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文化，特别是对文学艺术十分关注。毛泽东曾说：“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6页。中国历史的特点决定了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产物。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作为这一科学文艺理论体系的主要创立者，做出了不可取代的贡献。

　　一、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革命斗争中孕育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时代的产物，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发展，逐步孕育、成熟和发展，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

　　1919年3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中，他从文学与经济政治等社会的诸关系中考察文学现象，发出了“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的呼声。1921年以后，毛泽东长期从事农民运动，非常重视农民的文化运动。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他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0页。他还指出：“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

　　在土地革命中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毛泽东指出：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他批评了对宣传工作的轻视态度，指出要“发扬工农大众文化，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到了延安以后，为适应根据地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强调文艺宣传要大众化。他提出，艺术作品的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要用大众化的文艺活动形式，征集、编辑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页。

　　在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为此，他呼吁“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4~845页。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从苏区到边区，群众性的文艺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特别是戏剧和革命歌谣，成为极为普遍的两种文艺活动形式。革命文艺活动在发展革命战争、巩固根据地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新民主主义论》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前提、提出了文化纲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就明确提出：“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他并指出：根据现时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页。而“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目标和路线，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提供了政治前提与依据。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708~709页。

　　他指出，民族的文化是指文化的民族特点。“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科学的文化是指文化要具有“科学性”。它崇尚理性精神，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理论和实际一致；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要向后看，而是要向前看；大众的文化也就是民主的文化，文化要以人民大众为服务对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革命文化要变成人民群众手中有力的革命武器；在抗日战争中，应有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化军队；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三个方面是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的；民族性是前提，科学性是精髓，大众性是归宿；它是和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相一致的。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提出了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的理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699、706页。这就纠正了在文化性质上的“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坚持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原则和策略思想。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第一次把我们党的文化主张理论化、系统化。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4~705页。这为以后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型和建设，打下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

　　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的标志

　　1942年5月2日、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先后发表讲话，总结了“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从当时延安文艺界的实际情况和抗日战争、根据地建设等对文艺的要求出发，为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制定了一条明确而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

　　（一）指明革命文艺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毛泽东强调，在今天,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和敌人作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848页；《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0页。

　　（二）确立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文艺和人民的关系问题，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3页。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三）阐明文艺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

　　《讲话》透彻地回答了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从而形成了完备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确定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

　　关于文艺和生活，毛泽东提出“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的观点。他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他还分析了“源”和“流”的关系，指出：“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作家艺术家可以而且应当继承和借鉴过去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但这并能代替自己的创造，也不能代替生活的源泉，“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1页。同时，毛泽东指出，文艺创作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他说：“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1页。在这里，毛泽东创造性地概括了文艺与生活的辩证关系，为文学艺术的创作和评价提供了美学原则。

　　关于“普及和提高相统一”，毛泽东认为这是贯彻执行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保证。《讲话》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严重地轻视和忽视了普及”的问题，指出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没有明确的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从工农兵实际需要出发，指出：“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2、829、862页。

　　《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必须与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指出这就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当前的任务。毛泽东说明根据地和非根据地的区别，不但是两种地区，而且是两个时代。到了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工农兵和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因此，根据地的作家必须描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9页。

　　《讲话》在当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一是确立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方向、方针，推动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的蓬勃发展。广大专业文艺工作者纷纷走向社会，深入工农兵，学习民间文艺，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造出许多优秀的、崭新的人民的艺术作品。如大型新歌剧《白毛女》，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二是扩大了党在国统区、沦陷区进步文艺工作者中的影响。三是奠定了党的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基础。四是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了解。从1945年12月起，《讲话》的朝鲜、英、俄、意等外文版出版。

　　胡锦涛在《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讲话》“是我们党领导文艺事业的经典文献。70年来，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一代一代文艺工作者自觉投身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创作出一大批具有正确立场、深刻思想内涵、感人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推动文艺事业健康发展，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讲话》所指明的方向和道路始终是我国文艺事业发展必须遵循的正确方向和道路。”

　　四、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并在实践中丰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提出发展、繁荣文化事业的方针、政策。在新的实践中，毛泽东文艺思想又得到丰富、发展。

　　（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继承《讲话》精神，确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总方向

　　1949年7月2~19日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集中了来自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两支文艺大军，共商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大计方针。开会前一天，毛泽东阅改了《中共中央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贺电》。毛泽东指出：“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期望文艺工作者“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130页。7月6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称文艺工作者的代表们为“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并指出：“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周恩来、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在大会上讲话，一致认为：《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完全正确。

　　（二）确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新中国基本的、长期的文艺方针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讲话。谈到文艺问题时他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毛泽东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时，再次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问题。他说：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4页。

　　“双百”方针提出以后，引起了强烈反响，经受了严峻考验。国际上有人歪曲“双百”方针；国内许多人不赞成这个方针。赫鲁晓夫坚决反对这一方针。美国的杜勒斯之流说：“人们还不能断定，这究竟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转引自朱地：《“双百”方针的提出带来“早春天气”》载《中南海实录——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毛泽东除多次批评错误观点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双百”方针提出的背景、必要性，对方针的性质、内涵和政策原则，作了深刻、具体的论述。他着重说明这个方针，是一个基本的长期性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说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实行“双百”方针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双百”方针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实践经验的总结；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对汇集起来的与会者提出的问题做了不少批注。这些批注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对发扬艺术民主、学术民主的信心。

　　在此之前,1951年4月,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页。促成戏曲艺术的自由竞争、百花齐放。1952年至1955年间，毛泽东多次指示对历史问题的研究要实行“百家争鸣”。此后，1956年8月，他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中，不但坚持和进一步发挥了《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已论述过的观点，而且着重阐释了文艺的民族性与民族形式问题，认为艺术离不开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开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主张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3页。1960年12月24日，毛泽东同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谈话，明确提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03页。1964年9月1日，中央音乐学院学生陈莲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对“有些人迷恋西洋音乐，轻视民族音乐，对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有抵触情绪”这一现象引起重视，毛泽东于9月27日批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这些论述，对如何正确处理“古今中外”的文艺关系，做出了辩证的科学的理论阐释。1965年7月21日，在《致陈毅》的信中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年2002版，第333、334页。这些都是与“双百”方针紧密联系的具体要求，是对“双百”方针内涵的具体补充。“双百”方针是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继承我国和我党历史的优良传统，吸取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在戏曲上实行“百花齐放”，在历史研究中实行“百家争鸣”取得成功经验的产物，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杰出创造，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的文艺工作，面临新形势的挑战，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在文艺领域，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和“双百”方针，已成为我国文艺事业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要长期坚持。

　　自1979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以来，先后召开了九次全国文代会、八次全国作代会，党中央还召开了多次专题会议，讨论、研究关于发展繁荣文化事业的问题。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就文艺事业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和意见，回答了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与实践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既坚持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又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

　　第一，确立“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

　　邓小平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发展要求，倡导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并强调应当把“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有机结合起来，成为新时期文艺发展繁荣的最重要的指导方针。邓小平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页。，但像“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样的口号，已不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了。随后，江泽民、胡锦涛对“二为”方向给予了高度肯定，并结合新的实践需要不断充实“二为”方向的内容。江泽民指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决定着我国文艺的性质和方向，为我国文艺的发展繁荣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前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是始终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胡锦涛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用自己熟悉和擅长的文艺形式，努力生产出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努力创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精品力作，积极推进我国文艺的创新和繁荣，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党和人民的期待，也是时代的召唤。

　　第二，进一步丰富、拓展了文艺与人民、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的内涵。

　　邓小平坚持了毛泽东确立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又把它具体化和现实化。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致祝词中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他强调“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者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在这里，邓小平把文艺、文艺工作者同人民的关系提高到了文艺事业发展的根本道路的高度，创造性地发挥了毛泽东的“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必须同广大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的思想内涵。

　　第三，将文艺事业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轨道。

　　邓小平首先提出，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明确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文艺工作者要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页。

　　江泽民按照新形势的要求，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继承并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文艺思想。他指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并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口号，提出两者互相统一的原则。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6年12月17日。

　　当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新的更高的阶段时，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文学艺术应体现以人为本精神，为人民群众营造美好的精神家园，这是新的时代课题。胡锦涛明确指出：“一切受人民欢迎、对人民有深刻影响的艺术作品，从本质上说，都必须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都必须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因而，文艺工作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坚持以最广大人民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关心群众疾苦，体察人民愿望，把握群众需求，通过形式多样的艺术创造，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6年11月11日。

　　综上所述，新时期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它将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文艺进一步大发展、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