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瞻远瞩和运筹帷幄之下，1985年9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增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这是当时中央领导层新老交替的重要举措，使得中央委员会的年轻化前进了一大步。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更大的意义在于，增选的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成为未来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有些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而不仅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连续性，而且为四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领导储备和组织基础。

　　引言

　　这次全国代表会议是在中央领导层年轻化的背景下召开的。对此，邓小平在1985年6月会见柬埔寨客人和7月会见日本参议院议长木村睦男时分别指出，代表会议的权力相当于代表大会，中共十二大决定开这个会，目的是进一步更新中央委员会，“为什么要开这次党代表会议？就是十二大的时候，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在年轻化上不怎么理想”。《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2页。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在1985年9月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对于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胡耀邦在《团结奋斗再展宏图》的会议开幕词中做了说明：“考虑到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而增选中央委员会成员等组织事项，关系到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要作相当幅度的调整，尤其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发扬党内民主，庄重从事，所以决定要开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四中全会全国代表会议十二届五中全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实际上，9月18~23日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和之前9月16日召开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以及之后9月24日召开的十二届五中全会是统一的整体，需要综合进行考察，它们共同的主题就是中央领导层新老交替以及中央领导层的年轻化。在十二届四中全会上，叶剑英等64位老同志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李井泉等37位老同志请求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黄克诚等30位老同志请求不再担任中纪委委员，全国代表会议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对此，邓小平指出，这些老同志以实际行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改革，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正是十二届四中全会上老同志的退，才有了全国代表会议上新同志的进，而十二届五中全会则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成员进行了局部调整，增选了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

　　在这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共增选中央委员56人56人名单是：丁关根、万绍芬（女）、王涛、王海、王蒙、王忍之、王森浩、尹克升、叶选平、白纪年、邢崇智、朱训、朱厚泽、伍绍祖、刘精松、关广富（满族）、阮崇武、孙维本、芮杏文、李九龙、李际均、李昌安、李贵鲜、李铁映、杨正午（土家族）、杨析综、吴文英（女）、吴蔚然、何竹康、邹家华、宋健、迟浩田、张帼英（女）、陈光毅、陈辉光、周光召、周克玉、赵先顺、胡平、胡锦涛、侯捷、贾春旺、钱李仁、钱其琛、徐惠滋、高狄、黄璜、尉健行、蒋心雄、蒋民宽、傅全有、普朝柱、廖晖、熊清泉、黎明、魏金山。，中央候补委员35人35人名单是：丹增（藏族）、刘国范、丁廷模、全树仁、孙文盛、李德洙（朝鲜族）、杨国梁、宋汉良、郑华、徐世群、丁衡高、克尤木·巴吾东（维吾尔族）、陈明义、袁伟民、戚元靖、路甬祥、王宗春、孙同川、孙家正、李长春、吴邦国、宋德福、张立昌、张仲先、贺国强、杨钟、姜洪泉、艾知生、吴官正、乔宗淮、刘云山、刘荣惠、赵地（女）、金鉴（满族）、王郁昭。。增选的56名中央委员中，有27名是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等于是递补，所以这些人的履历上出现了“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这样令人费解的现象。29人是新当选，他们分别是：丁关根、万绍芬（女）、王涛、王海、王森浩、尹克升、白纪年、伍绍祖、刘精松、关广富（满族）、阮崇武、芮杏文、李九龙、李贵鲜、迟浩田、张帼英（女）、陈光毅、陈辉光、周克玉、赵先顺、侯捷、贾春旺、钱李仁、徐惠滋、高狄、黄璜、傅全有、普朝柱、廖晖。这29名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加上35名新当选的候补委员，一共是64名，而在十二届四中全会上，恰好有64名老同志请求退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从此也可以看出这些老同志对于中央领导层的年轻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构成

　　为了做好这次中委的增选工作，1985年2月，中央就准备工作专门发了通知。5月，中央成立了由胡耀邦、习仲勋、薄一波、宋任穷、余秋里、乔石、王鹤寿同志组成的人事工作小组，指导各地各部门，进行了细致周密的准备工作。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决定这项工作的原则是：“坚持在革命化的前提下，推进领导机构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对拟新进中央领导机构的候选人，要按照干部‘四化’要求和德才兼备的原则，认真考察，反复酝酿，多方听取意见，切实做到任人唯贤。”曾建徽：《新的里程碑——记党的中央全会和全国代表会议》，《瞭望》1985年第40期。在这些基础之上，各地各部门对候选人进行了大量而又严格的酝酿、考核和反复征求意见工作。7月，形成了中委局部调整的初步方案，提出了增选的候选人名单，经过政治局、书记处的多次讨论后，提交十二届四中全会进行酝酿。9月22日，出席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增选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下面从党龄、年龄、教育和专业等方面对增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进行考察和分析资料和数据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党龄结构。党龄是革命化的重要指标，反映了干部经受党的教育的程度以及党内政治生活的成熟度。党章规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必须有五年以上的党龄。从中央委员的党龄来看，最大的是赵先顺，46年，最小的是杨正午，16年。从党龄分布来看，16~25年的7人，占125%，26~35年的19人，占34%，36~46年的30人，占535%。从入党年龄来看，最大的是吴蔚然，36岁；最小的是钱其琛，14岁。从入党年龄分布来看，14~23岁的47人，占84%，24~36岁的9人，占16%。实际上，56人中的55人在27岁之前入党，占98%。从候补委员的党龄来看，最大的张仲先，44年；最小的是路甬祥，11年。从党龄分布来看，11~20年的11人，占31%，21~30年的13人，占38%，31~44年的11人，占31%。从入党年龄来看，最大的是路甬祥，32岁，最小的张仲先，15岁。从入党年龄分布来看，15~24岁的30人，占86%，25~32岁的5人，占14%，实际上，35人中的33人在27岁之前入党，占94%。从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入党年龄来看，他们大多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党组织，受党培育多年，从而为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符合干部革命化的标准。

　　年龄结构。年龄是年轻化的重要指标，反映了干部的身体素质以及干部队伍的梯次结构与生机活力。新时期以来，不仅建立了干部退休的年龄标准，而且对于后备干部也都有明确的年龄要求。从中央委员的年龄来看，最大的是吴蔚然，65岁；最小的是胡锦涛，42岁。这说明当时中央委员增选的年龄条件为不超过65岁，这也是省部级正职干部的退休年龄；同时还要有45岁以下的，就是42岁的胡锦涛和44岁的杨正午。从年龄分布来看，42~50岁的有10人，占18%，51~60岁的42人，占75%，61~65岁的4人，占12%，说明增选的大部分为50~6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从候补委员的年龄来看，最大的是张仲先，59岁；最小的是刘云山，38岁。这说明当时候补委员增选的年龄条件为60岁以下，同时有3位40岁以下，就是38岁的刘云山，39岁的宋德福和丹增。从年龄分布来看，38~40岁的3人，占85%，41~50岁的21人，占60%，51~60岁的11人，占315%，说明增选的大部分为50岁以下的人。从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年龄结构来看，形成了比较明显的梯次结构，候补委员比中央委员年轻10岁左右；同时，在年轻化上，出现了45岁以下的中央委员和40岁以下的候补委员。而从新当选的64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来看，全部60岁以下，平均年龄50岁，而十二大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平均年龄62岁，显然，中央领导层年轻化的进程得以大大推进。

　　教育和专业结构。教育结构和专业结构是知识化、专业化的重要指标。教育结构反映了干部的知识水平以及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文化程度；专业结构反映了干部的专业技能水平和业务能力，着力于干部通过成为内行来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新时期以来，对于中央和省级领导班子有明确的学历和专业要求，一般要求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并要形成合理的专业分布。从中央委员的教育程度来看，具有大专学历的13人，占23%，具有大学学历的31人，占56%，具有研究生学历的6人，占11%，具有高中中专学历的5人，占8%，具有初中学历的1人，占2%。这意味着90%的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从专业分布来看，自然科学专业的34人，占61%，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16人，占29%。从候补委员的教育程度来看，具有大专学历的5人，占14%，具有大学学历的21人，占61%，具有研究生学历的5人，占14%，具有高中中专学历的4人，占11%。从专业分布来看，自然科学专业的21人，占60%，人文社会科学的11人，占31%。也是接近90%的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显然，增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知识化和专业化程度都是很高的。

　　从上面的考察和分析可以得出，这次增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是干部“四化”方针的产物。他们整体素质较高，结构较为合理，是一支年富力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央领导层集体，他们为中央委员会增添了新鲜血液。

　　来源

　　对于这次增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有明确的要求，这就是：“增选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应是能够承担起新的历史任务的优秀同志，不仅要有比较高的文化程度，而且要在四化建设中有较显著的工作实绩，要作风正派，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政治责任感和开拓进取精神。”曾建徽：《新的里程碑——记党的中央全会和全国代表会议》，《瞭望》1985年第40期。

　　而按照党内惯例和实践，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外，主体是省部级和大军区职领导骨干，也有部分地市级和军队军级领导干部以及其他方面的优秀人才。何平、刘思扬：《肩负起继往开来的庄严使命——党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诞生记》，《求是》2002年第22期。

　　增选的中央委员中，中央和国家机关主要是部级正职，包括：丁关根、朱训、邹家华、李铁映、阮崇武、廖晖、贾春旺、钱李仁、蒋心雄、王涛、尉健行、吴文英、宋健、朱厚泽、伍绍祖等，其中丁关根为铁道部部长，贾春旺为安全部部长，尉健行为中组部部长等。也有部分为副职，包括：张帼英、周光召、钱其琛、黎明、王蒙、王忍之等，张帼英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周光召为中科院副院长，钱其琛为外交部副部长。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是省委书记、省长，包括：胡锦涛、杨析综、何竹康、白纪年、陈光毅、陈辉光、高狄、关广富、侯捷、胡平、黄璜、邢崇智、熊清泉、叶选平、尹克升、蒋民宽、李昌安、李贵鲜、王森浩、芮杏文、万绍芬、普朝柱。其中关广富为湖北省委书记，杨析综为河南省委书记，李昌安为山东省省长。省级领导还包括孙维本和杨正午，他们都是十二届候补委员，孙维本当时是辽宁省委副书记，但一个月之后为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正午当时是湖南省委常委、湘西自治州州委书记，其入选主要是破格提拔年轻人的考虑，同时他是少数民族，土家族。军队主要是三总部副职、军兵种和大军区正职，包括：迟浩田、徐惠滋、周克玉、王海、魏金山、傅全有、赵先顺、李九龙、刘精松等。其中迟浩田是副总参谋长，王海为空军司令，傅全有为成都军区司令员。还包括李际均，他也是十二届候补委员，当时是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集团军，38军军长。除了上面这些，还包括吴蔚然，当时是北京医院名誉院长，著名的外科专家，他也是十二届候补委员。整体来看，中央国家机关领导21人，占38%，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24人，占43%，军队领导10人，占18%。

　　增选的中央候补委员中，中央国家机关和群众团体正职领导人5人：宋德福、艾知生、丁衡高、戚元靖、杨钟，其中，艾知生是广电部部长，宋德福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副职领导人3人：袁伟民、郑华和路甬祥，袁伟民是国家体委副主任，路甬祥是科协副主席。还包括乔宗淮，时任香港分社副秘书长，中英联络小组中方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是常委和副职，包括：陈明义、丹增（藏族）、丁廷模、金鉴、克尤木·巴吾东（维吾尔族）、李长春、李德洙、吴官正、刘国范、刘荣惠、宋汉良、孙家正、孙文盛、王宗春、吴邦国、徐世群、赵地等，其中陈明义为福建省副省长、丹增为西藏自治区区委常委、文化局长、孙家正为江苏省委常委、徐州市委书记。省长2名：辽宁省省长全树仁和安徽省省长王郁昭。还包括几名地市级和厅级领导：贺国强、张立昌、孙国川和刘云山，其中贺国强是山东省化学石油工业厅厅长、张立昌是天津经委主任、刘云山是内蒙古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军队3人：张仲先、杨国梁和姜洪泉，张仲先为广州军区政委，杨国梁为二炮副司令，姜洪泉为西藏军区司令。

　　1983年6月，宋任穷在京西宾馆与各地负责同志座谈时就第三梯队建设时指出，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大力加强第三梯队建设，到1984年7月，要选出1000人的名单，平均每省20人（大省20多人，小省10多人），共600人；中央和国家机关每个部委5人左右，共400人，年龄在40岁左右和45岁左右。《宋任穷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页。而中央候补委员显然大部分来自于这个1000人的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并且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在当时的29个省、市、自治区和重庆等单列市中，基本是每个省、市、自治区一个候选人，他们分布在福建、西藏、贵州、北京、新疆、辽宁、吉林、河北、江苏、重庆、湖南、广东、上海、四川、天津、河南、湖北、山东、内蒙古等20个省市中。这其中，陈明义来自福建省，丁廷模来自贵州省，赵地来自河南省，吴邦国来自上海市，刘荣惠来自河北省等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生了2名：宋汉良和克尤木·巴吾东，但宋汉良1个月后就被任命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委书记。其他省（区）没有分布，应该是名额有限且择优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

　　从增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总体特征来看，可以称他们为“专业型”领导干部。这主要是因为：90%以上的领导干部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学有所成，术有专攻，大多在专业领域做出了斐然的成就。相当部分领导干部具有工程师、研究员和教授等技术职称，因此，有学者称这一代的领导为“工程师治国”。相当部分领导干部沿着计委、经委和科委等职能部门通道以及钢铁、煤炭、石油、电子、纺织等行业通道上来，这既是专业化的体现，也是经济建设的时代要求。

　　从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履历来看，他们大多经历了一个“专业化起步和多岗位锻炼”的成长道路。“专业化起步”指的是他们入职时大多在一个专业领域，并大多和他们所受的专业教育相关，也就是学以致用。比如，蒋心雄1952年从南开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毕业后，到黑龙江鸡西矿山机械厂工作；陈辉光1961年从江西煤矿学院采矿系毕业后，到广西东罗矿务局工作。“多岗位锻炼”指的是多个工作岗位的任职经历，以培养全面的能力。蒋心雄参加工作后，历任技术员、组长、副科长、国营504厂工程师、科长、车间副主任、主任、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厂长。陈辉光参加工作后，历任助理技术员、秘书、副矿长、党总支书、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局长等。两人都经历了技术岗位、行政岗位和党务岗位的全面锻炼，这是党培养干部的基本经验和做法。而且两人都有较长时间的技术岗位的经历，这也是“专业化”的体现。

　　在“多岗位锻炼”成熟后，却出现了“专业化任用”和“综合性任用”的分野。“专业化任用”指的是仍然在原来的行业或者系统中任职。比如，蒋心雄在担任国营504厂厂长后，后任原子能工业部副部长、核工业部部长、核工业总公司总经理。而国营504厂是中国最重要的铀浓缩生产企业，中国第一枚原子弹和氢弹使用的铀都由该厂生产。“综合性任用”指的是多行业或系统的任用。比如，陈辉光在担任广西煤炭局副局长之后，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副书记、经委主任、南宁市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等。

　　发展

　　这次增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是党培养选拔接班人，建设省部级第三梯队后备干部的具有战略地位的一步。对此，宋任穷指出，“机构改革上来的这批年轻干部，许多人后来成为省级领导骨干，担任了省级党政领导班子主要领导职务，有的还进入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宋任穷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

　　增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胡锦涛、吴邦国、尉健行、李长春、贺国强、吴官正、刘云山、丁关根、李铁映、钱其琛、张立昌、邹家华、迟浩田、芮杏文、李贵鲜、宋健、贾春旺、周光召、廖晖、路甬祥、叶选平、孙家正等。其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1人：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人：吴邦国。政治局常委7人：胡锦涛、尉健行、李长春、吴邦国、贺国强、吴官正、刘云山。政治局委员13人：胡锦涛、尉健行、李长春、吴邦国、贺国强、吴官正、刘云山、丁关根、李铁映、钱其琛、张立昌、邹家华、迟浩田。中央书记处书记7人：胡锦涛、尉健行、吴邦国、贺国强、刘云山、丁关根、芮杏文。国务院副总理3人：吴邦国、钱其琛、邹家华。国务委员7人：吴邦国、钱其琛、邹家华、李铁映、迟浩田、李贵鲜、宋健。中央军委副主席1人：迟浩田。最高检察院检察长1人：贾春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4人：李铁映、邹家华、周光召、路甬祥。全国政协副主席5人：李贵鲜、宋健、廖晖、叶选平、孙家正。

　　增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之后，后来成为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有：陈光毅、熊清泉、杨正午、陈明义、全树仁、宋德福、宋汉良、阮崇武、孙文盛等。成为部长的有：侯捷、胡平、王森浩、伍绍祖、李德洙、宋德福、袁伟民、孙家正、孙文盛等。成为军队大军区级正职领导的有：周克玉、徐惠滋、魏金山、杨国梁等。

　　在坚实的业绩基础上，这次增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基本都有破格提拔的经历，这也是时代的要求。在当时干部老化和青黄不接的现实下，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的选拔任用干部显然无法满足形势的要求。当时，需要的是全党和组织部门解放思想，不拘一格、大胆放手的提拔中青年干部。对此，邓小平指出，要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干部，“特别优秀的，要给他们搭个比较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4页。陈云也指出，干部大多还是要按级提拔，这样基础比较扎实，本领全面，“但是，也可以越级提拔”。《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页。

　　从破格提拔的时间来看，大部分分布于1982~1983年和1984~1985年两个时段，而正是这两个时段，全党在大力提拔中青年干部，进行机构改革，加速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显然，这一代的领导干部遇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是时代选择了他们。同时，从破格提拔后的职务可以看出，大部分为党政副职，这说明当时破格提拔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培养干部、储备干部，以待锻炼成熟后委以更重要的任用。

　　下面通过地质部部长朱训和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两人的经历来分别考察行业干部和综合干部破格提拔的过程。

　　朱训破格提拔前任江西地质局副局长，他回忆说：“我之所以能于1982年3月调到北京，从江西局副局长岗位上被破格提拔为地质部副部长，当然首先是贯彻邓小平同志干部‘四化’方针的结果，但很可能与这三次考查直接相关。”《大山无涯：朱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288页。第一次是地质部副部长塞风带队到江西考查，以了解朱训的工作业绩。第二次是中组部副部长赵振清带队考查，以了解朱训对全国地质工作大政方针的看法。第三次则是地质部部长孙大光亲自考查，带领朱训等到甘肃、青海等地调研，“和他们一起搞调查、一起听汇报、一起研究工作，从中看他们的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和业务专长。”孙文盛主编：《大光：孙大光纪念文集》，地质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

　　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破格提拔前任云南玉溪地委书记。1982年，中央派出以关山复为组长的工作组，帮助云南调整省级领导班子。随后，省委召开了近200人的省厅级干部会议，进行民主推荐，提出初步名单，然后，工作组进行个别考察并上报中央。1983年3月，中央决定普朝柱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4月，云南省第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普朝柱为省长。1984年，云南省委换届选举，12月召开换届工作会议，“会议经过几天酝酿，终于正式投票推荐人选，其中推荐我为省委书记人选的票占86%。中央根据投票情况，确定我为省委书记候选人。”普朝柱：《我的成长与云南的变革》，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1985年7月，云南省委四届一次会议选举普朝柱为省委书记。

　　从朱训和普朝柱的亲身经历来看，两人的破格提拔都经历了严格的组织程序，而正是民主推荐和群众路线，使得他们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