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明确规定人民军队有“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三大任务，开展了以军队为主体的大生产运动，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复员转业军人建立国营农场，并通过计划移民、吸收农民和发动城市人口上山下乡等方式，大力发展军垦和农垦事业，侨务部门管理的华侨农场和司法部门管理的劳改农场以及各种实验性农业示范区、改良园，由于其特殊的政策性，不包含在内。使之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毛泽东的屯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主线及主要内容

　　（一）军队要“劳武结合”，从事生产运动

　　早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工农革命军要执行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加之中共领导下抗日军民的增加，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抗日根据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为了克服这一困难，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大事记（1937~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他提出全党全军要“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大会要求军事机关、学校和八路军留守部队当年的生产任务是12500石（占生产总任务的41%）。在八路军留守部队中，生产自给运动搞得最好的是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从1940年起，在旅长王震的领导下，在距延安近百里的南泥洼（后改名为“南泥湾”）开荒造田，从1940年到1943年开垦荒地5万亩，并建立了纺织厂、肥皂厂、盐井、磨坊、运输队、军民供销合作社等工商部门，到1944年，三五九旅实现了全部经费、物资自给，粮食做到了“耕三余一”。《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8页。1942年，毛泽东为电影《南泥湾》专门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为推动大生产运动的深入进行，毛泽东于1942年到1945年间先后发表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等重要著作，其中对军队参加生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和说明。

　　毛泽东指出大生产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基本原则是“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其核心内容是既要发展公营经济，也要发展民营经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895页。在物质分配方面“还应规定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能够分得红利，借以刺激生产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9页。关于生产的组织形式，他认为要农工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页。。

　　1943年，毛泽东提出“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1945年，毛泽东进一步号召全党全军“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切部队、机关，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里，一律参加生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1页。同时，还应“组织专门从事生产的人员，创办农场、菜园，牧场、作坊、小工厂、运输队、合作社，或者和农民伙种粮、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2页。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中指出，“大量的脱离生产人员，专靠东北人民供给，是决不能持久的，是很危险的。因此，除集中行动负有重大作战任务的野战兵团外，一切部队和机关，必须在战斗和工作之暇从事生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2页。。

　　在军队从事生产过程中，毛泽东一再强调对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他指出：“我们要发展公营经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如果我们的公营经济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两年内是继续发展的，如果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在这两年内获得全部或大部屯田的机会，那末，在两年以后，人民负担又可减轻了，民力又可得到休养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3~894页。

　　毛泽东高度赞扬军队在大生产中取得的成绩，1945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工作者大会上总结道：“最近几年，我们边区部队从事大量的生产，衣食丰足，同时又进行练兵，又有政治和文化学习，这些都比从前有更大的成绩，军队内部的团结和军民之间的团结，也比从前更好了。”同时他继续鼓励游击区的生产工作，他说：“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的机关和部队，如果有了生产自给运动，他们的战斗、训练和工作，就更加有劲，更加活跃了；他们的纪律，他们的内部的团结和外部的团结，也就更好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9页。他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中，赞扬了晋察冀游击队生产运动的经验，称他们“实现了劳力和武力相结合的原则，把战斗任务和生产任务同样看重”《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2页。。

　　对于军队从事生产的合理性问题，毛泽东强调：“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毛泽东认为军队从事生产的另一重要任务就是学会经济工作，他说：“我们边区和整个解放区，还要有两年至三年工夫，才能学会全部的经济工作。我们到了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0页。

　　毛泽东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在实践中升华和创新进一步指导实践的理论。1943年11月，毛泽东说：“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毛泽东强调，“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我们部队机关学校的群众生产，虽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但是这种在集中领导下用互相帮助共同劳动的方法来解决各部门各单位各个人物质需要的群众的生产活动，是带有合作社性质的。这是一种合作社。”毛泽东认为，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和分散的个体生产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他对集体化的发展方向作了明确的指向：“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8~931页。。

　　（二）建立一支生产大军，发展国营农场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文件指出：“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而其重点，则在于以劳动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财富。”文件还规定了必要的政策界限，如“禁止开商店从事商业行为”；要“建立军队的生产合作社”；可以与当地农民伙种，但“不得强制执行，不得与民争利。”《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59页。这些规定，不仅指导了当时的军垦生产，对以后发展起来的农垦事业，也一直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1952年2月2日，毛泽东主席发布《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31个师转为建设师，其中参加农业生产建设的有15个师，分布在新疆、甘肃、宁夏、江苏、山东等省、自治区，以他们为主建立了一批农场。《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4页。命令说：“你们过去曾经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史研究室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中央领导与兵团专辑》第14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

　　1958年1月，为了裁减军队数量和减少脱产人员，中央军委决定在1958年内从军队现有干部中精简十万人，动员他们上山下乡进行劳动生产，并规定：除地方机关可能接收一部分配工作外，基本上应是动员他们转业复员参加生产建设。知识分子学员中的军士人员和工农骨干，在自愿条件下可动员去国营农场从事劳动，干部中凡愿意去的，也可以去一部分。地方无法接收的，如军队在当地办有军垦农场（或有条件办并准备办军垦农场的），在本人愿意参加的条件下，也可以吸收一定数量。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编：《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劳动人事出版社1983年版，第527~531页。1958年3月，成都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央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提出，“军垦既可解决军队复员就业问题，又可促进农业的发展，在有些地区还可以增强国防和巩固社会治安。因此，在有大量可垦荒地、当地缺乏劳动力，又有复员部队可调的条件下，应该实行军垦。”意见同时指出，“军垦的组织形式，一种是首先组织军垦农场，然后逐步转变为国营农场，另一种是一开始就组织国营农场。军垦农场的经营，应该以农业为中心，同时结合经营林业和畜牧业，农林牧产品加工工业。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经营运输业和建筑业在建立军垦农场的初期，应保持军队的领导关系，以利军队帮助建场，同时还应受农垦部和地方的领导。待建场完成后，则由农垦部和地方领导。无论建场初期和建场完成以后，均应以地方领导为主”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311页。。

　　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提出5年内从内地动员570万青年到这些地方去参加开发和建设工作，并要求农垦部负责此项工作。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321页。1962年2月，时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政治委员的张仲瀚在和周恩来一起飞往广州的飞机上，周恩来总理告诉张仲瀚：“毛主席和我有个设想，把我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军队，改为生产建设部队”郭书田等编：《周总理与农垦事业》，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196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宁夏、陕西建立农业师。1966年，中央决定在西藏成立农业建设师。1968年至197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批准建立黑龙江、内蒙古、兰州、江苏、福州、安徽、云南、山东、浙江、广东生产建设兵团和江西农建师及广西生产师等。《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68~470页。要指出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各地兵团和建设师的成立对稳定混乱的局势和巩固边防是有积极作用的，但用带兵打仗的方式管理农场企业，其经营体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1972年以后，各地建设兵团和建设师相继撤销。

　　计划并实施建立如此庞大的生产建设部队，除了屯垦戍边的需要外，毛泽东考虑的更多是具有高度组织化的“国有经济体”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一是帮助发展边疆经济。1949年新疆解放初期，毛泽东对向新疆进军的人民解放军和到新疆工作的干部指示：你们到新疆去的任务，要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王恩茂：《在庆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党的文献》2004年第6期。1951年12月，毛泽东在给《王震关于新疆军区一九五二年生产计划的报告》的批复中十分赞同王震准备将开垦好的农场移交给当地农民、试办集体农庄的计划。他说：“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十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新疆因为是将军队垦出的一部分土地、军队修好的一部分水利和房屋让给农民，如果又能给以机器援助，农民可能很乐意干。望将这方面的经验随时报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史研究室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中央领导与兵团专辑》第14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二是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的经毛泽东多次参与修改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国家应当有计划地开垦荒地。从1956年起，在12年内，要求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由1955年的1300多万亩增加到1亿亩左右。在有条件的地方，应当组织移民和鼓励合作社组织分社或者派出生产队，进行垦荒。”“国营农场应当实行多种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这份《纲要》还提出“要有计划地发展国营牧场和国营林场”。“积极改良和利用盐碱地、瘠薄的红土壤地、低洼地、沙地和其他各种瘠薄的土地”经济资料编辑委员会辑：《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而斗争——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58年版，第10~18页。。1958年秋，毛泽东主席将数十封反映订奶困难的人民来信亲自批转给农垦部部长王震，要求国营农场重视发展奶牛生产，增加奶品供应。《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9页。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在研究进口粮食的同时也考虑如何提高国营农场的商品粮生产问题，1961年4月，毛泽东对王震说，国营农场只要能搞到商品粮，我赞成农垦部搞些直属的。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农垦事业大事记（1949~1981）》（内部资料），第23页。1962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粮食工作的决定》，提到要大力支持国营农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能够逐年向国家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粮，并规定国营农场每年增加上交国家商品粮3亿~5亿斤。《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62、464页。1978年1月，王震接见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全体代表时说：“办国营农场也是按照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关于我们国家人口多、要充分安置就业的指示，办农场就业花钱少，同时，可为国家多生产粮食。”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830页。三是引领示范农业技术。1954年6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报告时，加写了“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97页。。10月，毛泽东在答谢苏联赠送可供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需的机器设备时提到，“无疑地，这个国营谷物农场不仅在推动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会起重要的示范作用，而且也会帮助中国训练农业生产方面的技术人才和学习苏联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宝贵经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65页。1957年，毛泽东提出“中央和地方的国营农场应当成为繁育农作物良种的基地，积极繁育和推广适合当地的农作物良种”。所有的国营农场，要团结和帮助周围的农业合作社，在生产技术方面发挥应有的示范作用。经济资料编辑委员会辑：《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而斗争——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58年版，第10~18页。

　　（三）为农业合作化作示范

　　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化的改造，毛泽东对国营农场在社会主义农业的集体化、农业合作化以及农村人民公社化方面的示范作用更加看重。1953年，针对河南省盲目扩大国营农场问题，中共中央发文指出，“须知目前时期我们发展国营农场主要是为了增产示范，扩大影响，团结群众，积累经验，培养骨干，为将来农业大规模集体化作准备工作，而不是靠经营农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法研究组编：《农业经济法规资料汇编》第7辑，1981年版，第158页。毛泽东在1955年论述农业合作化问题时说，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48~249页。1955年7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上充满信心地说：同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同时，我国已经有了少数社会主义的国营农场。到1957年，国营农场将达到3038个，耕地面积将达到1687万亩……国营农业在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将有大规模的发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238页。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应该加强国营农场的工作，使国营农场对于合作化运动更多地起帮助和示范的作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4页。在农业部的多项文件中，也一再提到国营农场的主要任务是“启发引导个体小农经营，走向机械化、集体化的生产道路”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60、68页。。

　　毛泽东对于问题的看法，从来都不止于“头疼医头，脚痛医脚”，他在大生产的运动中敏锐地发现，将“军民组织起来”，除了能解决吃穿用等现实困难外，“组织起来”带来的社会和民众精神及心理上的变革，则更为重要。毛泽东曾多次学习《共产党宣言》，并对文中“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数量，按照总的计划来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实行普遍的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等句子做了圈点批画。江东然：《博览群书的毛泽东》，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据王震回忆，“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他们曾多次谈到，中国这么一个幅员广阔、多民族的大国，为了巩固边疆、保卫祖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组织军队屯垦戍边的问题。我们的海岸线、边境线很长，有几万里，组织军队屯垦，这样有战斗力，一旦发生战争就能打仗，保卫我们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不被侵犯。他们还讲到，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中，有一条要建立农业产业大军，所以要开垦荒地，建设一支采用现代化机器和科学技术的农业大军。”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3~1044页。所以，毛泽东要求军队从事生产建设，不仅是解决经济困难和转业军人的就业问题，也不仅仅是屯垦戍边、发展现代农业的问题，而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实践来看待的。全国各垦区的国营农场更是被看成是示范以合作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余秋里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毛主席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指出：“这一次没有人讲国营农场的问题，是个缺点。希望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农业部研究国营农场的问题。将来国营农场的比重会一年一年大起来”。1959年9月，毛主席在视察天津杨柳青农场时感慨地说：“还是全民所有制优越性大，可给集体所有制作样子。”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837页。

　　二、毛泽东的屯垦思想的作用和意义

　　毛泽东的屯垦思想既是对“屯垦戍边”这一延绵千年治国历史经验的继承和发扬，也是毛泽东结合马克思主义尝试解决中国问题的重大实践。在革命时期，以军队为主体的大生产运动，保证了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生产和管理经验。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实践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成立产业军”的教导，并形成“三个队”的建设理论，为毛泽东在建国后继续丰富这一理论树立了坚定的信心。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毛泽东对国营农场在农业合作化进程中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寄予了厚望。他认为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屯垦大军，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支撑下，一定能够创建出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并在高级阶段发展为农工商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新农庄，彻底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为此，他曾设想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军队改为生产建设部队，先通过创建以复员转业军人为主的军垦农场，创建出样板，再交给地方，并通过这种具有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国营农场，不断引领示范全国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建设。然而，毛泽东的设想显然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现状，在随后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十年中，我国的军垦及农垦生产单位承担着大量商品粮和国家战略物资的生产任务，消化解决了数十万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在自身获得较大发展的同时，也因承担过多社会职能而矛盾重重。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在管理体制、经营方式等方面出现混乱，导致体制僵化、经济指标严重下滑，而晚年的毛泽东此时思考更多的是中国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亦不能对军垦和农垦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多的指示。

　　新中国的军垦和农垦事业发展虽然遇到了曲折，但其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一是解决了大批复员转业军人的安置和城市及农村富余人口就业问题。截至1984年，全国农垦系统共接收复员转业和荣誉军人1454万人，吸收农民转为农垦职工145万人。《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6页。据顾洪章统计，1962~1979年，全国共有29119万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安置在国营农场。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页。截至1978年，全国共有国营农场2067个，总人口10958万人，实现职工就业514万人。《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61~62页。二是促进了全国经济特别是边疆经济的发展。新疆建设兵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按照“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在天山南北的塔克拉玛干、古尔班通古特两大沙漠边缘和自然环境恶劣的边境沿线，兴建水利，开垦荒地，建成一个个田陌连片、渠系纵横、林带成网、道路畅通的绿洲生态经济网络，并逐步形成以轻工、纺织为主，钢铁、煤炭、建材、电力、化工、机械等门类较多的工业体系；在东北，昔日的“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在南部亚热带地区，农场建设者们实现了中国橡胶产业的从无到有。三是维护了边境安全和民族地区的稳定。无论在“伊塔事件”、“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还是在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工作中，兵团战士和农场职工为战争的胜利和对一些突发事件的成功处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62年，毛泽东对新疆建设兵团在维护边境安全方面的突出表现大加赞赏，他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有了情况能打仗，我看有希望。”《当代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汇编》第4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2页。

　　在新时期，全国的农垦系统在引领示范现代农业，保障粮食安全，反恐维稳、储备国有土地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表现出日益明显的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走农业现代化道路，要“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当今的中国农垦具有高度组织化、专业化和“农工商”一体化发展的优势，这也是农垦系统在新时期结合十八大精神提出“两个率先”建设（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率先全面建成农垦小康社会）的信心来源。而这个来源正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创下的坚实基础，所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的屯垦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