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300年里，全球发达国家的比例不到20%。现代世界发展中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的可能性仅为5%。何传启主编：《中国现代化报告20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该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转换的判断，转引自《〈中国现代化报告2011〉专家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月20日。这样有限的机遇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受到普遍关注。从1949年至今，中国能够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的农业国成为初步工业化、现代化国家，是由于从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就十分清楚：中国取得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是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正是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党和国家在经济领域耕耘成果的集中体现。其中的成功与失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留给后人大量思索空间。

　　1949年，新中国的工业水平正如毛泽东所言：“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许多机器不能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十分落后。在人口众多、基础薄弱等内部条件极差的背景下，面对西方发达大国对华封锁、禁运的恶劣外部环境，如何跨越贫困陷阱，在资本要素稀缺程度近乎零的基础上，追赶世界现代化步伐？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导人带领共和国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于新中国诞生后三十余年，初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在中国史无前例，在世界也罕见，值得后人铭记。

　　以下从八个方面简要回顾期间的关键点：

　　一、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为中国工业化开拓通途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形成了经济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思想。他创造性地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领导了近30年的农民土地革命，在中国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将地主阶级清除出历史舞台，从而为工业实业发展筹集资金、技术、人才创造了条件，扫清了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这场斗争深入到穷乡僻壤，奠定了工业化的国民动员基础，将传统村社的社会资源转化为工业化的社会资本。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我国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既满足了农民的土地需求，又降低了工业建设成本，并使农民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转化过程中有了凭借，保障了国家工业化进程没有中断和共和国政权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参见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二、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化，勇敢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

　　毛泽东牢记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他认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因此，“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一国的工业化道路必须符合本国的具体国情。近代历史上有作为的后发国家大部分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去引导投资，走重工业与轻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汲取这些国家的经验，新中国将相对处于劣势的重工业作为发展重点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东北工业已达1943年产量的110%。全国已达最高产量的126%（35种重要产品），其中超过最多的是轻工业，重工业数量少，恢复慢，进口机器钢材从38万吨（1950年）42万吨（1951年）到50万吨（1952年）。轻工业尚有未利用的设备能力，火柴仅用30%，卷烟仅用39%，面粉仅用51%。转引自《薛暮桥笔记》（未发表稿）中1952年底关于工商业情况的笔记。。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1页。后来，他又提出“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1962年9月27日）》，《人民日报》1963年1月1日。他还形象地说：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当代中国的计划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217页。

　　在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方面，中国同苏联有过争论，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曾要求中国不要搞完整的工业体系，而是通过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际分工解决问题。毛泽东不能同意这种受制于人的主张。面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他认为，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毛泽东将工业体系的建立作为工业化的标准之一。他说：没有完备的工业体系怎么能说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呢？《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根据毛泽东的思想，新中国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勇敢地走上了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的道路。

　　转移农村劳动力是工业化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若采用传统的依靠现代产业部门逐步吸纳破产农民的方法，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会造成农民痛苦与社会不安定，拖延工业化的进程。毛泽东试图找出一条费时少、见效快、痛苦小的道路，这就是兴办农村工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发展农村生产力以及便于国家控制农业剩余以较低的转移成本和畅通的渠道流向非农业部门；也是为了减少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毛泽东对发展地方工业、农村工业倾注了极大的精力。1958年，他指出“公社要工业化”，要有自己的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的任务。此后，在国家给予政策、技术、人员的扶持下，社队企业迅速发展。人民公社在工业化初期，对于建立乡镇工业，兴修水利、合作医疗、普及义务教育，创造一个有利于工业化的社会环境是有贡献的，也为改革开放之后乡镇企业的崛起开了先河。

　　在毛泽东领导下，尽管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相当粗糙，建设的过程极为痛苦和艰难,建设的代价相当高昂。但是，千年古国毕竟迈开了由农业国转向工业国的步伐，为改革开放以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三、坚持学习引进与自主研发相结合的科技方针

　　毛泽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他指出：“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1950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莫斯科同斯大林签订条约，由苏联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来中国，通过对等贸易的方式引进技术和设备。毛泽东抓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保证了“一五计划”期间为建立工业体系打下初步基础。在引进制备与技术的过程中，毛泽东强调：引进技术必须同自己钻研结合起来。对于进口的技术装备，必须加以研究，一般从仿制做起，进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加以改进和提高。《关于学习周恩来同志政府工作报告的通知（1965年1月14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内部稿）。

　　汲取历史教训，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中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得知苏联政府撤走专家的照会后，下决心搞尖端技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文献选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1期。此后我国在较短时间里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迅速研制和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导弹、人造卫星，为国防工业、航天事业等尖端科技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将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视为国家的重要职能：“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在发展中国家，我国率先进行高技术开发。1949年以来的30年中，我国累计向高技术领域的投资超过1000亿元，约占国家全部建设投资的63％。到20世纪80年代末已拥有一支300多万人的高技术产业队伍，初步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198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产值估算已达到740多亿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8％。邓寿鹏、于维栋：《加速我国高技术产业化的历史进程》，《人民日报》1989年1月2日。诸多具有国际水平或重大影响的案例，反映了毛泽东领导下科学技术发展的成功业绩：为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和尖端武器的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毛泽东专门批示：“要大力协作，做好这件工作。”仅用了两年零8个月实现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艾素珍：《新中国科学技术重大成就》，《中国科技史料》1999年第4期。1965年毛泽东主席发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豪迈誓言，不到十年就成功地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龙巧玲、陈英华：《赵华：走自主创新的核动力之路》，《人物》2005年第12期。在石油开发方面，1953年底，毛泽东征询李四光对中国石油资源前景的看法，在李四光大地构造等理论的基础上，建成了大庆油田。顾功叙：《一段值得回忆的历史》，《石油物探信息报》1989年10月1日；赵文津：《李四光与中国石油大发现》，《科技日报》2005年4月29日。在基础理论方面，中国最早把数学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的科学家华罗庚，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称赞：“壮志凌云，可喜可贺”。“你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王志军：《华罗庚——中国数学的圆心》，《北京青年报》2001年6月29日。

　　四、分析十大关系，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一五”期间，毛泽东突破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完全适应的观点。他认为，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还要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从1956年2月起，毛泽东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4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论十大关系》。其中阐述的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主张：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发挥两个积极性；“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7页。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要兼顾三者的利益，企业应当有半独立性，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还要照顾生产者个人的利益，“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同样，也要处理好国家、合作社和农民的关系，“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这些思想闪烁着辩证法的火花，时至今日仍是大政方针决策的重要方式。这从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的施政报告中都可以看得出来。

　　五、试图调动地方与企业的积极性，探索管理体制的变革

　　受国际环境制约，我国重工业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主要来自内部积累。为了集中资源要素，并借鉴苏联经验，1953年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确立了“一化三改”方针。政府通过低成本获取农产品与劳动力实现了初期积累，解决了工业化最困难的资本匮乏问题，保证了工业化方针的实施。但由此也带来了中央和政府权力集中过多的弊病。毛泽东指出：“中央有些部门，把地方办的事业不当作自己的，只把直属的企业看成自己的，这种看法妨碍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127页。他于1958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大幅度下放企业管理权限，但由于背离了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未能解决“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在工业企业的微观管理方面，“鞍钢宪法”是毛泽东试图跳出苏联企业管理模式的探索。戴茂林：《鞍钢宪法：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一环》，《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9期。“大跃进”特别是庐山会议的“反右倾”使国民经济陷入困境。严峻的现实迫使毛泽东重新思索建设道路和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探讨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的企业管理问题。他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鞍钢宪法试图解决：让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企业实行民主管理。被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这种管理方针与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人本观念、全员参与和权变管理等有相通之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思想得到了国内外管理学家们的重视。日本出版的《管理大百科全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条，就是中国鞍山钢铁公司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参见戴茂林：《鞍钢宪法：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一环》，《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9期。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曾提出“工业学大庆”，进一步探索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工业企业管理问题。

　　六、应对高指标、浮夸风与共产风对生产力的破坏

　　与世界其他国家比较，新中国人口众多、国土广袤、人均资源短缺。在被封锁的环境中，这样的农业大国仅靠人力日夜苦干，短时间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是不可能的。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对于经济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客观规律缺乏认识。将头七年经济工作成就简单地归结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错误批判了实事求是“反冒进”的同志；加之中共党内缺少科学化决策和民主化建设的机制，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严重错误。“大跃进”发动之后不久毛泽东就发现了问题。毛泽东反省既往的教训说：“搞建设，我们没有经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现在我们似乎开始接触这个问题了。”《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真理往往在一个人手里”。《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这种认识在当时确属难能可贵。1960年11月，毛泽东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为了纠正错误，毛泽东通过学习指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5、439、440页。1961年他倡导搞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1962年，在北京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对经济问题做了自我批评。情况正如邓小平于改革开放后所指出的：“总的说来，我们还是经验不够，自然也有胜利之后不谨慎。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这一点，他曾经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2页。

　　七、重视与推动中西部与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发展

　　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离不开中西部和少数民族区域的发展。新中国建立以前，西藏与内地交通不便，物资运输与通讯联系均十分困难。抗战结束之后，西藏已经被英国和美国渗透得非常厉害。毛泽东从国家统一与国防考虑，十分重视这个问题。首先注重发展西部与内地的交通联系。早在1951年，毛泽东就要求建设西藏与内地的公路。1952年，他为康藏公路开工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19页。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各民族民工的共同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在世界屋脊上修通了康藏、青藏、新藏公路。从此改变了进藏物资只能从印度转运的历史。

　　毛泽东执政期间，对西部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开发。第一次是“一五”时期以“156项”建设为核心的建设中，我国政府把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和其他限额以上项目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摆在了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内地。这样的投资布局初步改变了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第二次是“三五”、“四五”时期以“三线”建设为核心而进行的开发。毛泽东认为这是“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页。他及时批复同意李富春、周恩来关于建设攀枝花的报告；反复审阅并同意赵尔陆关于三线建设动力问题的报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29页。“三线”建设对西部内地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

　　八、工业化建设与人民基本生活兼顾

　　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和比较长的建设周期，从而产生的一大难题是如何稳妥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均强调不能采取像苏联那种把农民挖得太苦的政策，而是必须“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页。，“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谈的第一个关系，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在物质匮乏的时代，毛泽东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9页。为了应对工业化初期比较紧张的平衡，在遭受封锁、禁运的国际环境中，国家采取了“统购统销”、凭票供应基本生活资料、缩小收入差距等措施，以维持人们最低生活与消费水平下的社会再生产。同时，毛泽东倡导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普及式发展。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普及了基础教育。1949年全国人口中80%以上的人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劳动者很少能进入学校学习。1949年之后的30年，中国实行了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大众教育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就。1965年，中国的小学入学率为89%，中学入学率为518%，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城市的文盲率为164%、农村的文盲率为347%。《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484~487页。中国的大众教育明显走在后发国家尤其是后发大国中的前列。同时中国建立了基层医疗卫生系统，提高了人民的卫生状况，人均寿命比1949年明显延长。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经常强调印度不如中国的地方，一是没有很好的基础教育系统，二是没有基层医疗卫生系统。而中国这两大系统是在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哈佛教授裴宜理对中国革命的观察》，《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6期。

　　对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毛泽东主张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增加城市人口。他认为：“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这些思想在今天实行新型城镇化中仍能给我们启迪。

　　毛泽东不停顿地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他勇于进取、敢于担当、不断探索的精神为国家和民族复兴树立了精神榜样。他带领下建立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和人才技术基础。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对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反思其中的经验教训，导致几代中国人、十多亿人口关心国家大事，从而以巨大的代价获得了难得的改革动力。在国际关系方面，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以哲人的深邃目光和“三个世界”理论逐渐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的位置，推动中美交往与中国重返联合国，为日后中国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从总体上看，毛泽东领导下的执政党对中国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作用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执政党以高超的政治军事韬略维护了中国的独立与统一，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工业化建设赢得了机遇；第二，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执政党遵循“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全党上下廉政、勤政，团结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形成了最大限度的资源动员能力。其中伟大的成就和巨大的代价都应该客观、准确地载入共和国的历史长卷，以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