十个方面的大问题，强调“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1页。十大关系的妥善解决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奠定了重要基础。后来，邓小平以政治家的敏锐目光和洞察力，继承和发展了“兼顾”思想，提出了关于“两手抓”的系列思想，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展开。

　　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一）主题：认清矛盾，分清主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一次完整地创立了社会主义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新理论，并明确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文章明确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认识和处理各种矛盾要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着眼点和出发点。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意义，薄一波有精到的分析：“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97页。；“第二，在社会主义革命史上第一次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98页。“第三，正确地提出和论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99页。其方法论的意义在于：一是正视矛盾而不回避矛盾。关注矛盾、研究矛盾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区分矛盾、解决矛盾是毛泽东社会革命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突出之点。二是提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原则和一系列具体方式方法。毛泽东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22页。作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下篇的《结束语》，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上，明确指出“批评政府不犯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61页。这就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根据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其时彭真针对政府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现象，提出要在人民代表大会的“鞭策、监督下，克服旧官僚主义作风的残余，防止新官僚主义作风的滋长”。《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4页。三是关注人民内部矛盾背后的物质利益原则。毛泽东在论述合作社的矛盾时指出，“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34页。尽管其后出现过偏离经济利益而从政治、思想层面观察和解决问题的倾向，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物质利益问题的提及值得重视。这些观点，既是十大关系中关于是与非等思想的延伸，同时也是其重要的补充、完善与发展，呈现出系统化、理论化、全面性、政策性的特点。

　　（二）理念：开放包容，互相监督，团结人民共建社会主义事业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的基础上，以一种开放包容的胸襟和相互监督的坦诚，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尤其是日益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人民内部矛盾，以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在经济生活领域，强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在政治生活领域，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意识形态领域，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而构筑起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例如，《论十大关系》明确提出：“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一步强调：“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49页。毛泽东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下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促成了新的理论深化。邓小平从“我们党是执政的党”这个角度进而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页。应该说这是对“互相监督”比较深刻的认识。由此，邓小平提出了来自三个方面的监督：党的监督、群众的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这对“互相监督”的方针来说是一种细化和落实。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三篇文章，即《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1951年9月29）、《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年1月14日）、《论知识分子问题》（1962年3月3日），代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当时的最高认识水平。周恩来强调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党外知识分子，要在信任、支持的前提下，“应该让他们有职有权，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应该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应该提倡和发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学术讨论，应该使他们的创造和发明，能够得到试验和推广的机会”。《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页。同样，李维汉也认为，要“使能够参加政协经常工作的民主人士真正有事可做，有做事的条件，并获得必要的帮助”。《李维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3页。这些思路和建议是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具体落实。经过几代领导集体的不懈努力，形成了民主化、制度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成为我国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这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民主的不懈探索是分不开的，尤其离不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奠定的坚实的理论基础。张新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相关文本分析》，《探索》2007年第4期。

　　（三）目标状态：统一意志，生动活泼，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1957年，毛泽东提出要努力构建“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页。的政治局面。秉承这一理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人民民主这一根本方式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与方法。

　　文章首先从理论的层面，渐次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然后分别论述了涉及人民内部矛盾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具体如下：

　　经济生活领域：农业合作化；工商业者；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节约；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政治生活领域：肃反；少数民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意识形态领域：知识分子；百花齐放、互相监督。

　　社会生活领域：少数人闹事。

　　上述十个方面，毛泽东论述比较多的依然还是政治生活、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即使经济生活领域中的五个问题，也多从政治和思想方面着手进行分析。例如对合作化侧重于合作社的评价、巩固和对农民生活的争论；对工商业者侧重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及其改造问题。所以毛泽东自己也说：“关于经济问题今天不准备多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57页。。对此，胡乔木有如下评论：“人民内部矛盾确实存在，大量存在，无论我们处理了或没有处理，处理得对，或处理得不对。本来主要是经济矛盾（说社会矛盾，包括经济），发展到政治矛盾，以经济为主的社会政治矛盾。多年来，一方面，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另一方面，对大量社会政治矛盾没有处理好。最明显的是干群关系，花的力气很大，收效甚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61页。联系文章发表前后日渐突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失误，有论者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确“是时代的产物，它达到了产生它的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峰，又带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它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却又未能把其中的一些光辉思想贯彻到底；它为我们提供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基础，但也留下了可以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发生、发展的罅漏”郑谦：《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两类矛盾光辉思想的提出、变化及历史局限》，《毛泽东重要著作和思想和形成始末》，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三、《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认真实行民主集中

　　（一）方法：程序规范，范围广泛，先民主后集中

　　1962年1~2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充分注重民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民主更加大胆的尝试。会议打破常规，数千名代表来自全国各地，其中多数来自基层，从这一层面来说，使广大基层干部对国家政治生活有了实质性的参与，真正行使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毛泽东把这种方法称作“民主集中制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即“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5、816页。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中延续了他在之前《十年总结》一文中的基本思路，如强调调查研究、对规律的认识等，其深化或者说对过去经验教训总结的深刻之处在于，将其归结为和重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认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因为，这种“让人家讲”甚至是“骂自己的话”，从一个方面讲，也就是党和毛泽东一直坚持和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在毛泽东看来，“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毛泽东对“充分的民主生活”与“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重要性的强调，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组织原则，也是对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中过分集中的一种尖锐批评。强调民主集中制，表明对历史的总结向更具有操作性的体制和制度层面转变，这是治党治国理念的一大转变。参见张新华：《党内民主：历史经验正确总结的基本前提——以“七千人大会”的文本为例》，《重庆行政》2010年8月号。毛泽东不无针对性地指出，“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

　　（二）中心环节：领导带头，下级主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党内发扬民主就要充分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这方面，七千人大会总体上堪称典范。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在会上主动做了自我批评，对发扬党内民主、集贤聚智、畅所欲言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和定心作用。对于许多地方在1961年6月中央北京工作会议后没有按毛泽东的要求传达他关于自己缺点错误的检讨，他在大会讲话中明确指出：“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2页。毛泽东坦言：“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页。

　　在注重领导人的自我批评时，也必须“支持和保护自下而上的批评，即实行允许下级可以批评上级，上级虚心听取意见和批评的政策”。《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2页。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自省方式相结合，既有理论的高度，也有实际第一手的调查，相得益彰。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在党内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民主集中，在实际做决策时，需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和落实。所以，周恩来在这次大会福建组的讲话中提倡在全党都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实事求是”。《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9~350页。

　　（三）制度保障：尊重权利，党内民主，制度为先

　　毛泽东指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8页。七千人大会鼓励、支持与会者畅所欲言地开展批评、提意见，从一定角度来说，这种对党员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是一种积极民主的表现。大会总体上能够正确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及时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以来的工作失误，可以说得力于党内民主的发挥。当然，也由于党内民主的不充分，尤其是民主的程序化、制度化的缺失，使得这次会议的总结还更多地局限于具体工作的纠偏，在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的根本性认识和指导思想没有得到实质性转变的情况下，随后的批判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乃至“四清”、“文革”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因此，在尊重权利、发扬党内民主的前提下，顶层设计、制度安排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总括全篇，三篇文章所涉及的探寻“适合中国的路”的思想路线和统筹兼顾的思想方法，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政策设计，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安排等等，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制度创新的思想先导和重要基础，是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