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提出文化建设高潮的论断。随即，这种论断被政府及社会各界广泛征引，成为当时国家开展文化建设工作的主流话语（国家话语）。关于毛泽东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建设高潮的话语形成，在党史国史专（编）著中虽有所提及，但专门研究论文则未见到。专著如胡绳等分析新中国初期的文化建设时，认为“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也在到来”，并分析了正在到来的文化建设的表现。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页。

　　目前，学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建设的研究，大体上有两种路径：一是从国史角度，将此期文化建设纳入六十多年文化建设总体史中，作为一个重要阶段来分析文化建设的历程、成就和历史经验等；二是从党史或科社角度，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建设的实践来分析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思想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等。从国史角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建设的历程、成就及历史经验等，如周永生的《新中国五十年文化建设的历史回顾与基本经验》（《湖湘论坛》1999年第6期）、樊锐的《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和历史经验》（《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6期）、刘国新的《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北京党史》2010年第6期）、刘仓的《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历程、成就和经验探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等；从党史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思想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等，如王成光编著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理论建设》2011年第10期）等。这两种分析路径均重长时段的宏观分析（宏大叙事），不足之处在于研究的结论多趋同化、概念化，不重视研究此期文化建设的复杂性以及特定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点。毛泽东文化建设高潮的论断，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建设中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但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尽管学界对史学研究“碎片化”有所诟病，但并不意味着历史研究不需要探究细节。有鉴于此，本文试分析毛泽东文化建设高潮话语提出的原因和影响等，并结合此期文化建设的实际来揭示当时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以丰富人们对这个时期文化建设高潮话语形成的认识。

　　一、文化建设高潮话语的提出及原因

　　（一）文化建设高潮话语的提出

　　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之际，当时社会面临着两大重要转变：一是革命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二是革命由武装斗争转向政权建设。对此，七届二中全会已做出分析。所谓政权建设，实际上是创建新中国，成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联合政府。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形式来展开政权建设的工作。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国家统一后要有系统有步骤地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建设。在这里，他已考虑过新中国成立后要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建设，并将文化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并称为建国初期的“四大建设”。为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的重点工作，一方面是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另一方面是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9月21日，新政协会议召开。毛泽东在开幕中正式提出了文化建设高潮的话语。他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这种预言式近乎一语成谶的宣告，当然不排除新政权建设之初所具有的政治表态的因素，但稍加分析，我们会发现，这种政治表态实则是让人民对未来中国文化建设充满乐观预期，并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全能够实现。因此，毛泽东适时提出文化建设高潮的话语，不仅符合当时政权建设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有鼓舞人心、廓清方向的作用。9月30日，政协闭幕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实现“四大建设”的任务，必须把全国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用人民群众集体和智慧和力量来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实际上是说，要实现文化建设的高潮，不仅需要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还需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二）文化建设高潮话语提出的原因

　　文化建设高潮的话语，作为特定时期的论断，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及现实原因。

　　1940年前后，毛泽东等人在探究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建设问题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此时，他表示：“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想研究一下，也方在开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1940年第1期。无论是自谦，还是实际如此，但自此以后他对中国文化发展所倾注时间和精力之多，一些思想和观点影响之深，确实是其他领袖人物所难以比拟的。随后的1942年5月，他结合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艺的思想和政策，后整理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中他再次集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但经过几年时间探索和实践，新民主主义文化不具有了相对成熟的理论形态，还成为指导边区和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开辟出一条不同于国民党“三民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道路和新方向。正如近代史家龚书铎指出：“中国文化的出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也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是对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正确继承和发展，而成为近代文化的主流。历史的趋势，是向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龚书铎：《全盘西化论的历史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总的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仅适应了抗战形势的客观需要，还代表着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提出后，陕甘宁边区及各根据地都以此为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如1940年3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内容是民主的科学的，文化的形式是民族的大众的，只有这样的内容才能够提高群众，也只有经过这样的形式才能接近群众。”《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1941年5月，邓小平说：“我们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者与实行者。”《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1944年3月，毛泽东认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没有文化不行，陕甘宁边区“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发展文化这个问题……把边区人民的文化提高到一个必要的程度”《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111页。，并指出边区1944年的任务是要学会文化建设，并成为全国文化建设的模范。1944年5月，《晋察冀日报》社论指出：“这种文化（指新民主主义文化），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文化和为它服务的奴隶文化，反对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封建买办的新专制主义文化。我们晋察冀边区的文化建设就是沿着这一条道路前进的。”《晋察冀日报社论选编（1937~1948）》，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4页。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引领下，陕甘宁边区汇集了大量文化人才，创作出《白毛女》《三打祝家庄》等优秀作品。同时，其他根据地文化建设也取得重要成绩。

　　抗战胜利后，又经四年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这个过程中，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理论）始终成为各根据地和解放区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必须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只能算是局部地区和地方政权的一种文化建设模式，具有区域性、局部性的特点。但新民主主义文化代表着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形成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基于此，笔者认为，20世纪40年代以来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及文化建设实践，为毛泽东提出文化建设高潮的话语提供了理论资源和范式借鉴。这也正是文化建设高潮背后所代表的丰富内涵。

　　（三）新政协确立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利用包括文化界在内各界民族人士参加新政协协商建国的机会，通过提前解释的方式并通过《共同纲领》确立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1949年1月，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向民主人士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的报告，具体谈了五个问题：思想自由、文字改革、新闻政策、大学教育、文艺政策。《开国盛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3月21日，李维汉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中，文化教育政策是要发展“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要争取、团结、改造旧知识分子，培养新知识分子。5月5日，为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和马克思诞辰131周年，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召开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这表明，新中国成立后要开始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

　　新政协会议上，新民主主义文化得到包括文化界在内各界人士的广泛认同。如9月23日，李济深指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应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发展国民经济政策相配合。因此，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应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开国盛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页。25日，平津代表团代表表示：“在文化工作中，我们要努力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普遍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量培养建国人才，以符合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开国盛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440页。29日，政协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确立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及文化教育政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1页。这表明，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广大人民的自觉选择。

　　如果说1940年前后新民主主义文化尚属“大音希声”，此时人们更加坚定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即走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之路。新政协会议后，新民主主义文化顺理成章地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交汇自然是毛泽东提出文化建设高潮话语的逻辑起点。

　　二、文化建设高潮话语的影响及深化转换

　　随着文化建设大幕开启，文化建设高潮的话语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建设起到了积极影响。

　　首先，党和国家领导人相信文化建设高潮一定会实现。1949年10月21日，政务院成立文化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文教委），全面负责新中国文化教育的管理工作。文教委统一领导下，设有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新闻总署、出版总署、科学院等专门机构。各个地方政府，也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的设置，成立有相应的文教管理机构。郭沫若指出，之所以成立文化教育委员会，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构建起全国及地方文化机构，推进文化建设工作，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强调，毛泽东文化建设高潮的预言一定会实现。《陆定一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7页。

　　其次，文化界积极推动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1949年10月，北京市组织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号召要为文化建设的高潮而努力。1950年，《新建设》杂志与中国社会科学各研究会（即新哲学、新史学、新经济学、新政治学及新法学研究会）密切合作，增加编辑委员和常务编辑委员，决定将综合性双周刊改为学术性月刊。发刊词中，编辑部提出：“在今天，从整个革命的发展形势来看，学术文化的进步却还落后在时代要求的后头……为了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提高一步，为了适应理论学习的普遍需要，也为了迎接正在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全国学术工作者实有加强联系和团结的必要。”《发刊词》，《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1期。1951年1月，《新建设》刊发“迎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高潮”的专题。张奚若、华岗、王学文、周谷城、丁易、李达、林砺儒、华罗庚、徐悲鸿、宋云彬、周建人、施复亮、孙伏园、谢觉哉、陶孟和、冯友兰、沈体兰、汤用彤、罗常培等人分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总结并提出展望。《迎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高潮》，《新建设》1951年第3卷第4期。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郭沫若撰写《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创刊词，提出历史研究工作者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问题，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推进文化建设，促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开展，文化建设高潮的话语开始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发生转换。1956年1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随着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而来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7页。随后，《人民日报》记者林钢发表《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一文。他指出，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参加者都相信，党和国家制定发展科学研究的全面规划预示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林钢：《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人民日报》1956年2月3日。1956年2月，《新建设》发表社论认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及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要求文化、教育、科学等事业突飞猛进，以配合国家发展的巨人式步伐，并指出：“迅速发展着生产事业要求更多更好的科学文化力量，科学文化事业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将日益突出。”《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高潮中的光荣任务》，《新建设》1956年2月号。冯友兰表示：“国家的进步，在各方面都是一日千里。文化高潮，必然到来。迎接文化高潮的任务，现有的知识分子，能胜任也得胜任，不能胜任也得胜任。”冯友兰：《迎接文化高潮》，《新建设》1956年2月号。中共八大上，周扬表示要调动文化艺术界一切积极因素，进一步鼓舞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热情，把“我国的文化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繁荣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9页。这个新的繁荣的时代是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指引下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文化建设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高潮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的话语转换，但共同点是人们始终在期待着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

　　三、文化建设高潮话语的特点

　　（一）文化建设高潮的话语体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无论是“不可避免”，还是“汹涌澎湃”，甚至是“必然到来”，并不只是某种修辞的变化，其背后是人们充满对文化建设高潮的乐观预期，以及对新民主主义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自觉和高度自信。

　　对内，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表现为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如毛泽东在驳斥艾奇逊唯心主义历史观时说过：“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这里所说的精神方面，意指中国将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开始建设人民的文化。对外，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表现为对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认同。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是新中国学习和仿效的对象。如新中国成立之时，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归国时，周扬表示：“他们亲自告诉了我们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这种文化代表着人类文化所已达到的最高峰，照耀着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总方向。”《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8日。1952年11月，陆定一在文化部举办的“苏联影片展”上题词“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将来”。中南影片经理公司中南分公司编：《向苏联电影学习》，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1952年版。中国对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认同表现出中国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强烈追求。

　　（二）文化建设的高潮实际上并未到来

　　文化建设的高潮并不是直线式的、一蹴而就的，它必须以经济为基础。纵观新中国初期的文化建设，始终都是围绕着当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任务来展开，人们对文化建设高潮的乐观预期与文化建设的实际确实有一定差距。

　　以文盲为例来说，当时我国文盲占到总人口的80%~90%，试想在这种基础上怎么可能建设高度文化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扫盲工作以及群众性教育工作。1956年国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实际上背后是国家所需的具有高文化和高素质人才的匮乏的现实。另外，从国家每年文化事业投入来看，文化方面确实所占有限。如表1所示：

　　表1国家对文教科学投资情况表（单位：亿元）投资总额工业农林等文教科学文教科学占比%1952年436169602864一五计划时期合计55002503419381691953年8002847762781954年9073834268751955年9304306259631956年1480682119100671957年13837241199267资料来源：《伟大的十年——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8、49、51页。

　　而对文教事业的经费投入中，有相当大部分集中到教育领域，用到文化事业其他领域的费用相对更少。如表2所示：

　　表2教育事业费及其所占比重情况表（单位：亿元）

　　年度国家财政总支出其中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教育事业费支出比重%计其中：教育事业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占文教事业费支出1950年680850237655274901951年12249105674260670271952年17599134789550966441953年220121903128058167261954年246321970137755969901955年269291982140852371041956年30574239016475396891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98页。

　　以上两组统计数据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文教科学的投资比例始终保持在总投资额的6%~8%之间，而教育事业费占到国家财政总支出的5%~6%，可想而知对其他文化事业的投入确实较少。1956年时任国家计委文教计划局局长的高云屏说：“就文教事业的基本性质来说，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它是一个配合的方面。它的任务是由我国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所决定的，并且服务于这些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高云屏：《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文教工作》，1956年，第1页。这就不难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提出既要发展文化，又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展文化。

　　另外，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发展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1）文化艺术事业发展中急躁冒进思想一直存在。如1953年9月，郭沫若指出：“我们在文教工作中，犯有盲目冒进的倾向。一部分文教工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常常不根据主客观条件，正确地结合需要与可能，而只顾需要，不顾可能，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只看到今天，不看到明天，贪多、图快、急躁地进行工作。”《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印，1954年，第15页。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发展以及发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工作中相应地提出“文化大跃进”、放“卫星”的目标任务。1958年5月，钱俊瑞提出“配合农业生产大跃进，争取全国农村文化大跃进”的号召。《人民日报》1958年05月24日。10月，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提出“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的目标。这仍然是急躁冒进情绪在文化艺术事业中的体现。（2）思想文化运动中的政治批判、上纲上线的做法影响后来文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几次重要的思想文化批判运动，都存在用政治批判的方式来解决思想文化问题的共同取向。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胡乔木就认为：“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人民日报》1985年9月6日。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更是把问题简单化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断上纲上线，很多人因此入狱，牵连甚广。1956年文化艺术方面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虽有纠偏作用，但1957年整风和反右斗争后，文化上的问题更是被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强调坚持两条道路的斗争》，《人民日报》1958年5月8日。尽管1956年国家提出了繁荣科学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1957年以后，文化建设的主流话语又转向“文化革命”、“技术革命”以及“文化大跃进”、放“卫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2009）》，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页。尤其是“大跃进”运动兴起以后，“文化大跃进”并未带来文化的更快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建设的高潮并未真正到来。

　　四、结语

　　文化建设高潮的话语，一则充分认识到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亦即文化建设的高潮是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而来。如郭沫若所说，毛泽东文化建设的高潮是指“文化建设跟随着经济建设，而不是跑到经济建设的前头”。郭沫若：《四年来的文化教育工作和今后的任务》，《人民日报》1953年10月1日。二则是对新中国文化的高度乐观预期以及对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自觉和自信。笔者认为，这种文化建设高潮的话语，贯穿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是认识此期文化建设的一条重要线索。文化建设高潮话语的积极意义在于提供给人们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坚强信心。文化的这种高度自觉和自信，在旧中国文化向新中国文化转变过程中，其意义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这种思想遗产正为当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急需。

　　文化建设的高潮并未到来，主要由客观条件（经济基础）及人们对文化认识局限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对文化功能的定位，主要是服务于经济、政治发展的单一角色。但今天，文化服务于经济和政治的功能仍然适用，但文化的社会性和经济性大大加强，其功能也大为拓展。这种较为宽泛的共识更加突出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重要性，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也更为丰富和全面得多。但如何处理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一个国家文化建设来说，无论在任何时期都是共同的永恒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