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历经几代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中非经济合作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继往开来，取得了明显的政治经济效益。毛泽东对中非经济合作的奠基性贡献对中非经济合作关系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先导的一部分。

　　一、强调构建中非经济合作的和谐政治氛围

　　毛泽东对构建中非关系的强调，是基于“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把第三世界作为中国外交工作的基本立足点，将非洲视为第三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封锁，为巩固我国的独立，建设新中国，毛泽东战略性的提出，加强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把大力争取同非洲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非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便是题中之意。二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美苏从两个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毛泽东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因而尤为注重积极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特别是注重以经济合作作为发展关系的契机，保持政治上的沟通。“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1974年2月，毛泽东主席会见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他说：“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2页。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奠定了中非经济合作发展的理论基础，是从“两个中间地带”论点发展而来的。这一思想反映了他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总体看法，也勾勒出中国今后的基本国际战略思想。《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8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高举了反霸、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以及中国永远不称霸这三面旗帜。这三面旗帜至今仍是我国外交的基石。李捷：《毛泽东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

　　毛泽东主张在国家战略的层面上加强与非洲国家的交流，在非洲国家陆续独立，中国与非洲国家有了形成官方交往的可能后更是如此。毛泽东给予新建立的非洲国家如加纳、几内亚、坦桑尼亚等以迅速的承认，积极建立政府间外交关系，为它们国际政治地位的确立做出努力。毛泽东特别强调中非交往中相互尊重主权，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受到了非洲国家的普遍认同，中非关系由此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阶段。从1956年5月30日与埃及建交到1976年6月30日与塞舌尔建交，改革开放前，中国先后与41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301页。，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非洲国家的正式交往，为形成互利共赢的中非经济合作关系打开了崭新局面。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珍宝岛事件、中美关系正常化等的出现，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外交战略进行了巨大调整，又有12个非洲国家先后与中国建交，一度与中国中止外交的7个非洲国家也陆续与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非政府间关系的良性互动形成了中非经济合作的发展基础。毛泽东等人清醒地认识到中非之间的经济合作必须以和谐的政治氛围为基础，在贸易方式上由原来的民间贸易转向以较大规模的官方贸易形式为主。1957年12月，朱德在全国外贸局长会议上就明确指出：通过对外贸易的发展，可以同亚洲、非洲和中立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加强经济联系。《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40页。与此同时，毛泽东十分重视中非政治友好的互动，以达到相互理解、良好沟通的目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主席逝世的27年中，他会见非洲外宾的次数多、频率高。1975年6月下旬，毛泽东已经重病在床，无法出面会见访华的加蓬总统邦戈，他为此专门写信给邦戈，说明：“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相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8页。邦戈对毛泽东此举深为感动。总的来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非之间一直保持着较为良好的国际关系，这为中非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提供了稳定和谐的外部环境和氛围。以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为宗旨的中非经济合作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自身面临经济结构的巨大调整，而20世纪80年代对于非洲国家来说，又是经济发展“失去的十年”，中非贸易合作中客观存在的中国顺差拉大与结构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这成为非洲国家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如1978年到1989年，中国对非洲出口商品主要是农业加工产品和工业品，如茶叶、大米、棉涤纶坯布、仿蜡印花布等，这些出口商品占中国对非洲出口额的85%。进口商品主要是资源性的磷酸盐、磷酸二胺、棉花、咖啡、钴等。《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国社会出版社1988年版，第338页。同时，随着中非经贸的进一步开放，个别中国企业在非洲进行无序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非经济合作可持续的健康发展。中非贸易的不平衡主要是因为比较优势和市场局限所致。事实证明，在和平友好，相互理解的政治氛围下，通过对国际贸易新领域的开发和贸易形式的改进，耐心寻找中国与非洲不同国家的利益结合点，这一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对于个别企业的扰乱市场行为则需要时间来进行整顿和管理。但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正在制造中国正在重复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单方面追求资源和经济利益的舆论。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几代领导人都继承并以新的形式发展了营造中非间平等互利、团结友好的良好政治氛围这一优良传统，使这些舆论不攻自破。截止到2011年7月31日，中国又先后与50个非洲国家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2193_611376/。1982年，中国政府首脑访问非洲，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原则。1996年5月，江泽民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非洲6国，在阐明中国与非洲经济合作的具体政策时，明确表示中国继续提供力所能及、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政府援助；双方积极配合，通过合资、合作等方式振兴中国提供的传统援助项目；鼓励双方企业间的合作，特别要推动有一定实力的中国企业、公司到非洲开展不同规模、领域广泛、形式多样的互利合作，在合作中坚持守约、保质、重义等原则；拓宽贸易渠道，增加从非洲的进口，以促进中非贸易均衡、迅速发展。正是在坚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政治氛围中，中非经济合作保证了健康发展态势。中国和非洲各国政府和企业着眼于中非经济合作的互补性，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国际贸易交流对话。从1983年起，中非代表团互访很多，中国去非洲参与经贸合作的人员到1985年底已达8670人。《为中非友好创立新的历史丰碑》，《人民日报》1996年5月14日。中非政府有意识的不断强化传统的“中非友好”观念，并积极寻求适当的途径解决贸易摩擦等问题。非洲国家官方对中非经济合作关系的评价多数持肯定态度，对中国个别无良企业的抵制行为也控制在了民间层面。非洲政府和人民愿意与中国开诚布公的积极解决中非经济合作中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应该说，这是与毛泽东奠定的中非传统友谊基础与和谐的政治氛围密不可分的。

　　二、帮助非洲国家通过经济合作培育自力更生能力

　　从新中国成立到毛主席逝世的27年中，毛泽东始终关心非洲民族经济的发展，思考着中非经济合作关系的远景。毛泽东充分尊重非洲国家，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5页。，并将帮助非洲国家在内的民族主义国家建立独立经济作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方针政策之一。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对外贸易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帮助民族主义国家建立独立经济。”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40页。毛泽东等领导人通过会见非洲国家经济界的友人了解他们对于增强自力更生能力培育的想法与要求，与非洲国家共商发展中非经济合作关系的大事，鼓励他们把握机会，积极实践本国发展道路。1967年，中国主动承担了长达1800多公里的坦赞铁路工程，周恩来表示：“我们帮助友好国家的建设项目，不仅要完成，而且一定要使受援国人民学会掌握全套技术和经营管理，训练好技术人员和工人。把项目交给受援国使用，这才算是完全做到了援助。”《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78页。为此，中国派出了当时最好的设计队伍和施工队伍武建华：《随周总理访非商建坦赞铁路》，《百年潮》2008年第5期。。1976年，坦赞铁路竣工，直至2013年习近平访非期间，非洲领导人还多次表示感谢，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远见与英明。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政府对非洲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秉持了毛泽东的理念，从非洲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以培养非洲国家自力更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中心，把重点放在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人员的培训上，立足实际，长远规划。这一时期，中国对中非经济合作发展的战略进行了适时、适度的调整，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但注重对非洲国家农业、技术和技术人员的培养等方面都保持了方向性的连续。中国政府对于一些改革开放前援建的项目给予了一如既往的技术合作。比如上海市轻工业局1962年11月到1966年11月援建马里的焦利巴卷烟厂，在1982年9月到1990年12月间又进行了9期技术合作。周伟明、唐振常：《上海外事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页。非洲国家十分期盼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基础设施建设、矿业、能源、汽车等本国优先发展领域开展投融资合作。从前文的概况可以看出，在投入援建项目、减免债务、人力资源培训、人道主义援助、技术援助以及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维和等多种形式之外，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和贸易形式涉及非洲国家国民经济多个领域。如1982年后，中非经济合作中开始出现中非合资或中方独资的企业，近年来，中非服务贸易也取得了较大发展。2011年，中非服务贸易中的旅游贸易大幅发展，中国赴非洲旅游人数达100万人次，非洲来华旅游人数近50万人次。这些投资和贸易形式的改变充分考虑到非洲国家增强自力更生能力的需要，尊重他们的发展愿望，有力地促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转型。此外，中国十分注重兑现对非洲的合作承诺，2003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期间，中国全面兑现了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关于减债、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援助、人力资源、医疗卫生、金融、旅游与文化等各项援助和合作承诺。

　　三、坚持建立和发展双方经济合作的中长期优势

　　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不仅具有缓和国际局势的政治意义，而且给我国中长期的外贸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对非洲国家进行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投入活动的同时，中国也为自身国际贸易的长期发展和技术贸易、服务贸易的经验积累打开了一扇窗口。从国际贸易理论上来说，非洲拥有丰富的资源，劳动力廉价，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和非洲国家在经济结构上具有贸易比较互补优势。中非双方如何把这种中长期互补优势科学合理的充分发挥出来，以保证双方获得互惠互利的合作收益，这是摆在中非领导人面前的大问题。在中国与非洲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对立的矛盾，既有双方工业生产都较为落后，出口需求都较为旺盛的矛盾，也有中国自身经济能力不足以支付非洲国家所需援助的矛盾，还有中非经济合作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具体矛盾等。对于这些矛盾的解决，毛泽东倾注了大量心血，着眼于培养双方中长期的经济合作基础，保证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包括上述中国对非洲单方面经济援助，引导非洲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外贸结构等举措，还进行了中国政府与非洲国家建立官方订约、民间交往等多种形式的中长期经济关联等在内的一系列奠基工作。应该指出，中国的经济援助一般来说立足于非洲国家本土资源的开发利用，而且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并根据非洲国家的实际需求进一步投入，非洲国家普遍表示欢迎。如1966年1月到1976年，上海市粮食局援建几内亚达波拉花生榨油厂，年产一级花生油2755吨，精炼花生油145吨，1970年到1976年，又进行了6年的技术合作。周伟明、唐振常：《上海外事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页。这些经济援助，一方面使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另一方面，也使中国与非洲经济合作的长期顺利发展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为中非经济合作关系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非经济合作逐渐向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方向发展。只有使贸易双方着眼于中长期能取得的贸易收益，上述中非经济合作中的互利因素才能更持久、更深入的发挥作用。首先，中国政府依然十分注重对政府间贸易关系的培养。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根据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在中非经济合作问题上，全会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为对非洲的政策指明了方向。全会要求在新时期应继续坚持以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中国对外工作的基本立足点；鉴于非洲国家已进入了以发展民族经济为中心任务阶段，中国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并努力探索与非洲国家进行双边互利合作等经贸关系的新途径与新模式。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新时期，中国外经贸事业的不断发展和非洲国家总体经济的进步为加强双方经贸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建设方针，把不断加强和扩大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点之一。根据总的外交政策的精神，对非洲政策也相应进行了充实和调整。具体到中非经济合作领域，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如1982年后，中非经济合作中的技术贸易形式、跨国投资均大量增加。在会议精神的指引下，20世纪80年代同中国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的非洲国家增加到40个，建立贸易关系的非洲国家和地区达50多个张小峰、刘鸿武：《中非经济合作回顾与展望（1980~2009年）》，《财经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2004年胡锦涛访问加蓬，提出了“互助互利”、“共同繁荣”的新理念《巩固中非传统友谊深化中非全面合作》，《人民日报》2004年2月4日。，中非经济合作关系得到全面发展。政府间经贸协定的签订保证了中非经济合作中长期优势的逐渐显现，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了双方经贸中的传统优势，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双方市场竞争中的新优势。2008年以来发生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从贸易集中度来看，中国对非洲的贸易处于上升态势。2010年，我国与非洲的进出口额占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较“十五”末提高了14个百分点。霍建国：《我国对外贸易回顾与“十二五”展望》，《中国经贸》2011年第1期。据中国驻布隆迪使馆经商处统计，2011年中非双边贸易额达166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继续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随着中非贸易的发展，中国高质量产品越来越受到非洲人民的赞赏，非洲产品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消费市场。在投资方面，中国企业已累计向非洲投资147亿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tongjiziliao/fuwzn/swfalv/201208/20120808286374shtml。

　　其次，中国政府在对非洲的经济合作中依然坚持严把质量关。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把对非经济合作应信守承诺，对非洲经济交往中的信誉和产品质量放在突出位置，尤其注重及时交货、销售渠道稳定、完善售后服务，树立中国产品的良好形象。1963年12月底至1964年1月，周恩来访问非洲10国时，在阐述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时指出，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9页。1964年，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对外经联委、物资管理部统一颁发的《第一机械部援外机电产品暂行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援外产品，必须是稳定生产的合格品，能符合受援国家的使用要求，并力争达到一等品。在规定的保证使用期内，发现制造方面的质量问题，生产企业应负责包修、包换、包退。并且规定援外产品出厂前必须台台经过检验，并由检查科长签发产品合格证。重大或关键产品，必须由厂长签发合格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6~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584页。这在程序上严格保证了包括援非产品在内的援外产品的质量。改革开放以来，中非经济合作的具体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贯彻“大经贸”思想，根据市场规律，产品的档次拉开了，但是中国政府始终强调质量。这一时期，中非经济合作中还是存在一些易货贸易，由于双方对质量的严格把关，大多数易货协议都执行的较好。应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非洲无序竞争的短视行为必须进行规范和引导，非洲也面临着国际市场多个贸易商的争夺。毛泽东的对中非经济合作中非价格因素的重视，在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对非洲贸易中重视信誉的良好传统，促进了中非贸易的健康发展，得到贸易国的普遍欢迎，这也从中长期发展了中非经济合作各自比较优势的建立和培育。应该说，改革开放后中非经济合作显示出的蓬勃发展潜力和广阔合作前景，是与毛泽东对中非贸易长期优势的开拓性设想与实践分不开的。

　　四、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一个前后有机联系的整体，不应被人为隔断，中非经济合作的发展也是如此。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情境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和“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指明了中非关系的发展方向并作出了诸多具体实践，开辟了中非经济合作的新境界。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非双方的国情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坚持巩固和发展中非友好合作关系。邓小平指出南南合作有坚实的政治基础。第三世界国家能互通有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第三世界国家各有特点和长处，可以互相借鉴，是有能力进行合作的，合作领域是很广阔的。江泽民、胡锦涛等人多次访问非洲，强调中非应建立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国家关系，倡导经济上的合作共赢。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中非经济合作的奠基贡献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先导的一部分。

　　当前，中非经济合作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2013年3月25日，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发表演讲，将中国和非洲比作“命运共同体”，中非要做“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努力实现各自的“中国梦”和“非洲梦”《中非永远做真诚朋友和可靠伙伴》，《人民日报》2013年3月26日。。习近平的演讲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中非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对毛泽东和几代领导人对非洲政策的发展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