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机地构成了社会的宏观结构。新中国成立之初，建设新文化的历史任务尤为迫切，然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历史特点和思想文化工作的特殊规律，又决定了这一重要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实现文化领域的破旧立新，首要问题是对社会各阶级的立场、作用、力量等进行科学、周密、深刻的分析，形成如何造就文化工作队伍和建立文化工作统一战线等问题的科学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正确的新文化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一、分析文化队伍的理论根据

　　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所描述的：“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的时候，中国革命家们已经展开并且赢得了那些摧毁旧秩序的战斗。在摧毁旧政权的几十年革命暴力期间，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已经逐渐成长起来。”〔美〕莫里斯·梅斯纳著、张瑛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抗战时期，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已臻成熟。在《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等著作里，有毛泽东文化思想的集中阐述，从而形成了中共基本文化理念，这也成为如何评价和衡量新中国文化队伍的基本指导思想。

　　第一，决定论和反映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文化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能动反映。革命文化，是人民生产、生活和斗争实践“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革命文化必须体现人民性，为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服务。革命文化在内容上要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

　　第二，革命功能论。文化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在社会生活和政治运动中发挥特殊作用。革命的文化是一条重要的革命战线和方面军。“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中共领导的文化生力军。这个文化生力军“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思想到形式（诸如文字、语言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

　　第三，文化工作者的阶级属性及其改造问题。“包括文化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一个分别依附于不同阶级的阶层。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文化工作者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世界观的问题，也就是为谁工作和为谁服务的问题。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放弃以前各种各样的思想与感情，在斗争实践和创造实践中不断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实现世界观的根本改造，成为“党的文化工作者”，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代言人。

　　第四，高度重视、正确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这就要求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注意到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与此同时，“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给予很高的期望：他强调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多种意识形态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他指出：“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道路。”《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他畅想，“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345页。他强调人民政权欢迎文化工作者的“理由”就在于，他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以及“人民需要你们”。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等等。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也是分析新中国文化建设队伍的重要思想根据。

　　二、对新文化队伍内部状况的具体分析

　　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是首先在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经过武装割据，由农村包围城市而取得全国政权的。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和历史道路相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事新文化建设的队伍，主要是有来自革命根据地和老解放区的文化工作者和来自原国统区的文化工作者两大部分组成。这其中来自原国统区的文化工作者，又包括三个部分：中共领导的活跃于原国统区的革命文化工作者，原国统区的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原国统区留下来的“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5页。依据毛泽东的文化理念和初步实践，笔者认为毛泽东对这支队伍内部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属性、思想状况、历史作用、社会影响等状况的主要认识如下：

　　第一，来自革命根据地和老解放区的文化工作者。这支队伍用毛泽东的话就是“我们文化队伍中的人民解放军”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主要包括“山顶上的人”和“亭子间人”两部分。所谓“山顶上的人”是指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共领导的苏维埃地区，在艰苦的环境中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中共干部和知识分子。“亭子间人”是指抗战开始后，从原国统区城市里大批地、络绎不绝地奔赴延安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爱国青年学生和进步文化人士。这些人的共同特点首先表现在他们接受过延安整风的学习与改造（不少人还亲身经历），吸收了毛泽东文化思想。其次是他们都亲身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在“广大的社会、广大的群众”的“火热斗争实践”这个“大鲁艺”中，实现了他们的立场、感情和世界观的无产阶级化。再次是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文化战线发挥了革命作用，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些人是带着丰富成熟的“工农兵文艺”经验走进新中国的，他们熟悉党的政策，熟悉工农兵群众，也具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他们作为党的文化工作者的身份和地位明显地突现出来，文化战线管理者多数来自他们。人民中国的成立，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带来的变化是深刻的、革命性的，这就内在地要求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不断地改造自己主观世界，与时俱进。对于他们来说，也还存在一个不断学习、改造和提高的问题，也需要克服在一些人身上存在的某些自大主义的弱点。

　　第二，原国统区里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化工作者。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在宣传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推动北伐战争、掀起工农运动高潮、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1927年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政变把这支革命队伍打散了，而由此而来的白色恐怖统治，也使得在国统区开展革命文化工作尤为艰险。但是，党领导的革命文化队伍很快在上海等地又聚集起来。中共领导成立诸如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等组织，领导、团结着国统区各革命文化团体与文化人士。这些文艺团体和文化人士利用各种方式，“似水银之泻地，无孔而不入”，冲破国民党统治的高压统治。他们围绕创办进步刊物,出品各种艺术形式的进步文艺作品（图书、电影、美术、歌曲等），发起左翼文化运动等文化形式，宣传中共的理论、纲领和政策，揭露国民党法西斯暴行，唤醒民族危机意识，批判各种反动思潮和错误言论。鲁迅是这支革命文艺队伍的主将和伟大旗手。

　　毛泽东曾经用“姓鲁的总司令”领导的“文化的军队”和“文化战线的生力军”等话语形容这支文化队伍的重要革命作用，赞扬他们与革命武装队伍一样，打退了国民党在文化上的一次又一次“围剿”，在文化战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一支队伍具备相对丰富的创作经验和创作知识，艺术修养较深，也亲身体验过新旧社会的变迁，他们的创作动机受观众和市场的决定和影响较深，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较为熟悉。在政治与文化的结合问题上，他们比较习惯以“暴露黑暗”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参与热情。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走出知识分子所习惯的比较狭小的圈子，以广大工农兵群众为服务对象、深入火热的斗争实践，讴歌新政权新事物新变化，是这支文化队伍面临的新的重大任务。

　　第三，原国统区的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随着夺取全国政权斗争的不断胜利，中共从国统区接收了大批的知识分子，包括原国民党基层机构的办事员、小职员、小律师、学生、医生、技术人员、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大中小学教员等一般知识分子。正如前文所述，毛泽东把他们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重要同盟军，从整体上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爱国和进步的，他们反对国民党的专断和腐败，向往光明。他们对于中共领导的新政权普遍持欢迎的态度，他们同情中共的社会主义理想，希望用自己的知识或一技之长为中国的富强而效命。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仍然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影响和作用，因此，中共对他们实行“包下来”政策，对于失业者则积极协助给他们安排工作。

　　毛泽东多次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文化统一战线各种力量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必须看到的是，由于缺乏革命斗争的实践与改造，他们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仅仅是一知半解，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更是屈指可数。应该承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着可贵的革命热情，但“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是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相同”。《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3页。就文化创作方面而言，他们在作品的服务对象、内容、情调、文化形式、文化教育、文化艺术源泉、表现手法、文化与政治关系上，存在着一系列小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特别是他们对人民的主体——工农兵仍然很陌生。显然，这些情调和思潮与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是格格不入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这样，新中国必须主动地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思想感情进行改造。

　　第四，“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知识分子。近代以降，伴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加深，西方在中国的思想、教育和文化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西方人在华主办的教会、学校、报纸、杂志、出版社和印书馆大量涌现。与此同时，中国人留学西方也大量增加。这样，那些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大批出现。这些新式知识分子的右翼，大多出身于富裕家庭，经过几年的西方留学生涯，因此在服装、谈吐以及学术上都明显地与旧式知识分子不同。回国以后，他们大多数在教育、文化、传播等机构任职，并且担负这些专业领域中的重要职务。他们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旧中国颇受推崇。在价值取向上，他们更倾向于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和“自由民主式的社会主义”,认为只要采取改良主义方法，就能最终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因此，这些“自由知识分子”既厌恶国民党政权，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和腐败，又不同意中共的革命主张。他们希望在国共两党之外以自己的力量形成一种新的势力（即“第三势力”）以稳定中国的政局，走一条不同于国民党与共产党道路的“第三条道路”。他们这些主张颇受西方国家的赞同和支持，因为这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其所思、所言、所教”都与他们“颇为一致”。张济顺：《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1943～195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页。国共内战爆发后，原本持“第三条道路”主张的人逐渐认识到，中国要向着光明的前途并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必须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除极少数人走向反动外，多数人在实际斗争中同共产党站在了一条战线，并且成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成立前，这些势力与集团中绝大部分的人士选择留下来，而不是跟随国民党政权到台湾，表明他们是承认和接受了中共领导。但与此同时，他们对中共是否有能力执掌新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主张是心存疑虑的，他们依然对美国有好感，幻想依靠美国来帮助中国实现民主。

　　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是可以争取过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应该团结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富强，为繁荣新民主主义文化而奋斗。但由于这些人的阶级出身和政治经历，在他们头脑中，“还盘踞着一个资产阶级王国”。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但“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由于他们在中国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可能对新生的人民政权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必须对他们的这些思想进行批评、教育和改造，使他们在世界观和阶级立场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使“艾奇逊的一套无所施其计”。1949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发表《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立即引起毛泽东的格外关注。为此，毛泽东连续发表文章，批评了一些知识分子头脑中“恐美、亲美、崇美”的思想倾向。

　　三、造就工人阶级自己的文化队伍

　　新中国成立时期，新文化建设的队伍总体状况概括如下：

　　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的工人阶级文化建设队伍，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支是来自延安等革命根据地和老解放区的文化工作者，另一支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些大中城市里中共所领导的从事革命文化工作的文化队伍。然而，中共领导的这两支文化队伍，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和具体国情，在人数上还是不多的，远远不能满足新中国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新文化建设的需要。同时，他们本身也面临着新的进一步适应新形势的思想改造任务。对此，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担忧。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感慨地说：我们在文化界的进步力量还小，文化队伍中的“人民解放军”太少了！

　　第二，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政治上层建筑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在思想、文艺、教育、科学等文化领域，承担新文化建设工作的知识分子主体，是中共从原国统区接收的“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知识分子。“我们欢迎他们，甚至对曾与国民党有过来往的知识分子也表示欢迎，我们把旧的摊子都接受下来了。”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我们原来没有艺术家、记者、作家、教授、教员。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因为我们拥有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太少了。”〔法〕安德烈·马尔罗著、施康强译：《反回忆录》第1卷，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437页。

　　第三，毛泽东把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视为“革命很好的同盟者”和“人民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9页。由于“反动阶级的影响”、“为旧社会服务过”和“受过旧式教育”，“这三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根’”，这使得他们的思想观点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唯心论、改良主义，以及所谓的“不问政治”、“客观主义”等超阶级错误思想。尤为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新文化与以往的旧文化根本区别之一在于文化的人民性，即以工农兵为主体服务对象，而这些工农兵大众是他们所不熟悉或不完全熟悉的。

　　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使得新政权确立新文化的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伟大的开创性和强烈的艰巨性。毛泽东不能不把确立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新文化，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看成是关系到新生的政权能否得到巩固和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造能否顺利开展等重大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承担这一艰巨任务的主体的知识分子，却是带着旧有时代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文化刻痕投入到新社会的。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适应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文化战线工作的当务之急是造就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固然需要中共利用政权的力量，调动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去进行大规模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培养和造就，在“工农兵大众中造就大批知识分子、文化人”，使“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造就毕竟不可能短时间所能实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历史过程和现实条件，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国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令人欣喜的是，“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也就是说，通过思想改造和革命实践，文化工作者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情感，以及为谁工作和为谁服务的问题，是可以发生根本变化，是可以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成为“党的文化工作者”的。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这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任务，“由人民的立场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那是更难的一件事”。《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8页。

　　这样，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一方面大力进行着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造就，另一方面也进行着一系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力图使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世界观和阶级立场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以“适合我们今天新中国的需要，适合于人民的利益”。思想改造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其实在毛泽东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讲话中，就有较为生动、集中的体现：必须“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