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党中央作出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上来的决定，这是一项重要的决定，是根据当时全国解放形势的发展所制定的。然而在执行时出现了不同情况。由于全国各地解放时间的先后和各地实际情况的不同，在执行决定的时候出现了步骤上的差异，有的地方强调目前情况下应该还要把重心放在农村，这就体现了在对中央方针执行时的灵活性。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学界对于工作重心转移的发展过程及毛泽东在其中的贡献关注得比较多，但对工作重心转移实施过程中的几个问题及在执行上的差异还缺乏论述，鉴于此，本文拟在有关资料的基础之上，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转移的前提条件——接管城乡，重点接管好城市，恢复发展生产

　　中共对城乡接管总的指导方针是：解放一地，接管一地，边解放，边接管。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提出了要早做准备，争取主动。要在军队击溃敌人之后，立即派人“全部地控制地区，站稳脚步，成立地方政权，组建地方武装，安定社会秩序，宣传、发动群众，修复交通，筹集粮草，支援大军作战”。接管时机掌握的原则就是不留缝隙，否则“敌人则利用我们暂时困难与弱点，多方劫持群众，粮草筹集不上，道路难以通行，妨碍了部队前进，也给接管工作增加了不少困难”。《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页。

　　为了做好大城市接管工作，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必须提前成立接管委员会，并由相当精干的力量组成。在地方接管机构上，则应该以省为单位，由政府和军区两个系统组成，“政府系统按照行政区划，自上而下，从省到区，组织各级政权机构；军区系统，主要是以一部分主力实行地方化，组成地方武装”。《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页。

　　鉴于解放战争的后期，已经改变了过去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先占领城市，再占领农村，所以在接管上也是先接管城市，再接管乡村。这是因为，在这个时候，只要把城市接管好，那么乡村的接管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一个事情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农村的接管就是可以完全忽略了，也应当引起重视。鉴于此，西南局提出了一个方针策略：“重点是接管好城市，但同时必须派干部去农村，哪怕少些也有必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在接管城乡的过程中，主要会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依靠力量的问题，另一个是对于旧政权遗留来的机构人员处理的问题。

　　在城市斗争的依靠力量上，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就有指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1428页。由上可以看出，在城市的接管上，毛泽东提出更多的是应该依靠工人阶级，同时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各方人士。而对于接管乡村，各地都提出了要“依靠旧人员”、“依靠保甲长”。因此，“建立政权的干部只派到区为止，有的次要区甚至暂时不派”。《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在城乡顺利接收之后，只是完成了“接”的工作，但是接下来“管”的任务还很繁重，特别是在管理好城市上。

　　管理好城市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发展生产。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在这里，毛泽东提出，要学会抓主要矛盾，抓中心工作，要保证民生，满足人民最基本最需要的东西，即认真恢复和发展好生产，从而赢得群众对我们的拥护和信任。

　　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方针，毛泽东指出，必须要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即“四面八方”的全面政策。

　　二、转移的重要原则——兼顾好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

　　中共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即开始有一部分人不重视农村起来，出现了城市与农村配合不好、城乡脱节的现象。对此，西南局书记邓小平指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说先城市后农村，我们有些同志理解成为只要城市不要农村，以为只要城市工作搞起来了农村工作就可以跟着起来”，从而导致“大批干部拥挤在城市，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也不愿在农村工作，重视城市而轻视农村”。《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华中局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1949年《长江日报》7月9日社论指出：自从二中全会的方针公布以后，特别是当此胜利迅速发展、取得了不少城市以后，我们干部思想开始发生了某些极堪注意的问题。一种思想就是以为革命胜利了，从此应该享受一下，因此只愿意进城，不愿意下乡；只愿意做工业工作，不愿意做农民工作。另一种情形则是机械地歪曲了七届二中全会以城市为重心的决定，尽管他那里没有工业，或全部没有或其中仅有极其微小的工业，他依然集中了最多的干部在城市里，把领导的重心放在城市里，一任广大农村受尽恶霸土匪特务的残酷剥削，甚至威胁群众向革命进攻。《到农村去，到农民群众中去》，《人民日报》1949年7月18日。可以看出，对于干部思想的变化，除了以上指出的没有正确理解好中央方针之外，还有一种主观上逃避的因素存在。

　　而最早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是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他在回忆录中提到：我在东北时，就发现一些干部有留恋城市倾向，不愿到农村做艰苦工作，湖南省委必须明确方针，才好统一干部认识、思想，以利工作。《黄克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21页。

　　实际上，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工作重心要准备向城市转移的时候，毛泽东就提醒大家：“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他指出：“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应该说，中共过去把精力主要集中在农村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而现在要集中双倍的精力，在城乡兼顾上做好，既要把城市工作搞好，又不能忽视农村工作。这是因为中共作为一个即将在全国执政的政党，已经不是当初那种只顾在乡村发展积蓄力量的政党了，它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但是怎样兼顾城乡呢？正如薄一波所说的，这是“一篇复杂的大文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历史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必须是两个拳头都要硬，既要抓好农村，又要抓好城市，工业农业齐头并进，不能有失偏颇。根据华北的情况，薄一波指出：进城后乡村仍然是党必须关注的关键环节。

　　而在华中、西南、西北，由于当地情况的不同，各大区的领导人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要暂时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创造发展城市的条件和基础。提出这一观点的理由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人口所占比例较大，工业发展相对落后。无论是在华中，还是在西南、西北，农村人口均占全国的大多数，一般都达到90%左右。而城市人口则比例相对较少。

　　第二，农村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目前农村还是封建的农村。在当时来讲，由于人民解放军的不断胜利，广大农村在政治上是初步解放了，在经济上则几乎完全掌握在封建地主手里。《到农村去，到农民群众中去》，《人民日报》1949年7月18日。

　　第三，支援前线需要农村的配合。在过去，国民党为了进行内战，曾经在农村中进行过无数次的榨取，这就使得农村更加贫困，生产力低下，农民生活惨不忍睹。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物资的供应和原料的由来。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发展农村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革命的乡村，就没有革命的城市”，“封建的乡村绝对不能把民主的城市搞好”。《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6~387页。

　　鉴于以上因素，这几个大区的领导人都相应地制定了本区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步骤。

　　三、转移的根本目的——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的转变

　　由于城市是工业主要积聚的地方，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化强烈诉求的前提下，实现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其根本目标也就是为了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近代的中国之所以受到了西方列强的欺凌，根本原因就是发展工业太晚，在现代化建设上长期没有得到进展。落后就意味着挨打。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必须走一条复兴的工业化道路。从洋务运动开始，清朝统治者开始创办自己的工业，实施工业强国之梦。到北洋军阀及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华民国，都是如此。中共在取得政权之后，也是要坚定地把实施工业化这根接力棒承接下去，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实施工业化是在执政之后的必然历史任务。但是在党创建的时期，更多的是面向国内复杂的斗争局面，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向革命，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还没有时间来思考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移的问题。而在局势得到稳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阐述自己的工业化理想。

　　1943年10月，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工业国家。1944年5月底，毛泽东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要打败帝国主义和使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我们共产党必须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从历史文献来看，在不断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阐述了他的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换的理想。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最早提出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说法。毛泽东在谈到土地问题时指出：“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在谈到工业问题时，他特别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其后，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分别阐述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愿望和设想。

　　而真正把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问题作为一种口号或者历史任务明确提出，则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对于如何转变也进行了思考。他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二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在这里，他为大家展示了一个光明的前景，即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四、结论和启示

　　在综合考察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几个问题及在执行方面的差异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和启示。

　　（一）地方在贯彻中央指示时往往是不违背主旨的同时灵活执行

　　在当时的中国，各个区域具体情况是不一样的。东北解放得早，而且在大城市里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华北紧随其后，在工业上也有一定的积累。而解放相对较晚的华中、西南、西北三大区域，它们的工业基础则相对落后些。由于这种不同，那么，在执行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中，地方就应该根据其特点采取灵活的措施。

　　对于这种灵活的执行，也是符合毛泽东的本义。毛泽东经常提到策略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南北差异的问题。他首先指出：“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是不同的，党的工作任务也就必须有所区别。”接着进一步指出：在南方乡村中，“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北方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9页。在这里，毛泽东承认了南北在工作重点的差异，实际上也就暗含了不同区域在执行上的差异。

　　实际上，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要在全国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时候，东北早在1948年就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根据张秀山的回忆：“1948年3月，东北局明确提出，东北地区党的工作重心要逐步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06页。既然东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工作重心转移上超越了全国的阶段，那么，其他地区在工作步骤上也应有所区别。

　　（二）在对中央方针的贯彻上，考验着地方领导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作为执政一方的大区领导，需要有较强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这是在执行工作重心转移战略过程中得到证实的。比如邓子恢、邓小平、薄一波、习仲勋等，一方面，他们都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央方针在执行的过程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即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之后，农村可能会受到忽视，此外就是骄傲和害怕吃苦以及脱离群众问题的产生，而这些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提醒过的。针对这些问题，他们提出了要进行预防，并及时采取纠正措施。中央的方针往往是正确的，如果理解上出现偏差，就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另一方面，地方领导都做了灵活性的执行，有的提出工作重心转移后农村是不可忽视的环节，有的则提出要暂时把重心放在农村。除此之外，在华中、西南和西北都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三步走的执行步骤。

　　作为大区领导，一方面，能够对于可能出现的对中央方针的理解偏差，能够及时察觉并予以纠正，引导朝正确方向发展，以防止腐败、骄傲情绪的产生；另一方面，又能采取行之有效的执行办法，这是他们在执政能力、执政水平上的根本体现。

　　（三）正确处理城乡之间关系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永恒的主题

　　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如何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的问题。当时的各个大区，都在探讨这个问题。东北局是最先实现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所以也是最先遇到这个问题的。

　　在东北局对城乡关系的探索中，首先，纠正了在工作重心转移过程中忽视农村的错误观念。《东北日报》1949年7月5日社论指出：有的同志不了解这种城乡关系，当听到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之后，竟发生了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党看重城市，即是不看重乡村了，党要集中力量进行工业生产，即是看轻农业生产了，于是放松了乡村工作，放松了农业生产的领导。这种错误思想是十分危险的，必须予以切实纠正。在此基础上，东北局提出城乡之间是可以实现互助的。即乡村生产力提高之后，就能有多余的劳动力进入城市，进入工厂，成为发展工业的劳动生力军。农业发展了，也就扩大了工业市场，能以丰富的粮食、原料供给工业，并吸收大量的工业品。乡村转过来帮助城市，农业帮助工业，农民帮助工人，这就是新的城乡关系的另一面。把这两方面综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城乡互助的图画。《新的城乡关系》，《人民日报》1949年7月19日。

　　中共在全国执政后，城乡关系的矛盾摆在了面前。特别是在实施工业化的道路过程中，如何处理城乡关系是一个我们不可回避的话题。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处理城乡关系时，更多的是牺牲农村和农业，而突出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直到2000年之后，中共才提出了“工业要反哺农业”的方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