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执政党地位的确立，不仅使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态度发生了变化，也使党内居功自傲情绪和贪污腐化现象有所抬头，甚至有的党员干部开始走上了违纪犯罪的道路。为了防止党出现“李自成式的悲剧”，毛泽东决定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之际，在全党和全社会开展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斗争，从而把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战略思想真正落到实处，也为新中国的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反腐败斗争的举措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党在全国执政的条件下有可能滋生的腐化变质问题保持高度警惕。为此，他希图通过下面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以期达到加强执政党廉政建设和防止党员干部腐败的目的。
第一，采取整党整风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形式，以期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整党整风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丰富经验，认为这些经验对处于执政党地位的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仍然有效。在毛泽东看来，思想是行为的基础和前提，而行为则是思想的归宿和落脚点，因此，在对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中，他特别强调整党整风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独特作用，指出“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应该说，这些活动的开展在党员干部从他们的内心深处自觉地架起一堵防止沦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奴隶的城墙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第二，开展群众性的反腐败斗争，以期彻底揭露和严厉惩治腐败。1951年，全国各阶层正轰轰烈烈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日益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在全国各地也逐步暴露出来。毛泽东在阅读全国各地反映党员干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报告后，更加坚定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决心。他指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与此同时，“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191页。他还形象地把贪污分子比喻为“老虎”，要求全党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因为大小老虎“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除惩办，必将为患无穷”，所以，“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惩办，不得姑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这有力地提高了全党对反腐败斗争的认识。为使运动开展得卓有成效，毛泽东还亲自抓了一批大案要案，坚决惩治，毫不手软，这使得“三反”运动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党内的腐败现象大为减少。
第三，建立健全反腐败的监督机制，以期从制度上遏制腐败的产生和发展。毛泽东认为，党虽然在民主革命中贯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并取得了建国的伟大胜利，但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如果不把建立良好有效的监督机制放在首位就很难达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目的。据此，在不断加强、探索、完善发挥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与途径之外，在毛泽东的建议和支持下，中共中央于1949年和1955年先后做出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和《关于建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党内重要的监督机构，对打击与惩治违法违纪行为和各种腐败现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毛泽东还相当注重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要求各级党组织要“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
第四，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以期从组织上保证执政党干部队伍的纯洁和有效。毛泽东深知选拔和使用能够经受起各种考验的合格的各级领导干部对搞好执政党建设的重大意义，因此，他对干部的问题一直十分重视，其总的要求就是“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在他看来，在实际工作中，这个总的要求应该具体化为：在干部的选拔上，必须坚持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原则；在干部的考查上，必须坚持不仅要从组织上入党更重要的是要从思想上入党的原则；在干部的作风上，必须坚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和三大优良传统作风的原则；在干部的使用上，必须坚持既要放手让其大胆接受锻炼又要注意培养教育的原则；在识别干部的方法上，“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1页。在爱护干部的措施和办法上，既要及时指导干部，不断提高干部，又要经常帮助干部，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关心和照顾干部的实际困难。唯有这样，才能使干部积极地工作、健康地成长，也才能真正为党培养和选拔一批经受起各种考验的有用人才。
第五，通过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践行，以期为全党做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表率。中华民族历来都很看重领导者的榜样作用，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就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警世名言。毛泽东深谙此中的道理，所以，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他都始终看重党员干部的榜样示范作用。因为榜样不仅具有导向、激励和纠偏作用，而且通过榜样还可以使人们从直观生动的形象中受到教育。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虽然是党的领袖，国家的元首，但却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确实为全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一贯坚持原则，从不以权谋私和插手亲属、朋友、同学的工作安排，只让他们找当地政府量才使用。他对亲友和同学的关心，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尽其所能，决不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给他们特殊照顾，更不准他们做特殊公民。他对子女从不溺爱，总是严格要求，从不让他们搞特殊化。毛泽东的这些行为也深深地影响着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董必武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使其成为廉洁奉公的模范。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党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勤政廉洁的一代新风，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党风、政风、军风、民风，永远为后人所称颂。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反腐败斗争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许多污泥浊水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荡清，整个社会中的大部分地区仍处在新旧社会和新旧体制的转型时期。毛泽东并没有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而放松对党的建设的严格要求。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领导反腐败斗争的举措不仅对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形成当时良好的社会风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的党风廉政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第一，始终把反腐倡廉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者，许多党员干部在各级各类部门中担负着领导工作，手中掌握着行政、人事、财政、物资分配等权力，这就为党内某些革命意志衰退或缺乏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修养的人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独断专行、以权谋私、滋长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最后走上蜕化变质道路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在执政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是运用手中的权力一如既往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或小集团谋私利，已成为摆在执政党建设面前的一个十分严肃而又严峻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里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页。把廉政要求用法律的形式写进了新中国的临时宪法里。1951年，他还向全党指出，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二中全会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里对贪污腐化、行贿受贿等罪行，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规定了明确的处理办法，对反腐倡廉斗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取得的成效，也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第二，反腐倡廉必须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反腐败斗争确实抓得很紧，并且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反腐败斗争一开始，毛泽东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限时向中央报告“三反”运动的进展情况，以便让中央做出比较并看出哪些领导干部对这一场严重斗争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从而为实行奖惩提供依据。他认为，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对于第一种人，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撤职后不给饭吃”；对于第二种人，“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同时，他还要求“在干部会上应指名批评落后的单位及其领导人，指名奖励做得好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宣布撤职的名单及理由”。对此，薄一波曾回忆说：毛泽东在反腐败斗争中，“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有毛主席的亲自直接指导、督促和撑腰，我们的工作也就好做了，而且做得很起劲”。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143页。正是由于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亲自指导、督促和撑腰，“三反”运动的各项工作才得以有声有色地顺利进行下去；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决心和魄力，才真正达到了坚决惩治腐败的目的。
第三，惩治腐败要敢于碰硬，要敢于查处大案要案。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反腐败斗争中要抓住典型重大案件，加以处理，以引起全党的警惕和全社会的重视。当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腐化堕落成为大贪污犯的事实得到澄清后，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由于以前看着刘张的成长，很想给他们争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便托薄一波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回答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最终，党中央和毛泽东也并未因这两个人是老革命、老党员，曾经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功劳而对他们姑息迁就，相反，而是坚决果断地按照有关规定将其处以死刑，这在全党、全社会中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反响，其影响和意义也极为深远。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向全党和全社会表明：中国共产党绝不允许腐败分子侵害党的健康肌体、损害党的形象和威信，绝不允许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决不做李自成，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和得而复失。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153页。
第四，肃贪廉政要与反对官僚主义同步进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判断党是否真正能够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往往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的好坏作为评判的第一个依据，而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好坏的依据又是看党员干部是否染上了官僚主义的恶习。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领导全党进行反腐败的斗争中，反复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对于搞好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展开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凡在其所属机关、部队、团体、学校或企业中发生了严重的贪污现象或浪费现象，而事前毫无觉察、事后又不厉行惩治者，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虽然没有亲手参加贪污行为或浪费行为，亦应以失职论处，决不宽恕。”《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由此可见，他对官僚主义对党的形象造成危害的痛恨程度和想彻底铲除它的决心与勇气。
第五，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制定出正确的政策策略。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异常复杂，工作和任务千头万绪，既有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更有文化斗争和思想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展反腐败斗争就具有了相当程度的风险。为此，毛泽东为反腐败斗争的深入顺利开展制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策略，如在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同时，必须“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亦应恢复正常状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在反腐败斗争过程中，各级党委必须分析情况、确定政策、做出计划，“决不能满足于只发一二个原则指示”《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各地各部门开展的反腐败斗争，必须“分批进行，并需在严格控制下进行”；《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对开展的“五反”斗争，要及时积极宣传我们的宽大和认真的态度，必须向所有的违法者表明我们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等等。《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反腐败斗争的启示
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期反腐败斗争的背景、条件、环境、基础等有当时的特殊性，今天已不适宜照搬照抄，但那时候反腐败斗争的举措、方法、目的、经验等对我们搞好今天的反腐败斗争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第一，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我国现阶段的反腐败斗争，是在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是在国内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和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由于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各种腐朽思想的影响仍然存在，所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如“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依然严重；一些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违纪违法行为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社会领域、新兴经济领域案件和利用高新技术手段作案有所增加；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作风方面问题比较突出，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和不正之风仍然比较严重；腐败问题与多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治理难度加大，等等。”《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89~780页。这说明目前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治理，就会丧失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坚持反腐倡廉常抓不懈，拒腐防变警钟长鸣。
第二，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理想信念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人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正是具有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才经受住了严酷战争的考验、艰苦生活的考验、错综复杂环境的考验。同样，今天在党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坚持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才能真正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为此，必须“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坚定政治立场，明辨大是大非。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第三，良好的作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它体现着党的宗旨，关系着党的形象，关系着人心向背，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党员干部的作风状况怎样，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能否健康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与作用。“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因此，“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习近平：《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人民日报》2013年1月23日。
第四，着力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目前，我国还有128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GDP在世界排名还很靠后。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民生改善需求不减的形势下，一些仪式“‘超级明星’与缤纷焰火齐飞，‘高价大腕’共奢华舞美一色，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这样的‘大手笔’，既不是文化繁荣的标志，也不是拉动内需的正道，更不是群众想要的文化生活”，像这样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必须抓紧抓实。因为人民群众对这样的问题“看得最清、感受最深，也最有发言权”。今天，在全党上下深入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过程中，“人们评判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看表了多少态、开了多少会议、写了多少总结，而看活动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现实问题”。《狠刹奢靡之风》，《人民日报》2013年8月14日。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只有“认真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回应社会和群众关切，从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抓起，从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从人民群众最盼望的事情做起”，《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9页。“教育实践活动才能够善做善成，才能在立查立改中取信于民”。《狠刹奢靡之风》，《人民日报》2013年8月14日。
第五，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腐败现象是生长在党的肌体上的一颗“毒瘤”。这颗“毒瘤”已经成为各种社会丑恶现象的总源头，成为各种权贵阶层、既得利益阶层和违法犯罪分子的总代表，成为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总祸根，成为亿万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公敌。因此，“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习近平：《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人民日报》2013年1月23日。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