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对当代中国文艺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文化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70多年间，对《讲话》精神的贯彻与实践、继承与发展，构成了当代中国文艺和文化发展的一条清晰的、绵延不断的脉络。梳理和把握这一脉络，回溯它对党领导的文艺工作以至整个文化工作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对我们搞清楚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坚持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用以分析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1942年5月，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了由文艺工作者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围绕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从根本上回答了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等重大原则问题。《讲话》发表之后，对当代中国的文艺乃至整个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1992年，胡乔木就指出：“历史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50年来中国文学艺术的整个历程与毛泽东的讲话密切相关。”胡乔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中华魂》2012年第8期。2012年，李长春同志在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上也强调：《讲话》“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和文艺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也对整个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和胜利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指导作用；不仅将我国革命文艺运动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为我们今天探索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南。”李长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党建》2012年第6期。

　　二

　　“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把延安文艺家们的思想引入一个新的境界。文艺界的整风虽然在座谈会之前就已开始，但真正开展起来，则是在座谈会之后。从这时起，文艺界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的自我反省、相互批评的风气。”胡乔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中华魂》2012年第8期。各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在学习、讨论《讲话》精神，进行自我反省和相互批评的同时，也开始思考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和实践《讲话》对革命文艺提出的要求。5月29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召集剧协、音协、美协等团体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实行文化人战时动员，号召大家都到部队去，到地方民兵队伍里去，开展“文化入伍”运动。7月9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又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关于艺术作品的评选委员会；奖励反映边区工农兵生活的艺术作品，奖金从优。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起草组、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理论政策研究室：《六十年文艺大事记（1919~1979）》（未定稿），1979年10月，第100页。9月，延安文化俱乐部开始在延安街头举办“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等大型墙报。1943年春节开始，延安和各根据地掀起了大规模的“秧歌运动”。1943年3月10日，为贯彻《讲话》精神，中组部和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在延安召开文艺工作者会议，为即将下基层工作的同志送行。陈云在《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讲话中，论述了文艺工作者的党性要求，并要求文艺工作者克服小资产阶级情绪，学习实际的政治，了解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刘少奇也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直接向实际学习，直接从改造实际中学习。这些讲话都是对毛泽东《讲话》的具体阐发和运用。特别是陈云的讲话，针对文化人以什么资格做党员和文化人如何正确估计自己两个问题的论述，使文艺工作者“明白无误”地“了解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是第一性的，是我们的写作源泉”艾克恩主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页。。这次会议之后，延安各剧团几乎全部下乡演出运动，“这是延安文艺界的一个重大的举动，在中国文艺运动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的广阔的生活天地，给作家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使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胡乔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中华魂》2012年第8期。

　　1943年10月19日，《讲话》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1944年1月，《讲话》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在国统区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共南方局在董必武领导下，组织了对《讲话》精神的学习，要求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要深刻认识思想改造的意义，以准备迎接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不过，“在重庆那样的特殊环境和条件下，主要是学习《讲话》的精神，作为不断改造思想的武器。但要具体贯彻执行深入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不可能的”。张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与学习》，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抗战文艺运动》，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15页。为此，不少进步文艺工作者学习了《讲话》之后，要求立刻到延安或解放区，参加“真正的”革命行列。

　　通过对《讲话》精神的学习和贯彻，“文艺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步调渐渐归于一致。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方向，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页。在《讲话》引导下，产生了秧歌剧《兄妹开荒》，新歌剧《白毛女》，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长篇新诗《王贵与李香香》等大批深受工农兵群众喜爱、影响巨大的文学艺术作品。延安文艺运动真正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为革命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成功的文艺实践，使得《讲话》获得极高的历史地位，并逐渐被提高和总结为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艺思想之后，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新发展。194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决定》，首次以党的文件的形式对《讲话》做出评价，指出，《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并要求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1944年，周扬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的长篇序言中指出：“《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周扬文艺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这是《讲话》第一次被提高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发展史的高度来予以评价。此外，郭沫若、矛盾、夏衍等也都撰写文章，介绍《讲话》内容，畅谈学习体会。《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著作的历史地位得到理论的阐发和说明。

　　三

　　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毛泽东的贺电和讲话、朱德的祝词、周恩来的政治报告、郭沫若的总报告、矛盾的报告等，都坚持和强调《讲话》所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周恩来的报告中专门讲到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要求文艺工作者继续熟悉工人、农民和士兵，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反映工农兵身上，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劳动人民。周扬的报告则提得十分明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周扬文艺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1页。经过第一次文代会，《讲话》理所当然地被确立为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指导思想。1953年9月10日，中共文化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目前文化艺术工作状况和今后改进意见的报告》，1954年1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个报告，并在批语中说：文化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积极发展适合群众需要的新的文学艺术和电影的创作，应抓紧对文艺创作（包括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的领导，引导作家按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前进。这个批示提出了过渡时期党领导文化艺术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坚持了《讲话》所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把它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结合起来。1962年，《讲话》发表20周年之际，广大文艺工作者向全国发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口号，号召文艺工作者自觉地以《讲话》精神为指导，进行新时代的艺术创作。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以后，文化上如何对待传统的、西方的文化资源问题，也就是古今、中西问题，又一次摆在共产党人面前。这一问题实际上就是在新的形势和任务下，如何使传统的、西方的文化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用，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思考，毛泽东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及双百方针等理念和原则。此外，伴随着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提出，提出了“科学文化现代化”的远大目标。上述种种，都体现了共产党人在革命胜利后，在新中国奠基、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背景下，对于文化发展方针、路线和目标的探索，其中始终贯穿着《讲话》精神的光芒。

　　在《讲话》指导下，新中国的文艺创作取得辉煌的成就。新的文化艺术很快代替旧的、腐朽的、落后的文化艺术，到60年代前期，涌现《创业史》《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上甘岭》《红旗谱》《红色娘子军》《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小兵张嘎》《白求恩大夫》《冰山上的来客》《霓虹灯下的哨兵》《英雄儿女》《雷锋》《青春之歌》《红岩》《创业史》《敌后武工队》《洪湖赤卫队》《江姐》《长征组歌》等众多的文学、电影和戏剧作品，创造了新中国文艺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历史篇章。同时，也培育了无数优秀的人民艺术家。1987年5月，王震在纪念《讲话》45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讲话》发表以后成长起来的、卓有成绩的中国作家，都曾程度不同地受到过它的教育和影响。王震：《满腔热情地对待人民事业》，《人民日报》1987年5月23日。这一估计，不但对于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者适用，用在五六十年代涌现的人民艺术家身上，也是十分恰当的。《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曾深情地说：《讲话》是部划时代的宏伟巨著。我个人如果不是受《讲话》的影响，比较认真刻苦地改造世界观、人生观，我想是不会写出《青春之歌》的。

　　新中国成立后到60年代前期，《讲话》的贯彻和实践也并非十分顺利，其中包含着对错误思想的斗争，也包含着斗争过程中的失误。

　　新中国成立之后，思想文艺界的队伍又面临新的重大变化：大批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参加了革命文艺的队伍。党对他们的思想状况的基本判断是：“从他们中间带来了一些旧社会的意识残余和非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一部分来自老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在进入城市以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影响，迷失了原来的方向，而文艺界的许多领导同志又放弃了或惰怠于思想领导的工作，陷入事务主义的泥坑。这就使文艺工作中产生了相当严重的思想混乱的现象，使文艺创作缺乏生气，使文艺工作不能有效地担负起它应有的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前进的重大任务。”《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纪念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人民日报》1952年5月23日。为此，1951年，中共中央在文艺界开展了一次整风学习运动，通过“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还有另一方面的情况，“和上述倾向看来似乎相反，而实际上也是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便是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地是由于庸俗地了解文艺的政治任务而来的。这类作品，除了掇拾来一些口号和概念之外，空无所有。它的人物是没有血肉没有性格的，它的内容是缺乏生活的。它只是把肤浅的政治概念和公式化的故事粗糙地揉合在一起。它既不是现实生活的深刻的反映，因此，也就不会对群众产生真正的教育作用。”《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纪念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人民日报》1952年5月23日。

　　这样的两种倾向和问题，毛泽东的《讲话》中都充分地讲到，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条件下，依然不时表现出来。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不久，毛泽东就指出：“现在是过渡时期，我看这一时期在中国要五十年，这五十年是很麻烦的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家和工人农民结合的过程。在此期间，有点麻烦，出点乱子，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3~94页。“我们要慢慢地来，要进行宣传解释，光是写几篇文章作几次演说办不了事，一定要具体地一步一步地来，没有一次就成功那样容易的事。”《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这是一种冷静、客观的估计。不过，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开始，逐渐走向“左”倾，毛泽东对于文艺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问题，显得越来越急躁。以致在1957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中，发动了对思想文艺界的过火批判，丁玲、陈企霞被错误认定为“反党集团”，大批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

　　尽管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中，党的路线总的来说是正确的。至于文艺工作方面，也如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所说的，错误是有的，但17年的文艺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17年间，《讲话》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方向得到了基本的坚持，这正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艺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文化大革命”期间，《讲话》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在口头上、意识形态上，依然被作为文艺工作的方向，但是，在“左”倾思想路线的影响下，不可能真正解决文化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也就不可能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讲话》中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时代”、“文艺与生活”、“形式与内容”的科学内容，都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运用。《讲话》甚至被极“左”化阐释，被“四人帮”拿来当作是“黑线文艺专政论”的理论依据，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样错误地对待《讲话》，当然是为错误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历史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时期。对于《讲话》的态度和研究，同样也首先经历了一个拨乱反正的阶段。1977年是《讲话》发表35周年。《红旗》杂志、《文汇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文化部理论组：《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伟大旗帜胜利前进——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红旗》杂志1977年第6期；黄霖：《永远坚持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批判“四人帮”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罪恶行径》，《文汇报》1977年第6期；杨志杰、朱兵：《把“四人帮”弄颠倒的文艺方向扭转过来——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77年5月23日。等，都发表了文章。这些文章主要还是停留在批判和肃清“四人帮”流毒的层面上，反对从“左”的方面歪曲《讲话》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于《讲话》的科学继承和发展才成为可能。1979年10月，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是《讲话》发表之后，对于《讲话》精神的第一次重要的丰富和发展。其中关于党的领导和文艺工作者的关系，政治和文艺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意义重大。邓小平的祝词，继承了《讲话》关于文艺要服务于人民的根本方向，又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以科学的态度研究《讲话》提供了理论依据。1981年8月，胡乔木在中宣部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要求作家深入到生活里面去，深入到群众里面去，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动摇的。但是，“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把具有社会的人性完全归结为阶级性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要坚决加以维护和发展，对于它的某些不正确方面不要重蹈覆辙。《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3~494页。贺敬之也明确提出：我们对待延安文艺的成就和经验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阶级斗争虽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在这种条件下，就不能照搬针对当时情况的论断原封不动地用于今天。《贺敬之文集（文论卷）》（下），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26页。

　　在提倡以科学态度对待《讲话》的同时，也出现了否定《讲话》、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现象。这突出表现在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期间，特别是1989年，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胡明：《“五四”精神的迷失与复旧》，《文艺争鸣》1989年第4期；邵燕翔：《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则》，《书林》1989年第5期；谢选骏：《文学的理性和文学的奴性》，《书林》1989年第5期；万同林：《现代文学：摆脱民粹主义的框架与奴性自缚》，《天津文学》1989年第7期。这些文章提出，毛泽东“用的是比‘五四’远远落后得多的思想理论武器”，结果“彻底埋葬了‘五四’的全部精神遗产，使中国社会倒退到‘五四’以前的文化状态中去”，毛泽东文艺思想是“阴谋文艺”的根子，“给当代文坛注入了不安定因素”，因此要“总体性推倒重建”，等等。这些言论，针对《讲话》而发，但是其攻击目标则是整个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甚至是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针对上述错误言论，1990年5月，中国延安文艺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等15个单位和团体，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联合召开《讲话》发表48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就如何沿着《讲话》的正确道路，端正文艺方向，整顿文艺队伍，深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应对“精英”们的挑战等问题展开讨论。李希凡在闭幕词中说：要使广大文艺工作者都回到社会主义文艺方向上来，深入开展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斗争将是持久的。艾克恩主编：《延安城头望柳青——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

　　9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特别是十六大以来，逐渐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今天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布局已与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大不相同。但是，《讲话》的核心立场原则始终没有改变，只是为人民服务的方式随着时代条件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改变。在文化内容上，文学艺术作品的主要内容不再是反映阶级斗争、革命需要，而是在强调弘扬主旋律的前提下，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读书、学习，陶冶情操、提升素质等多重文化需求。在文化产品生产和供给方式上，改变了过去主要是按计划、统一生产和供给的模式，采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无偿供给、个性化文化消费市场供给相结合的方式。

　　这也是对延安讲话精神的传承和创新：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始终没有改变，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但是如何为人民服务，服务的途径是怎样的？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筑了崭新的服务体系，使更多的百姓更充分地享受到来自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文化服务。因此，改变了的只是服务群众的方式。2012年，李长春同志在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鲜明地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李长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党建》2012年第6期。

　　五

　　在《讲话》发表后的延安文艺时期，它对于文艺实践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一纸雄文定天下。这首先是因为它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理，蕴涵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坚定地站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正确立场上。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当时的现实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对于文艺运动中的问题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并且提出了系统的、可行的解决方法。这就是文艺工作者要走到群众中去，与工农兵相融合。我们今天来学习《讲话》，不应该苛求《讲话》要完全适应今天的现实，能够对今天的现实有直接的针对性。而是学习《讲话》所体现出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能够真正地面对实际问题，把实际问题研究和分析透彻，并且有勇气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提出正确的、可行的路径和方法。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当然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何解决好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存在多个社会阶层、寻求不同社会阶层和谐共处的时代，团结一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各个社会阶层共同的目标。那么，在这样的社会条件和目标任务之下，文艺为人民服务主要应该是为哪些人服务？人民的主体是谁？我们的文艺作品有没有很好地反映他们的现实生活，以及从他们自己的现实生活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和情感，意志和追求？如果没有的话，该如何改进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继承和发展《讲话》精神，予以认真回答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