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在这个值得历史记忆的年份里，中国人民自然要缅怀这位伟人的历史贡献。自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随着历史的沉淀和实践的检验，党内外、国内外对毛泽东的评价愈来愈客观、公允、科学、正确。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评价，又有新论断。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回顾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时强调：“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中共十八大重申了这个新论断，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也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本文以中共十七大以来对毛泽东的评价为主线，坚持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用毛泽东卓越的历史贡献，诠注他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承毛泽东这份宝贵遗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篇：关于政治前提

　　诠注这个命题，要先从何谓“政治”入手。在这个命题中，政治是关键，“前提”附属于政治。厘清了政治，“政治前提”就迎刃而解了。一言以蔽之，政治前提就是政治发展变化的先决条件。

　　关于政治，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归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界对“政治”内涵的界定有四种意见。一、政治是各阶级为维护和发展本阶级利益，处理本阶级内部关系以及同其他阶级、民族、国家的关系采取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二、政治是一定阶级或集团为实现其经济要求，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活动，以及实行的对内对外的全部政策和策略；三、政治是由政府推行、涉及各生活领域的、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占主要地位的活动；四、政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集中表现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和使用等。《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8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页。由于笔者的看法与第二种意见不谋而合，文中论述政治内涵便以此为据。

　　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的主要诉求，一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两者相辅相成，前者用革命手段为后者扫除障碍，后者在前者奠定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设。毛泽东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和残酷剥削之下。时代赋予中国人民的重任，就是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各阶级先后提出过不同的救国主张和方案，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和行动，含辛茹苦地探索中国出路，特别向往西方的资本主义。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向中外反动势力打响第一枪，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地主阶级洋务派立足于维护封建统治根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求强”、“求富”主张；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封建皇帝为靠山，力图革除积弊、变法维新；资产阶级革命派以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为行动纲领，组织政党，发动革命，谋取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如此等等，结果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原因在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9页。

　　在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破灭的关键时刻，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的先进分子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他们学会“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中国的出路。此后，中国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领导中国改换方向的共产党的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并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开展“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处于幼年时期的共产党，由于在后期放弃了革命领导权和武装力量领导权，致使大革命惨遭失败。

　　理论来源实践，又指导实践。毛泽东吸取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教训，总结十年土地革命经验，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进一步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即“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651页。在此基础上，开辟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纲领和政策；创建了忠诚党的领导、忠诚人民解放事业的新型军队，发展了团结全国绝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归功于毛泽东。如邓小平所说：“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又领导中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适时地提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页。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中国实际出发，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与和平赎买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这是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的独特创造。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剥夺者进行剥夺即消灭私有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但通过什么方式达到这个目的，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马克思、恩格斯曾考虑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由于时代的限制未能将设想变成现实。列宁力图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剧烈反抗，也未能成为现实。毛泽东立足中国实际，成功地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设想变成了现实。他科学地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点，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如何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呢？”第一步是变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是变国家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通过具有中国特点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同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把剥削者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和管理者，既消灭了剥削制度，又消灭了剥削阶级，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实现了深刻的社会变革。邓小平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在毛泽东的领导者下，由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从深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享有充分主权、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国家，从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独立统一的国家，从人民久受压迫欺凌的国家变成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国家。所有这些，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这些，中国就失掉了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备条件，中国就没有今天。反过来说，中国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

　　下篇：关于制度基础

　　何谓“制度”？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阐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劣时强调：“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社会制度变了，这个国家走的方向就要随着改变。”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清样本，第775页。倘若把如上论述加以简化，制度就是方向。何谓“基础”？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基础是事物变化的根本。把制度和基础联系起来解释，“制度基础”就是一个国家“走的方向”，就是立国之本、执政之基。毛泽东为当代中国奠定的制度基础是什么呢？其荦荦大者似有如下诸项：

　　关于国体。国体决定国家性质，规定社会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决定和支配其他政治制度。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每个时期，都把建立什么样政权摆在重要位置上。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主持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确认国体“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72~773页。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侵略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毛泽东又从国体的高度阐释抗日民主政权“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677页。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即将建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主资产阶级，以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国家。《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2页。随后又将国体准确地概括为“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9页。，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弃置不用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3页。

　　毛泽东关于国体的理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当代中国制定一切政治制度，具有定向和奠基的重要意义。

　　关于政体。政体是根本的政治制度，表明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由国体决定并为国体服务的。从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到抗日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参议会，再到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的“人民代表会议”，实行的都是与国体相适应的民主集中制。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谈到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依然强调政体是民主集中制。他说：“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页。于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有效治理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便成了根本的政治制度。

　　关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这项基本政治制度，就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始于抗日战争时期，成于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筹建新中国的过程。毛泽东是这一制度的创立者，高度重视调动其他政党的积极性。1948年5月1日，他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事宜亲笔致函李济深、沈钧儒：“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1957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还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毛泽东关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理论和实践，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充实，形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格局：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同共产党密切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这项基本政治制度，实质是国家结构形式，即实行单一制还是实行复合制（如联邦制、邦联制等）。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筹划下，第一个实行省级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是内蒙古（东部）自治区。1947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责成东北局转西满分局：“在大会宣言中应确定内蒙自治政府非独立政府，它承认内蒙民族自治区仍属中国版图，并愿为中国真正民主联合政府之一部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31页。新中国成立后，按照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提出“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的主张，实现了内蒙古东西部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为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单一制国家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树立了典范，确定和完善了国家结构形式。

　　关于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阐述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经济制度时明确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这一设想，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委托共产党起草的《共同纲领》所吸收。这个纲领规定：国家从各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重申了这一规定。

　　1953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以及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加快，多种所有制经济只剩下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形成了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格局。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由于在这一过程中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出现了某些没有意料到的问题。最值得反思的是，当公有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为了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可否保留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必要和有益的补充？毛泽东及时觉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最先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他的主张，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思考如何改进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开辟了广阔前景。

　　关于文化前进方向。根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在国家各项制度中，文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按照毛泽东关于“制度决定着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的论断，文化前进的方向就是文化制度。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文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其中，“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三贴近”原则，就是建设三个“面向”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制度保证。

　　这个制度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初露端倪，创始人还是毛泽东。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并号召革命的、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指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3、861、865~866页。这些主张，是针对文艺事业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也适用文化事业。当时处在战争年代，这个制度集中表现于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直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发展成“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关于“双百”方针，他先在1950年为戏曲改革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中提出了“百花齐放”，195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除了以上重大制度外，毛泽东还在这些制度的指导下，主持制定了与这些制度配套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为后来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全面的制度基础。

　　简短的余论

　　邓小平在1981年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指出：“我最早提出写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位的任务，是树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可不写。在这一点上站住了，决议才能拿出去。这是中心，是关键。”《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21页。“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时隔三十多年，重温邓小平这些精辟论断，愈加感到他独具慧眼，远见卓识；愈加感到毛泽东伟大崇高，毛泽东思想深邃丰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愈加感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