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改革年，这一年整个新闻界都出现了活跃繁荣的局面。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改版。改版从酝酿到实施再到结束历时近一年，对新闻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新闻史上的一个热点问题。20世纪80年代讨论新闻改革时，《人民日报》曾专门总结过此次改版的经验教训并上报中央。有关此次改版的论文也出现过一些。下面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笔者的一些粗浅看法，并试做论证。

　　一、研究现状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也是亲历者李庄回忆过此次改版，他主要谈了改版的过程和其前后《人民日报》的一些情况。他认为：“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改革，它的思路、作法，对当前蓬勃兴起的新闻改革，仍有参考价值。可惜起步不久就中断了。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看，它不可能不中断。”李庄：《我所见证的人民日报》，《新闻战线》2008年第6期。钱江在采访许多当事人基础上写成《<人民日报>1956年的改版》钱江：《〈人民日报〉1956年的改版》，《新闻研究资料》1988年第3期。，其重点在介绍改版的实施过程和具体内容，极具史料价值，其中也包含了作者的一些看法和见解。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这次改版有过不少论述。夏杏珍的《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夏杏珍：《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党史文汇》2011年第5期。一文结合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从改版的背景、过程和影响三个方面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此次改版。“双百”方针的提出对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具有重要影响，沈晓瑾《“双百”方针：贯穿1956年新闻改革的历史线索》沈晓瑾：《“双百”方针：贯穿1956年新闻改革的历史线索》，《新闻知识》2007年第3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白贞淑（韩国）的《1956年“百花时代”中的〈人民日报〉副刊与诗歌》〔韩〕白贞淑：《1956年“百花时代”中的〈人民日报〉副刊与诗歌》，《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1年第2期。认为1956年前后《人民日报》副刊上出现的文学评论和诗歌作品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文章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人民日报》改版后的实际状况和影响。王晓梅的《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的酝酿》王晓梅：《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的酝酿》，《新闻大学》2006年第3期。一文描述分析了酝酿改版的进程。另外，丁淦林的《一九五六年我国新闻工作改革概述》丁淦林：《一九五六年我国新闻工作改革概述》，《新闻大学》1982年第3期。、王文利的《中共党报史上两次新闻改革之比较》王文利：《中共党报史上两次新闻改革之比较》，《黄冈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张骏德的《中国三次新闻改革之回顾》张骏德：《中国三次新闻改革之回顾》，《新闻天地》2002年第4期。、马佳明的《中共党报史上三次新闻改革及内在联系》马佳明：《中共党报史上三次新闻改革及内在联系》，《新西部》2009年第11期（下半月）。、阴艳的《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阴艳：《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新闻前哨》2011年第6期。等文章也都涉及了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问题。

　　以上是目前学界对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研究的基本情况。上述文章大部分是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即国际上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国内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由此中共中央在文化上提出“双百”方针，在“双百”方针指引下《人民日报》进行改版。却少有人注意研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与此次改版的关系。毛泽东历来重视新闻宣传工作，改版也是在他同意之后才进行的，许多内容反映了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新闻思想。

　　二、《人民日报》改版缘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推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是1949年8月1日由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升格而来的。中央任命胡乔木担任社长，邓拓为总编辑。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李庄所说：“但是好景不长，那种程度不高且不巩固的生动活泼，逐渐被沉闷、死板所代替。”李庄：《我所见证的人民日报》，《新闻战线》2008年第6期。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既有报社自身因素也与当时的环境有关。报社许多同志长期在农村根据地办报，惯于直接代党政机关发言，进行自上而下的指导，也习惯了某种直接灌输的做法。新中国成立后，报纸面临的形势、任务和读者要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报社没有跟上和适应这种新变化。另外，一些因素也影响到了报社发挥作用，如在报纸上进行批评，《人民日报》曾对某些省市党代会不民主、干部搞特权、有些省市搞浮夸进行过报道和批评。这些批评几乎无例外地遭到责难和非议，最终导致没有了批评的声音。还有就是学习苏联《真理报》办报经验的负效果。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的经验成为中国新闻事业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一切向真理报学习”成为《人民日报》的一个工作方针。在学习苏联过程中存在不从实际出发的教条主义错误。再者，有一段时期报纸不能令人满意，跟不上领导的要求（某些要求事后看来也并不那么恰当），经常受批评。报社很多同志有一种动辄得咎之感，越受批评越拘谨，越拘谨越无所作为。凡此种种，造成无论领导者还是群众，包括报社工作人员，都对报纸不满意。因此，《人民日报》的改版具有其客观需要和历史条件。恰在此时，《人民日报》迎来了改变现状的机会。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揭露了苏联和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严重错误。毛泽东在3月先后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赫鲁晓夫的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一是捅了娄子，他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毛泽东又说，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得风气之先，2月23日和25日，编委会两次举行会议，研究和讨论苏共二十大已发表的文件，并就有关国际形势的若干问题交换了意见。4月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论述宣传工作时指出：“我们有不少宣传工作者常常只是依靠行政权力和党的威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灌输给群众，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若干年来，我们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这段话指出了当时宣传理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闻界的探索。4月，毛泽东完整地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向科学界、艺术界和社会公众宣布并阐述了“双百”方针。由此可以看出，“双百”方针的形成与提出过程，与《人民日报》改版的酝酿成熟过程是同步的。

　　在此背景下，时任报社社长的胡乔木向毛泽东请示了《人民日报》改版，他回忆说：“人民日报改版，从1956年7月1日起，由原来的一张扩大为两张，主要是当时有个指导思想，要打破陈规，办得生动活泼，让各种意见在报纸上发表，包括对党的批评。毛主席不仅作了口头指示，中央还有正式文件。”《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另外，“王揖回忆说：‘改版的事情，是胡乔木直接请示（毛）主席后定下来的’”，钱江：《〈人民日报〉1956年的改版》，《新闻研究资料》1988年第3期。也可以作为佐证。这样，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意后，《人民日报》进行了改版。

　　三、《人民日报》改版过程和内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闻思想的集中体现现今，学术界和相关亲历者关于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过程的论述已经相当可观，对其过程的描述也已经相当清晰，在此不赘述。本文主要谈一下改版所体现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闻思想。

　　此次改版突出体现了毛泽东关于党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的思想。1956年7月1日，也就是改版当天，《人民日报》在《致读者》中明确强调“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正因为这样，人民日报在创刊八年多来，备受广大读者的令人心感的支持，工作也逐年得到进步。但是我们工作中仍然有很多缺点。在最近，我们将着重从以下三方面改进我们的工作。”《致读者》，《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改进工作的第一条就是适应读者需要扩大报道范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变化的世界，各种不同的读者要求从不同的方面了解这个变化着的世界。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天职。在过去，我们的篇幅比较小，不能容纳很多材料，这是一个困难。我们所以在目前纸张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扩大篇幅，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困难。但是问题并不尽在于此。我们没有努力在有限的篇幅中多发新闻，发多方面的新闻。生活里的重要的、新的事物——无论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或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是通都大邑的，或者是穷乡僻壤的，是直接有关于建设的，或者是并不直接有关于建设的，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就应该多采集、多登载一些。在报纸改出八个版以后，我们的新闻在数量上将增加一倍半左右，在题材上也将尽量扩大范围，力求适应读者的需要。”《致读者》，《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改版一个月后的8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批转了《人民日报》给中央的报告，中共中央在这个正式文件中明确：“为了便于今后在报纸上展开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各地党委今后也要强调地方党报是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如果片面强调它是党的机关报，反而容易在宣传上处于被动的地位。”钱江：《〈人民日报〉1956年的改版》，《新闻研究资料》1988年第3期。这篇社论最初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胡乔木看过后觉得不满意，遂由他本人执笔写成，又经中央领导人审定，然后公开发表。这篇社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思想。

　　此次改版深刻体现了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致读者》明确提出改进工作的第二条就是开展自由讨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抱有同一种见解。党的和人民的报纸有责任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勉强的方法。首先，报纸的编辑部无论凭着什么名义，总不能设想自己是全知全能的，或者故意摆出这样一副神气，活像对于任何问题可以随时作出绝对正确的结论。不是的，事实绝不是如此。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群众性的讨论中逐渐得到答案。有一部分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的讨论以后暂时也还不能得到确定的答案。有许多问题，虽然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应该在群众中加以广泛的宣传，但是这种宣传也并不排斥适当的有益的讨论。相反，这种讨论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答案的正确性。而且就是正确的答案，也经常需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补充和修正……在开展讨论方面，过去我们的报纸是作得很不好的，因而也减少了报纸的生气。今后我们希望力求改进。”《致读者》，《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7月2日，改版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600多位科学家讨论“百家争鸣”问题的消息。这个月，报纸发表有关“双百方针”方面的新闻、文章23篇，茅盾、马寅初、李长之、黎锦熙、朱光潜、唐钺等知名人士都著文参加讨论。7月21日，报纸发表评论员文章《略论百家争鸣》，阐述自己的观点，消除种种疑虑，推动了当时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空气的活跃。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还指出：“‘百家争鸣’这一方针，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我们的宪法规定了言论出版和科学研究的自由。‘百家争鸣’不过是这种规定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而已。”把“百家争鸣”方针和宪法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联系起来探索问题，指出“百家争鸣”方针在法律上的依据，是这篇评论员文章明显高于同期其他“争鸣”文章的地方。钱江：《〈人民日报〉1956年的改版》，《新闻研究资料》1988年第3期。

　　此次改版体现了毛泽东新闻工作要始终与党在一定时期的中心工作和目标相一致的思想，以及“反应和指导经济建设是新闻工作的新使命”魏国英：《略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当代价值》，《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6期。的思想。新闻工作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毛泽东认为，“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页。，并根据不同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及时调整宣传重点，为党的各个阶段的基本路线服务。这在毛泽东新闻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和国家建设成为党的中心工作，新闻工作应该积极地跟上这一步伐。《人民日报》改版较好体现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首先是改进头版头条新闻，为适应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大大增加经济新闻。根据改版后头两个月（7月和8月）的统计，62篇头条新闻中，报道经济建设的有31篇、关于文化教育的5篇、有关人民生活的5篇、会议新闻2篇、公告性新闻4篇、涉外新闻14篇。和改版前头版头条大都是会议或迎送性新闻的情况相比，经济新闻明显增多，占据全部新闻的50%。有关工业建设的新闻也明显增多。7月、8月中刊登的鞍山“七座大型平炉投入生产”、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克拉玛依“十口探井已喷出原油”、陕西“探明储煤量达五十亿吨”、“大冶铁矿区建设加速进行”等消息，及时和准确地记叙了当时工业生产领域里出现的建设情况钱江：《〈人民日报〉1956年的改版》，《新闻研究资料》1988年第3期。，有力配合了当时正在进行的社会经济建设。

　　以上就是此次改版体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新闻思想比较突出的地方。当然，改版也体现了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其他许多方面，比如报纸新闻要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文风等。改版的第三条内容就是改进文风：“报纸是每天出版的，它每天都要用几万字去影响几百万读者，因此，报纸上的文字应该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而且言之成章。古人说得好：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实际上，文风不好，不但读者不愿意看，而且还会造成有害的风气，不利于思想文化，也不利于政治经济。在过去，我们的报纸上虽然也登过不少好文章，报纸上的文字虽然也逐渐有些进步，但是整个说来，生硬的、枯燥的、冗长的作品还是很多，空洞的、武断的党八股以及文理不通的现象也远没有绝迹。我们希望努力改变这种状况。除了编辑部自己努力以外，我们请求作者们在给我们稿件的时候，也务必注意到广大读者的呼声，尽量把文章写得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万不要让读者看了想打瞌睡。报纸是给几百万人看的，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很难有时间看长文章，因此，除了很少的例外，报纸上的文章总是越短越好。这一点也特别希望作者们能跟我们合作。”《致读者》，《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这些内容是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强调的，所以本文就不再展开论述了。

　　四、《人民日报》改版的结局和思考

　　正当《人民日报》进行改版的时候，国际国内形势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改版工作遇到了挫折。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住地批评了《人民日报》：“他说，最近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无声音，非党的领导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整个党的领导也被动。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钱江：《〈人民日报〉1956年的改版》，《新闻研究资料》1988年第3期。4月12日，胡乔木来到人民日报社，在编辑部全体人员大会上讲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人民日报》前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批评。4月22日，《人民日报》调整版面，原二三版的经济版移至三四版，原四版国内政治版移到第二版。4月底，《人民日报》开始整风。5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大量民主人士对党的工作提出的意见。6月，“反右”斗争展开，过去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文章的许多党内同志、民主人士被打成“右派”，《人民日报》编辑部内也有一些很早参加革命的编辑、记者被打成“右派”。反右斗争后，《人民日报》改版的原则遭到否定，又回到改版前的原路，改版就此终结。

　　如何理解《人民日报》改版突然中断和毛泽东新闻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呢？关于1956年中国新闻事业改革的失败原因历来有两种看法，可概括为“突变说”与“阳谋说”。“突变说”倾向于认为新闻改革原先目的是好的，但由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等原因不幸中途夭折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版。；“阳谋说”则认为所谓新闻改革，只是为了达到“引蛇出洞”这一既定目的的必经途径而已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有些人将其归咎于毛泽东提出的“政治家办报”，吴廷俊的《“政治家办报”——研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新闻史的一个关键词》吴廷俊：《“政治家办报”——研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新闻史的一个关键词》，《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3期。认为：“政治家办报”是毛泽东1957年出于阶级斗争需要提出来的办报主张，直接针对邓拓的“书生办报”和刘少奇的新闻观点以及1956年的新闻改革；这种办报主张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基础，要求报纸“紧密结合政治形势”，无条件地紧跟政治家的个人意志“转”，使其成为政治家手中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政治家办报”提出后一直指导着中国的新闻实践，是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新闻史的一个关键词。应该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呢？

　　毛泽东一向强调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与现实相适应。他新闻思想的变化应该与他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紧密相关。1949年12月1日，邓拓写报告给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和胡乔木并报毛泽东、刘少奇，分析《人民日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革建议。报告说，《人民日报》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一、严重脱离实际的现象；二、游击习气积重难返，编辑部的领导实际上是多头的，而不是逐级的个人负责制；三、干部量多质低，并且使用不当，不能发挥积极性；四、行政管理工作对编辑工作配合不好。为了使《人民日报》担负起全国性报纸的任务，针对以上存在问题，邓拓建议：（一）增调懂业务的领导干部，加强领导。（二）改组编辑部，以德、才两项标准为主，调整编委、组长与编辑人员，严格审稿制度，实行逐级个人负责制。（三）由副社长或正副总编辑一人专门负责上下联系工作，按领导意图主动组织思想性政策性较强的综合新闻和评论，并轮流组织各部门专门问题的通讯报道和论文。（四）挑选部分得力记者到各大行政区建立联系，组织各区的通讯报道。（五）各省市普遍设立特约通讯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7~178页。12月4日，毛泽东在邓拓的报告上写批语给胡乔木：“乔木：此事应早日解决，不应拖得太久。邓拓意见是好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7页。还有一例，就是1961年当国家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时，根据中央的指示，《人民日报》决定从11月1日起改出6版。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再次同意对《人民日报》进行改版。

　　因此说，对于1956年的报纸改版，毛泽东不仅是支持的，而且他还对当时其他报纸改革取得的成绩表示极大的赞赏。例如，在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后两天，4月13日，毛泽东把《大公报》当天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批“送胡乔木同志阅”，批语说：“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的一篇文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23页。4月26日，毛泽东又在24日《大公报》的报头上写批语：“乔木阅。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45页。两相对比，就能看出毛泽东是支持而不是反对1956年新闻改革的。所以，不能把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的终结原因简单归结为毛泽东的批评和反对，应该从更深的层面来认识这个问题。综上所述，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的终结是当时历史环境使然，用李庄的话说就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看，它不可能不中断。”李庄：《我所见证的人民日报》，《新闻战线》2008年第6期。这个环境，就是众所周知的“反右”运动，国际上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国内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这些状况加在一起使毛泽东对形势进行了误判，“左”的倾向错误开始在党和国家各领域蔓延开来，在失去了存在环境和基础后，《人民日报》改版的终结也就是必然的了。我们应该关注此次改版中积极的内容，从而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才是我们研究和探讨毛泽东新闻思想与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