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民主统一战线政权到成立全国性的“联合政府”构想，是毛泽东多党合作、协商民主制度思想的萌芽和雏形毛泽东多党合作、协商民主制度思想产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其理论依据，是中国社会的性质、特点和阶级力量对比，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其实践基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权；二是在大后方联合中间党派共同开展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争取建立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

　　（一）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应该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

　　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权，是针对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的形势提出来的。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与工农民主专政性质的革命政权相比较，“三三制”政权的特点有二：一是从人员类别上扩大了政权的容纳性、包容性。对各抗日阶级、抗日政党、群众团体和个人，都实行联合。二是采取协商民主的施政方针。遇事必须要各方面协商，在协商中达成共识，并且共同遵守。“三三制”原则的提出，反映了毛泽东对政权建设，特别是对政治体制的革命性创新，既保证和改善了我们党对根据地政权的领导，同时又广泛地团结了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和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及开明绅士，无论对抗战还是建国，都具有深刻的意义。但这样一来，却增大了我们党领导和执政的难度。当时曾有人认为，“三三制”将无法保证我们党的领导。因为不能在数量上占多数，也不可以采取行政命令式的简单领导方法。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的保证，是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我们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他还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我们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在“三三制”原则的提出和贯彻之初，对全党的整风还没有进行，某些党员干部的头脑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意识还很严重。他们对于政权的“三三制”不愿坚决实行，把政权内部的党外人员看得无足轻重，不愿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对于民众团体仍采取包办态度。对此，不少参加根据地政权工作的党外人员有意见，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的发挥。为了改变这种局面，1941年至1942年间，毛泽东在报告、讲话和直接起草的党内指示和决定中，对广大党员干部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要求他们看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提高对“三三制”原则认识，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尊重和关心党外人员，不要以领导者自居。1941年3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改写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的决定（草案）》，毛泽东在发言中重申实行“三三制”的根本道理：国事是国家的公事，并非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的唯一任务，就在团结全体人民，奋不顾身地向前战斗，推翻民族敌人，为民族与人民谋利益，绝无任何私利可言。而共产党员自始至终都只是人民中的极少数，没有绝大多数人民了解我党主张，真心实意地愿与我党合作，我党主张便无从实现。《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页。他进而指出，在各抗日根据地内，政府系统、参议会系统及民众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均应实行“三三制”。对于一切忠诚抗日的人员，共产党员只有与他们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一切党员与一切党组织，要认真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向党外人员学习。已有或应有党外人员工作的部门中，党支部应团结党外人员，不得无根据地怀疑党外人员。党外人员一切善意的批评，不论采取任何方式，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党报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并可吸收参加编辑委员会。

　　制定“三三制”原则之初，毛泽东就强调说：“共产党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现在就应该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更重要的是，凡是要求党员干部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在与党外人员的合作共事中，毛泽东坚持把党的正确政策与良好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在政治原则和重大是非问题上不让步、不迁就，另一方面又尊重、体谅党外人士，遇事多方协商，思想不通就耐心说服和教育，从不自恃高明和强加于人。在毛泽东的真诚感召与鼓励下，参政的党外人员纷纷放下包袱，开动机器。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提出改进边区工作的议案数百个，其中第81号便是党外人士李鼎铭等11人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毛泽东对这个提案极为赞赏，说它既是解决当时各个抗日根据地物质困难的一剂良方，又是改进边区政府中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同年12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由于毛泽东的大力推动和率先垂范，在各抗日根据地的政府中，中共干部真正做到了团结、尊重、关怀党外民主人士，并与他们合作共事，使他们有职有权。这对广大党外人士和爱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二）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认为，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没有民主，抗日是不能胜利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139页。问题是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就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口号，并从国家形态的角度提出“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的构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257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进一步明确提出：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这就正式把民主政治问题提到了国人面前。第三党等中间党派也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改革国家机构，实行民主政治的要求。这样，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党等中间党派就以国民参政会为平台，两次联手掀起民主政治运动的高潮。

　　1939年9月，国民党操纵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通过《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认为发展中国民主政治的机会到了，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宪政问题的讨论和活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出于启发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觉悟、更广泛地发动广大群众、引导运动健康发展的考虑，先后于1939年10月和12月两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积极主动地参加和领导。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举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毛泽东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讲演。讲演批评国民党蒋介石所鼓吹的宪政的实质是不给人民以丝毫的民主自由，实质上仍然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提出新民主主义宪政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必须经过艰苦的斗争和更广泛地发动人民大众。这就破除了一些中间党派对国民党许诺实行宪政所抱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使他们对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第三党等中间党派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从而为双方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基础。

　　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决议案》，许诺“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无颁布之。”《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84页。民主政团同盟和各中间党派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纷纷举行宪政会和各种形式的宪政宣传活动，宪政运动很快就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起来。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很快认识到“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因此，“中央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这时，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在即，正是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的有利时机。毛泽东迅速指示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09页。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了这一主张，第二次宪政运动由此演变成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争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国民党蒋介石被牢牢置于被告席上。对此，毛泽东在1945年2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曾评价说：去年九月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九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联合政府仍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不过我们入了股，造成一种条件。《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76页。

　　二、从重庆谈判与民主党派精诚合作到1948年邀请各民主党派进入解放区筹建新中国，是毛泽东多党合作、协商民主制度思想的成功实践和创立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国内民主建国的氛围极为浓厚，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呼声日趋高涨。毛泽东抓住时机，积极推进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并在团结联合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斗争中，奠定了新中国多党合作、协商民主制度的政治格局的基础。

　　（一）重庆谈判期间加强与各民主党派的交流、合作，奠定新中国多党合作、协商民主制度政治格局的基础

　　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知，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重庆谈判，和蒋介石商量建国大计。当时此举确有一定风险，但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次能够接近国民党统治区广大民主人士的好机会，不应该放过。通过重庆谈判可以揭露蒋介石的和平欺骗，教育人民，争取中间势力。毛泽东说：中国社会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5页。为此，毛泽东一到重庆就反复强调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在和平建国中的地位作用。他说：“国内政治军事所存在的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他又指出：我国政令军令的统一必须建于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是，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这与蒋介石所采取的轻视、排挤、压制政策形成了鲜明对照。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多次会晤张澜、沈钧儒、黄炎培、许德珩、谭平山、陈铭枢、柳亚子、王昆仑、张申府等，与这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对促进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同盟的团结合作产生了巨大作用。张澜深受感动，主动提出建议：将两党已经谈拢的问题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将来不认账；如你们不便说，我可以采取给两党公开信的方式，把问题摊开来，好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与推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毛泽东赞同这个意见。张澜遂于9月18日在重庆《新民报》发表《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在毛泽东的积极争取下，重庆谈判后，民盟还与中共代表团就在政治协商会议上采取一致步骤达成协议，即双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彼此协商，互相配合，共同奋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民盟的合作进一步发展。在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悍然发动内战的时刻，民盟等民主党派的绝大多数人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声明不承认伪国大和伪宪法，积极参加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

　　（二）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创多党合作、协商民主制度的成功范例

　　随着国共两党军事较量的结束，建立新中国的任务提上了日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致电李济深、沈钧儒，建议这个会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发起召集，于当年秋季在东北解放区哈尔滨举行。《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为了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及时、安全地送到解放区，毛泽东亲自指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中共香港工委，要尽最大努力做好转移、接送工作。1949年1月，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主要领导人共55人，联名发表声明，郑重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协商民主制度中的领导地位的正式确定。

　　筹建新中国期间，毛泽东多次指示，一定要使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真正能参政议政，在国家政权组成上得到充分体现。1949年3月，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页。毛泽东的报告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制定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方针政策的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明确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各民主党派的政治纲领。这就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协商民主制度在法律上和实际上得到了确立。

　　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时，对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职务确定，毛泽东考虑得很周密。早在进北平的途中，毛泽东就指示周恩来，做出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并要各得其所和用大位置安置。毛泽东本人还亲自做张治中、傅作义等的思想工作，邀请他们参加新政协和担任中央政府的职务。他不无诙谐地对张治中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多党合作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据统计，1949年，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产党员2人，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2人；政务委员中，共产党员10人，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11人。这表明，各民主党派实际上以参政党的身份加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民主党派不重视，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对此，毛泽东指示中央统战部负责同志说：要向大家说清楚，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民主党派。认为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去不拔去都一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们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要团结他们，要给事做，尊重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手掌手背都是肉，不能有厚薄。对他们要平等，不能莲花出水有高低。《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中国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他还说：我们对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有“团结、抗战、进步”的口号，今天应该是“团结、建设、进步”。据此，党和政府积极吸收民主党派成员参加国家政权、协商国家的大政方针问题、推动他们参加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支持帮助他们健全发展组织。经过一系列学习实践活动，各民主党派成员又取得了新的进步，进一步发展为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政治力量。

　　三、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建立还是“几个党好”的中国政党体制格局，是毛泽东多党合作、协商民主制度思想的坚持和发展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协商民主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资产阶级已经消灭了，民主党派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它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处于什么地位，有什么作用？这是迫切需要我们党做出回答的两个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是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主要是借助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批评来克服缺点和错误。这对于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有益无害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147页。

　　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在工人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的科学概念，突破了苏联政党模式。按照斯大林的认识，几个党并存，只有在利益敌对而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社会才会出现，在苏联“没有几个党存在的基础……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8页。党的八大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明确要求全党：“必须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并且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在一切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武装部队中，共产党员都要必须建立起同党外人员合作共事的良好关系。”《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页。“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和确立，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团结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奠定了理论基础。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毛泽东酝酿已久的思想。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就指出：一切加入和坚持抗战与统一战线的任何党派，都有发展前途，我们都愿意与之建立长期合作，并给以尽可能的帮助。“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现长期合作。”在1941年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他又强调说：中国共产党还有很多毛病，需要经过加强党内教育和与党外人士进行民主合作来消除。1945年，在延安与黄炎培谈话时，他进一步提出了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思想。他说：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大部分时期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张治中、陈叔通、章士钊等，都是敢于同毛泽东讲真话的党外诤友。以张治中为例。他留在北京后，曾与毛泽东有过多次直言不讳的交谈。1949年，他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要总结国民党独裁垮台的教训，要发扬民主；二是要看到中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际上不搞“一边倒”；三是要学习各国的长处和全世界交往。1958年北戴河会议前后，他向毛泽东表示对“大跃进”的怀疑。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初期，他对毛泽东说这么多干部被打倒，他想不通。毛泽东肯定了他的意见。《多党合作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138页。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与一些党内外人士谈话时就指出，我们自己要有主张，但一定要和人家协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要发挥各民主阶层各人民团体的作用。他说，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的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乎是不是清一色。进而，他还指出：“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关于互相监督，他认为，“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此举突破了苏联政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