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展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这就决定了唯物史观是指引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的指针。
毛泽东一生都孜孜不倦地研读历史，他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思考、运筹革命和社会改造大计的时候，将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和分析社会、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指导思想，得出了许多卓越的独特见解，对中国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唯物史观是毛泽东历史认识的基石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抱有坚定的信念。他认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坚信人类历史发展的前途是共产主义。
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前的1921年，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一封信中，就非常明确地认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这被视为毛泽东正式确立唯物史观的标志。1926年5月，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毛泽东将唯物史观比喻为马克思造出的一个“锄头”，要用这把“锄头”发掘中国历史文化丰富的内涵。1948年11月，毛泽东阅读了吴晗撰写的《朱元璋传》后，写信给吴晗：“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张贻玖：《毛泽东读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1949年9月，毛泽东为抨击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的一系列错误的言论，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旗帜鲜明地宣告：“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表谈话，进一步向全党提出：“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4页。。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观，并号召人们将其应用于历史研究和历史学习之中。
毛泽东的唯物史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阶级斗争史观
毛泽东从接受唯物史观开始，就接受了阶级斗争的观点。他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页。从此，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实际中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社会现象，看出了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中一系列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存在的现象，由此提出并制定了一系列推进中国革命的重大原则和方略。毛泽东运用阶级斗争史观分析问题的最精彩之笔是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和现状作了分析。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写道：经历了3000年左右的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手工业，一方面又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帝国主义者的入侵，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使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正是在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和现状作出上述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正确地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这是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和现状，解决中国革命中的根本问题的一个光辉范例。
毛泽东强调在研究历史时，必须以阶级分析的方法为主要武器，通过对人们经济地位的考察来区分社会阶级的分野并认识他们的政治态度。他从现实的革命斗争形势出发，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阶段的任务和特点对各个阶级进行了分析，将封建时代的人们划分为农民和地主两大阶级，这就十分有利于确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些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是读不到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最为明显的体现。而且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在中国史学界也确立了这一方法论。
（二）人民史观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向有“三千年史乘”之美谈，数千年中优秀史家代有人出，然而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生产和科学发展的制约，所以以往的历史记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偏见甚至歪曲。封建统治者的“正史”多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而社会的主体——人民群众则被排除在外。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大多被污蔑为“贼、匪、寇、盗”。
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是毛泽东的历史观的根本着眼点。张海鹏：《试论毛泽东的历史观》，http：//myycasscn/file/2003122611321html。毛泽东在他的史学研究中，贯彻了唯物主义路线，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矛盾、性质的分析以及解决中国革命的任务、目标、对象、动力等一系列问题所提出的论断，都闪耀着唯物史观的光辉。他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道，恢复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人民日报》1967年5月2日。这一历史本来面目。他反复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并进一步指出要“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把人民群众正确地看作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就是承认群众是认识活动的主体。由此出发，毛泽东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等等，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
（三）民族史观
毛泽东通过中华民族史的宏观研究，揭示了中国的历史也是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中华民族是一个刻苦耐劳、富有革命传统的民族，从而奠定了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深厚思想基础。
毛泽东在社会发展史与中华民族史的研究中，认清了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论证了马克思社会形态更替论的科学性，明确指出中国的历史也是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的道路：“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页。毛泽东还指出我们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的优点：“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将近四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623页。他对中国古代文明史的正确阐述，无疑是对民族虚无主义最好的批判，其深远意义还在于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与激励。通过对祖国历史的研究，毛泽东不仅自己确立起民族自信心，而且不断向人们宣传，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毛泽东的这种民族自豪感，不是盲目的陶醉，而是建立在对民族发展史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坚强信心。他寄望于未来，着眼于当前，十分冷静地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毛泽东的坚定信念来自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对中华民族的正确认识有利于提高民族自信心。
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发展
毛泽东虽然一生没有写过大部头的史学专著,但是他终身酷爱史学,是一位历史知识渊博、历史见识卓越的理论家，他具有深厚的史学素养，以至于在平时的讲话、诗文、闲谈中对历史人物、成语、典故、传说等的引用可以说是信手拈来，而恰到好处。毛泽东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对我国的史学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关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什么？这是每个学习历史的人必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每个史学工作者必须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毛泽东在1956年8月24日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1964年9月27日，他在一份批示中更明确地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毛泽东对史学目的的这一高度概括，表达了史学的价值取向。概括地说，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历史经验变为现实财富，史学最大的社会价值就体现在这里。
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历史的连续性、继承性构成了各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联系，历史研究者要用发展的观点考查历史，不能割断历史；二是认为历史研究者应当把研究对象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来考察，三是强调历史发展都是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要用全面的、联系的观点来考察历史，研究历史要有宽广的视野，要放到国内外大背景下进行，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这种历史观对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关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列宁曾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总结为：“即把历史当作一个十分复杂的矛盾、但毕竟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毛泽东则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一再教育全党，要继续保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不仅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系统论述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著作，而且在许多讲话和文件中都强调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方法论的根本点，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方法论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在与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在反对“左”的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反复强调要学习和了解中国的社会实际和历史实际。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又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这就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上，从指导革命斗争的高度上，强调了尊重历史、学习历史、正确地对待历史的重要性。正是在毛泽东的批评和提议之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工作才有了明显的开展，而且出现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毛泽东在历史研究中采用了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毛泽东指出，应摒弃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由部门到综合的科学方法。他主张“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9页。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议：“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分析和综合是辩证思维的一个基本方法。毛泽东提倡在分门别类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是对中国古往今来一切历史研究方法的继承、发展和超越。
（三）十分重视史学对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高度重视历史具有的启示意义和借鉴意义。这是因为：第一，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毛泽东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人类是带着历史的烙印走入现实社会的，又将带着现实的烙印走向未来。毛泽东在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内在联系的把握上，一再强调“不能割断历史”。割断历史，就不可能了解现实社会的来龙去脉；而只要学习历史，就可以扩大我们的思维空间，可以对现实社会产生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使我们的行为更符合实际，更有成效。所以，毛泽东说，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第二，历史是一座智慧宝库，它蕴藏着人类几千年的生产实践、管理实践以及政治、军事实践积累下来的极丰富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堪称继承历史遗产的典范。在战争年代，他经常引用古代的战例来说明军事问题，如以“围魏救赵”的故事说明在抗日游击战中在根据地外围钳制敌人的必要性，以鲁齐长勺之战说明敌疲我打的方针，以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说明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后发制人的意义。易孟醇：《毛泽东的历史观论纲》，《光明日报》2003年12月9日。第三，历史是励己育人的教材。1967年，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向人推荐《战国策》中《触龙说赵太后》这篇文章，并说“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张贻玖：《毛泽东读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毛泽东正是从阅读史书中注意吸收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指导革命运动的借鉴。
（四）如何借鉴历史文化遗产
毛泽东另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和历史贡献，就是科学地辩证地对待和处理历史文化遗产的问题。怎样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或者说怎样对待传统文化，这是自清末“西学东渐”以来，特别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理论界和学术文化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长期辩难，争论不休，各执一说，莫衷一是。对传统文化，即“中学”和“旧学”自幼有过深厚修养，对“西学”和“新学”也多方涉猎，而又受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洗礼，成为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最杰出领导者的毛泽东，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上，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个重大问题上，以他的高瞻远瞩和真知灼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阐明了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
自“五四”以来，在我国历史科学战线上，关于如何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问题，存在着盲目崇古和对古代文化完全否定两种错误倾向。针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尊重历史，绝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页。1960年12月毛泽东在对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这种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就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族性的精华”，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认识到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页。又说：“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4页。但这种吸收“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页。，应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毛泽东在对待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财富的态度上，采取了“大量吸收”的博大胸怀，他是站在全人类文明的历史高度，来看待世界历史上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世界的优秀成果。他理直气壮地要求中国人吸收、继承、发展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
毛泽东在史学研究与革命实践中，坚持与发展了唯物史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历史科学的贡献。毛泽东反复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他善于把中国当今社会放在历史长河中进行观察，从历史中得到启迪，从发展中探索规律，把握机遇，指导实践，使古老的历史与时代精神相沟通，与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新的历史创造的实践相联结。
三、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丰富与发展及其对新中国历史学的指导，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一）编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读书籍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页。为了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49年2月，毛泽东亲自编审了一套干部必读数目，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12种书目。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80页。这套书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读书籍，对于广大史学工作者“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大有裨益。
（二）“双百方针”的提出与史学界“五朵金花”的争鸣
古史分期问题是郭沫若、范文澜等史学家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探讨中国历史的重要问题。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学界就出现了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西周奴隶社会说和以吕振羽、翦伯赞为代表的自周封建论的分歧。50年代初，古史分期问题重新开始争论，郭沫若和范文澜的分歧和争鸣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注意，1953年，中宣部历史问题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时，毛泽东就指示要“百家争鸣”，因此史学界贯彻和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远远早于其他部门。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上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279页。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历史学界围绕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史学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争鸣，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我国史学界围绕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全面发展，从而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
（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这场运动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指导下展开的，对史学界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正如杨荣国所说：“就我们历史工作者来说……通过一系列的运动与学习，大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立场、观点和方法都初步地改变过来，初步的以工人阶级的立场、唯物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来讲授和撰著历史了。”杨荣国：《史学工作者的进步》，《历史教学》1952年第10期。原来从事实证研究的一些史学家开始认真的检查和反思自己多年习惯的考据研究方法。如陈垣、吕思勉、吴晗等史学家都接受毛泽东的建议，进一步学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张剑平：《新中国史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1955年全面开展的对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一场对广大知识分子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运动。中国科学院和全国高等院校的绝大多数史学家都参加了这场运动，使得广大史学家的思想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些运动存在着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但从总体上看，这些运动对广大知识分子清除旧的思想的影响、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产生了积极作用，一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些运动中逐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研究历史的方法，这就使新中国的历史研究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四）指导《中国通史简编》的写作
在毛泽东故居的书房中有一套《中国通史简编》，书中留下了他读过后所作的各种读书标记。这本书的作者是范文澜，全国解放以后，范文澜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写出了许多有影响的著作。范文澜走上通史研究的道路，毛泽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39年，范文澜到延安后，组织上交给他编写一本十几万字的中国通史的任务，作为干部学习文化之用。从此，编撰一部符合新时代的要求、具有科学性内容的中国通史便成为范文澜长期致力的目标。当时正值抗击日寇侵略的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和指挥这场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战争，而能将各级干部学习中国历史与如此紧迫的民族解放战争相联系，并且提到日程上来，则显然是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毛泽东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和他所撰写的重要文章中，一再突出地论述学习历史、了解中国国情是指导当前伟大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培养爱国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一精辟的思想。陈其泰：《范文澜与毛泽东：学术的关联和风格的共鸣》，《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工作始终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支持和关怀。当范文澜就这部书的写法请示毛泽东时，毛泽东曾答复他：用“夹叙夹议”的写作方法比较好。后来这部书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写的。张贻玖：《毛泽东读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范文澜作为我国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在30年治学中，以研治中国历史作为毕生的学术取向，特别是把近代史研究作为治学的一个重点，确立以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为毕生治史的指导思想，倡导和模范地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都是受到了毛泽东的巨大影响。陈其泰：《范文澜与毛泽东：学术的关联和风格的共鸣》，《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毛泽东的关注下，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积极开展研究，中国通史的编修出现了一个繁荣的局面，如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郭沫若的《中国史稿》、范文澜主编的十卷本《中国通史》等等。这些著作把考古成果与历史文献紧密结合，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
综上所述，毛泽东一生酷爱史学且历史知识渊博，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对历史学理论有着深刻的理解，并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得出了许多科学论断。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我国的史学工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并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我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在史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成为中国史坛的主流。毛泽东对史学理论的阐述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为我们提供了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的范例，对我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