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生态经济思想的内涵

　　（一）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1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资源综合利用

　　早在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就提出要保护自然环境资源、保护生态的问题。他指出：空气、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要素。这些空气、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不仅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条件，而且是社会生产力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中的关键因素，对此，社会主义国家都要加以小心保护，进行合理使用。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毛泽东指出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意资源的综合利用，不能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1965年1月，毛泽东提出，“综合利用单打一总是不成，搞化工的单搞化工，搞石油的单搞石油，搞煤炭的单搞煤炭，总不成吧！煤焦可以出很多东西。采掘工业也是这样，采钨的就只要钨，别的通通丢掉。水利工程，管水利的只管水利，修了坝以后船也不通了，木材也不通了。那怎么办？是个大浪费。综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23页。毛泽东还提出综合利用和“和打麻将一样，上家的废物，就是下家的原料!”他还指出，要想多有赢牌的机会，就得吃上家的废牌。

　　2发展可再生能源，保护生态环境

　　毛泽东指出，发展可再生能源，也是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方式。一些非再生能源的开采与使用，对生态环境危害较大。为减少能源开发给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缓解能源短缺的状况，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积极开展了小水电、太阳灶、风力提水机、小型风力机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1958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及水电问题与三峡工程时，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林一山谈到每年长江流失的能量可与4000万吨优质煤的能量相匹敌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祖辈已用了2000多年的煤，如今我们学会了用水发电，因而我们应减少用煤量，让煤保存下来，遗留给子孙后代。”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页。毛泽东还提倡在农村地区开发沼气。1959年，他通过对湖北、安徽等省市的视察，指出，沼气可燃烧，可用来做饭、照明，还可用作肥料，需大力推广发展。国家经贸委可再生能源发展经济激励政策研究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经济激励政策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此后，沼气作为可再生能源在我国南方地区广泛使用。另外，在此期间太阳能也得到发展。据统计，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有8万多亩利用太阳能进行育秧和种植蔬菜的温室，城市太阳能热水器约有12万平方米的采光面积，有太阳能干燥器30多座，建造了10多座被动式太阳房和3座主动式太阳能试验房。太阳能电池工业也有了一定发展，生产太阳能电池的工厂达到12家，年生产能力约10千瓦。谢治国、胡化凯、张逢：《建国以来我国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发展》，《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9期。

　　（二）提高资源使用效益

　　毛泽东提出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益。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要全面持久地厉行节约。我们6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页。当农村社会主义合作社高潮来临之际，毛泽东认为，把厉行节约，积累大量的物力和财力，当成只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要做的事情，是不对的。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1~462页。

　　遵循资源节约利用，反对浪费、增产节约等生态经济理念，毛泽东在社会改革运动中，领导并发动了大规模的全党全军整风运动、整党运动和1951年的“三反”运动、1952年的“五反”运动以及禁烟禁毒和取缔卖淫、赌博等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对树立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发展林业促进工农业生产

　　1植树造林、绿化祖国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战争的破坏和长期的乱砍滥伐使我国森林覆盖面积大幅下降。为了改变环境，1928年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倡导百姓造林。1932年，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政府颁布《植树造林》决议。1938~1942年，在毛泽东的倡议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动群众植树260万棵，1943~1946年，在陕北张家畔荒滩植树500多万棵。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明确提出消灭荒地荒山，实行绿化的任务，要“在12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编：《毛泽东论林业》，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致五省（自治区）青年造林大会的贺电》中向全国人民发出“绿化祖国”号召后，紧接着提出“实行大地园林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编：《毛泽东论林业》，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1958年“大跃进”期间，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盲目主张向自然开战，特别是“大炼钢铁”运动，砍伐大量木材用于炼钢，毁掉大片森林。毛泽东针对“大跃进”对生态环境，尤其是对森林造成的破坏，提出了“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编：《毛泽东论林业》，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一切能够植树造林的地方都要努力植树造林，逐步绿化我们的国家，美化我国人民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编：《毛泽东论林业》，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的目标和任务。1958年春，毛泽东路过云阳（今属重庆市）时指示，要在荒山上栽树。县里当即成立绿化长江指挥部，掀起一场群众性造林运动。如今的云阳长江两岸8万亩防护林为三峡库区乃至长江流域带来了巨大的生态防护效益。

　　2林业建设对工、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除发出植树造林、美化祖国的号召外，毛泽东还将林业与农业、牧业、副业、渔业并称为五业，强调综合平衡五业生产，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毛泽东提出“要努力发展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12项生产，要实行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编：《毛泽东论林业》，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他还强调了农、林、牧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编：《毛泽东论林业》，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毛泽东还用系统论的观点考察五业之间的关系，指出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一个大的生产系统、生态系统。他说：“所谓农者，指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在农林牧副渔业发展中，毛泽东又特别强调林业建设的重要意义，认为林业是一个大事业，每年都为国家创造财富，指示一定“要发展林业……林业以后才是牧业、渔业，蚕桑、大豆要加上。林业是化学工业、建筑工业的基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编：《毛泽东论林业》，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毛泽东曾在《关于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的批语中，对森林资源给予了高度肯定：“森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资源，又是农业生产的一种保障。积极发展和保护森林资源，对于促进我国工、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编：《毛泽东论林业》，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森林被誉为是地球生态系统中重要一环，毛泽东重视林业生产、保护森林资源的理念，对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兴修水利，促进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协调发展

　　1从战略高度强调水利建设的重要性

　　中国是一个气候不稳定、水旱灾害频发、自然条件相对不利的国家，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水旱灾害引发社会动荡，给经济社会建设带来严重影响。毛泽东对水利建设在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地位有着深刻认识，1934年1月23日，毛泽东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农业十七条》和《农业四十条》，也都从战略高度强调水利建设的重要性。在《农业四十条》中，毛泽东指出：“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小型水利工程（打井、开渠、挖塘、筑坝等等）、小河的治理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都由地方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负责有计划地大量办理。通过上述这些工作，结合国家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大、小河流治理，要求从1956年开始，在7年至12年内，基本上消除普通的水灾和旱灾。机械制造部门和商业、供销合作部门，应当做好抽水机、水车、锅驼机等提水设备的供应工作。”《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3页。在《农业十七条》中，提出“同流域规划相结合，大量地兴修小型水利，保证在7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9页。

　　2注重全面开发，重视大江大河的治理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相继发生风、雹、水、疫等自然灾害，其中水灾尤为严重。为了整治水旱灾害，毛泽东把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等大江大河的治理与开发摆到重要工作日程，做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治理长江和修建三峡工程以及南水北调等决策，在大江大河的治理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治淮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治水工程。1950年6月至7月，淮河发大水，灾情严重。1950年9月21日，毛泽东作出指示：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1951年5月9日，他为河南省治淮总指挥部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经过8年治理，到1957年冬，治理淮河工程初见成效。1855年，黄河决口改道，在徐州留下故道。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途经徐州时，看到黄河故道穿城而过，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嘱咐当地陪同领导应该想想办法，变灾为利，好好防守，千万不能再让黄河决口了。在视察人民胜利渠时，他专程来到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渠首闸，详细询问工程建设和灌溉效果。在讨论黄河灌溉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渠灌是阵地战，井灌是游击战”，建议以井渠结合的办法来发展水利。陶永祥：《毛泽东与调查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关于海河的治理，1963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路过天津时，听取河北省委林铁、刘子厚等汇报工作，询问生产救灾搞副业的问题时指出，你们要把河北的灾救出来！要把水切实地治起来！你们10年能把水治好吧？我70多了，看不见了，你们这辈子把水治好吧！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86页。11月17日，应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要求，给海河工程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87页。

　　3水利建设要统筹兼顾，促进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

　　水利建设中，毛泽东始终强调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他认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水利建设必须要立足全局，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对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往往存在着上中下游、左右岸的利益关系，为了保证治水取得最佳效果，必须在立足于全局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局部性问题，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在地区之间发生矛盾时，毛泽东要求各省、各地要以大局为重、分工协作。同时，重大水利工程投资大、工期长、技术要求高，工程建设必须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与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相协调。如果不顾当时客观条件制约盲目上马，不仅会对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还会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社会安定。以三峡工程为例，1958年3月25日，成都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在治理长江的规划中，要正确处理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等七种关系。《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228页。同时，水利建设要协调不同部门、不同方面之间的关系，既要注意综合的经济效益，又要注意整体的社会效益和长远的生态效益，要有主有次，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新中国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建成了数以万计的大小水利工程，逐步解决了农业用水和抗旱问题，实现了对江河、湖泊水情的控制，达到了灌溉、发电等综合利用的显著效果，实现了水利工程为人民服务、为生产服务的基本要求，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协调发展。

　　二、毛泽东生态经济思想的理论价值

　　（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对自然有高度的依存性，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内在统一性和一致性。“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6页。“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体，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自然界不仅是人的直接生活资料，而且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人类必须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满足自己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然后才能进行生产。“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还认为，人与自然的现实统一，是以社会和自然之间特殊的联系形式——劳动作为基础的。生产劳动是人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形式，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类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进行劳动。但人类劳动实践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要受到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制约。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1~202页。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论述表明，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而不是单纯改造的对象。人在作用于身外的自然界时必须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把人类的生产和消费置于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自然界生态系统各主体之间才能实现平衡发展。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及论述，阐明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和作用。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说为指导，他指出，“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283页。在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说的指导下，在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紧密结合，提出的综合利用保护生态环境、增产节约提高资源使用效益、发展林业促进工农业生产、兴修水利促进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协调发展等生态经济理念，将人、自然、经济、社会看作地球生态系统中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因子，认为其中任何一个因子的缺失或失衡都会破坏整个生态系统，从而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环境。毛泽东从本质上重新定义了人、自然、经济、社会的关系，建立了一种新的人类生存方式，特别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在具体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

　　（二）为中国共产党生态建设思想的不断成熟奠定了重要基础

　　毛泽东生态经济思想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对生态问题的认识历程，是中国共产党生态建设思想的起点和萌芽。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逐步形成的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其理论来源之一就是毛泽东生态经济思想。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生态观进行了科学总结，同时，结合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从保护生态环境的本原意义出发，提出了反对过量砍伐森林、走生态环境建设可持续化道路、依靠科学技术推动生态环境建设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等一系列更为明确的生态环境建设理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生态环境建设思想的逐步形成。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对中国共产党生态环境建设思想在内容、地位和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扩充，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将生态环境建设上升到生产力高度，作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建构更加科学与完善的法制体系。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提出了生态环境建设思想的纵深发展，在发展理念上，提出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主张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在社会构建上，提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思想；在文明形态上，提出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生态环境建设思想是他们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而得出的结论，也是他们对前人思想进行总结和提升的结果。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关于生态环境建设思想的与时俱进和丰富发展与毛泽东在革命建设时期的探索和实践是分不开的。从邓小平、江泽民的生态观到胡锦涛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理论都可以在毛泽东的生态经济思想中找到原型，毛泽东生态经济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生态建设思想的不断成熟奠定了重要基础，为解决我国新时期的生态问题开辟了道路。

　　三、毛泽东生态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启示

　　中共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剖析毛泽东生态经济思想的内涵及其理论价值，对于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路径具有重要现实启示意义。

　　第一，按生态平衡规律办事，始终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毛泽东生态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要深入研究和掌握影响生态平衡的各种因素，使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在相对平衡的状态中持续运行。

　　第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以人为本是毛泽东生态经济思想的根本宗旨。他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兴修水库、植树造林、治理环境，创造了造福于民的政绩。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事业中，领导干部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第三，弘扬科学的消费观念，营造有利于生态文明发展的健康生活方式。合理利用资源、增产节约、反对浪费是毛泽东生态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积极弘扬科学的消费观念，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应当注意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维护生态环境和保持生态平衡。

　　第四，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搞好生态经济建设，努力实现生态文明。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倡导的植树造林、兴修水利、治理环境等生态经济理念，对于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协调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深入推进中，我们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坚持经济发展、社会效益与生态优化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