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和科学技术既有能力及其发展趋势，制定正确的科技政策，不仅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巨大影响，而且对推动科技进步与创新也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今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考察时强调：“要坚决扫除影响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体制障碍，有力打通科技和经济转移转化的通道，优化科技政策供给”。《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活力真正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实处》，《人民日报》2013年7月18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过程中，独具中国特色的科技事业发展道路是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篇章。由于我们对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对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因而指导科技事业发展的科技政策、科技发展战略也是不断调整变化的。目前，学界对科技政策的研究较少，而实践中人们需要了解中国科技政策的历史和新的走向，因此研究新中国的科技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有关科技政策的研究现状

　　科技政策这一专业性术语是自1963年联合国召开科学技术会议后，才被经济发达国家共同采用的。中国对科技政策比较系统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发展起来的。科技政策又可分为科学政策与技术政策：科学政策是党和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科学发展的任务而制定的指导方针和行动准则，是确定科学事业发展方向、指导整个科学事业的战略和策略原则；技术政策是为了开发某个行业（技术领域），用以调节、控制技术发展所拟定的政策，主要体现在某个行业（技术领域）的发展方向和构成的转变、比例关系的变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的现象，所以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将科学政策与技术政策用“科技政策”这个概念统一起来进行研究。娄成武：《当前我国科技政策研究的若干问题》，《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目前中国的科技政策研究，多是从科学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进行的，从历史发展脉络研究中国科技政策的成果不多，中共中央党校崔禄春所著《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一书崔禄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虽然是从新中国科技发展史的角度出发，但重点放在了党的三代领导人科技思想的研究和比较上。从知网搜索到的论文看，有关科技政策的论文多是阐述科技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少数涉及科技政策的论文也是对技术政策研究较多，而对科学政策研究较少，尤其缺少将科技政策的产生与实施回溯到当时社会背景中的科技政策史研究。

　　在已有的研究中，涉及中国科技政策发展阶段划分的主要观点是：将中国科技政策的变迁历程依据不同时期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和科技体制改革的不同进展阶段划分为六个阶段，划分的具体标志是：1956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大会；1978年改革开放及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92年中共中央发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要点》；1999年全国创新大会召开，发布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召开，发布了《国家科学技术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方新：《论科技政策与科技指标》，《科技管理研究》2001年第3期。此外还有三阶段、四阶段以及两个时期五个阶段之说，另外也有学者将改革开放时期分为四个阶段。李正风：《中国科技政策60年的回顾与反思》，《民主与科学》2009年第5期；冯耀明：《我国科技政策的历史演变及主要内容》，《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学报》1995年第2期；王伟宜：《新中国50年科技政策的发展》，《科学管理研究》2000年第6期；刘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政策的四个里程碑》，《中国科技论坛》2008年第10期，等等。

　　本文选取了1978～1985年这一时段的科技政策为研究对象，一是因为在新中国科技政策史上的五个关键点中有三个在这一时段新中国科技政策史的几个关键点：1961年、1975年、1978年、1983年和1985年。参见郑巧英：《连续与突变：中国科技政策史——吴明瑜先生访谈录》，《科学中国人》2004年第9期。；二是因为这一时段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史中承上启下的转折点。

　　二、科技政策供给

　　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科技政策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法律、法令形式的科技政策；二是通过党政领导机关或科研管理机构发布的有关科学技术的战略、规划、计划、决定、条例、规定、章程和制度等；三是以办法、通知、意见、会议文件以及主要领导人代表党和国家的重要讲话等形式出现的科技政策。此外，还有支持科学技术发展“条件”的政策，如，人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及相关的教育政策。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提出“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8月8日，他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座谈会结束时又针对科学和教育工作中对十七年的估计、调动积极性、科学工作体制和机构、后勤工作为科研服务等问题讲了几点意见，由此，拉开了科技事业拨乱反正的序幕。9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通知指出“全国科学大会的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深入揭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交流经验，制定规划，表扬先进，特别要表扬有发明创造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和全体科学技术工作者，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同时提出“要抓紧搞好整顿”，“要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要抓紧制订科学技术规划”，“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197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1977年9月23日。从“文化大革命”时期仇视知识、摧残人才、科学研究有罪，到新时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向科学技术进军，这是中国科学技术工作的伟大历史转折。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在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的全国科学大会于1978年3月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号召科技工作者“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以革命的精神，和衷共济，大力协同，努力攻克科学堡垒，攀登科学高峰”《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9页。。他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99页。邓小平的讲话从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关于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在科学技术部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三个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特点，总结了中国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前途的战略决策。邓小平阐述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对于纠正长期以来存在的轻视科学技术的倾向，对于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对科学技术重要作用的认识，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他不仅从理论上深刻地阐明了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而且对扩大国际交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精辟的论述，彻底解除了“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范畴”这一精神枷锁，纠正了长期以来轻视科学技术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偏向，而且在实施方法上提出了党政分工、建立岗位责任制的正确措施，奠定了搞活与改革政策的理论基础，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制定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和各项政策奠定了基础，成为新时期科技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以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为标志，中国科技政策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全国科学大会后，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确定了38项国家级重大科技攻关任务和40项重大新技术推广项目；培养和选拔大批科技人员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为了从宏观战略上领导全国科技工作，成立了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这些措施，使中国科技事业在“文化大革命”后较短时间内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中国科技事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进入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崭新阶段。

　　（一）全面安排、突出重点的八年规划

　　《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简称“八年规划”）是新中国第三个发展科技的长远规划。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我总觉得科学、教育目前的状况不行，需要有一个机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安排，统一指导协作。”《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52页。此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开始组织制定本部门、本地区、本单位的科学技术规划。9月，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召开了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12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集中了各部门、各地方科委（局）的领导和专家1000多人，讨论制定《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草案）》《科学技术研究主要任务（草案）》和《技术科学规划（草案）》。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审议通过了“八年规划”，同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八年规划”。

　　“八年规划”包括《纲要》《科学技术研究主要任务》《基础科学规划》《技术科学规划》四部分，确立了“全面安排，突出重点”的科技发展方针。“八年规划”确定的目标是：部分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接近或达到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先进水平；专业科研人员达到80万人；拥有一批现代化的科学实验基地；建成全国科学技术研究体系。“八年规划”对自然资源等27个领域和基础科学、技术科学两大门类的科学技术研究任务做了全面安排，并从中确定了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学技术研究的重点。

　　（二）技术政策

　　此阶段，科学政策相对较少，科技政策更多地倾向于技术方面的政策（详见下表）。

　　1978～1984年出台的主要科技政策及相关政策序号政策及法规名称发布机构发布时间11978～1985年全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中共中央、国务院1978年2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中共中央组织部1978年3关于我国建立专利制度的请示报告国务院批转国家科委1980年4国家重点技术发展项目计划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1980年5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全国人大常委会1980年续表序号政策及法规名称发布机构发布时间6关于科学家兼职等情况的调查（摘要）中宣部、统战部、中组部、国家科委转发中科院上海分院1980年7关于加强争取科技专家回国长期工作的请示报告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1980年8经济专业干部职称暂行规定国务院1980年9技术引进工作审查暂行办法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进出口委员会1981年10转发国家科委党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1981年11国家技术改造计划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1982年12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1982年13关于加强边远地区科技队伍建设的意见劳动人事部、国家民委、教育部、中央统战部1982年14关于颁发《回国科技专家、学者管理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劳动人事部1982年15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确定职称暂行条例教育部、劳动人事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1982年16关于对部分留学进修人员回国后工作调整问题的处理意见国家人事局、国务院科技干部局1982年17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1983年18关于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若干规定的通知国务院1983年19关于进行全国专门人才现状调查和需求预测的通知劳动人事部1983年20关于整顿职称评定工作的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1983年21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和国产化项目计划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1983年22关于抓紧研制重大技术装备的决定国务院1983年23毕业留学生分配暂行办法劳动人事部、教育部1983年24优先提高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生活待遇的通知中组部、中宣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1984年25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1984年26国家重点工业性试验计划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1984年27关于稳定和加强国防科技工业三线艰苦地区科技队伍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国务院、中央军委1984年28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件国务院1984年29关于积极开展科技信贷的通知国务院科级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1985年30关于技术转让的暂行规定国务院1985年31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1985年资料来源：依据《中国科学技术白皮书》，科学技术部网站等相关资料整理。

　　1高技术发展和重点实验室建设

　　此阶段，国务院、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科技委员会都相继颁布了一些科技政策（见上表），其中，大部分是关于高技术发展和重点工业实验室建设的，而对基础研究方面的政策相对较少。财政方面也出台了支持和鼓励科技信用贷款的政策。如，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1982年出台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该计划面向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重点解决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将“八年规划”的主要内容调整为38个攻关项目，以“六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的形式组织实施。该攻关计划是中国第一个具有高度综合性和可操作性的国家科技计划，是国家指令性计划，标志着中国的科技管理逐步从以科技规划为核心向以一系列中期和年度科技计划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方式过渡的开始。另外，此间还陆续出台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国家重点工业性试验计划》《国家重点技术发展项目计划》和《国家技术改造计划》等推动高新技术研发计划，体现了国家对技术发展的高度重视。

　　2技术市场的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技术市场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中国技术市场发展的起步标志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会上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四化’的关键”等观点，奠定了技术成果商品化、开拓技术市场的思想理论基础。科研单位和生产单位通过自愿协作联合攻关，科研单位开始向生产单位有偿地转让科技成果，进行技术服务咨询，帮助企业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1982年确立的“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发展战略方针，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加速了中国技术市场的形成，技术市场的发展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的阶段，同时在经营方式上出现了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发展局面，技术市场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技术市场初步形成。1985年1月，国务院做出了《关于转让技术的暂行规定》；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技术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技术市场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充分肯定，技术成果商品化中的一些原则问题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国技术市场顺应改革的潮流迅速发展。

　　（三）组织建设政策

　　在政治上正本清源的同时，开始了对科技队伍组织上的整顿和建设。首先是恢复和建立科技队伍的管理机构。此阶段在科技组织建设方面进行了很大调整。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由方毅担任国家科委主任，国家科委成为国务院所属的一个主管全国科学技术工作的机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1979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恢复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由国家科委代管，主要任务是协助中共中央组织部统一管理全国的科学技术干部。10月8日，又成立了中央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工业办公室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三个系统的科学研究工作，由聂荣臻任书记，王震、方毅和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委及国防工业办公室的负责人参加。12月17日，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特别强调了科技战线加强统一领导和管理的重要性，并责成国家科委担负起“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组织和协调全国科技工作”的责任。1980年1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此次会议的纪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83～584页同时批示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目前，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着一系列新兴的科学技术。这些新兴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和高速度发展，无一不是经过多学科、多部门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协作而取得的。中共中央希望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加强团结，搞好协作，以充分发挥科技战线的力量，为“四化”建设多出成果，多出人才。在这一阶段，各地的科研机构也纷纷恢复和重建，截至1985年12月，全国已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科技干部局，使全国的科技干部管理工作逐步健全起来，《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形成了新时期科技组织工作的新局面。

　　（四）科技对外合作政策

　　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尤其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逐渐复苏。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引进技术和设备的项目与日俱增，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如盲目引进、重复引进等问题。此外，更为普遍的是只重视引进设备，不注意引进技术。针对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方面出现的问题，党和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详见上表）。自80年代起，中国在开辟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的同时，陆续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鼓励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政策，同时中央还下放了技术引进的审批权，增设了对外经济技术贸易的窗口。针对技术引进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如1981年的《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工作暂行条例》《技术引进工作审查暂行办法》等，以保证技术引进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根据这些政策，国家科委和各相关部门调整了对科技外事工作的归口管理，建立了引进人才工作管理体制，加强了驻外机构的科技调研；积极配合进出口业务部门，注重引进技术的经济论证、技术谈判和商务谈判，组织安排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发展的工作，以提高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积极促进引进工作从注重引进成套设备转向引进关键设备和重要元器件，从注重引进设备硬件转向注重引进技术软件；与此同时，还根据国内技术开发的情况，在组织中国的技术出口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自此，中国国际科技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五）知识分子政策

　　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该阶段出台的相关政策非常多。对于知识分子的定性，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1978年11月，中央组织部正式发布《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明确提出要“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对知识分子队伍应当有一个正确的估计”，“继续做好复查和平反昭雪冤、假、错案工作”，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职有权有责”，“调整用非所学，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努力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983年12月，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科委在关于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的《汇报提纲》中提出的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六条政策界限。顾迈南、何黄彪：《国务院批准六条政策界限》，《人民日报》1983年12月18日。这6条政策界限的确定，进一步鼓励了科技人员继续发扬大胆创造和勇于探索的精神。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又一次对全国范围内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检查，派出13个检查组，分赴各地检查政策落实情况。1985年，中共中央再一次要求：到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必须完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任务，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这些政策务实、具体，很好地解决了知识分子心里的疑惑。国家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建设科技队伍方面，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恢复高考制度、研究生制度以及制定留学政策；恢复技术职称；施行人才激励政策。

　　科技政策实施效果评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世界竞争已从军备竞赛转为经济的竞争。现代科技革命浪潮兴起，科技对经济的作用凸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的指导思想，科学技术的作用逐渐被人们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些，成为新时期我国科技发展战略重心转移的客观基础。198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转发国家科委党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的通知》，通知提出“科学技术要走在生产建设前面”，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科技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要把经济、科技的发展和整个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考虑”，“要自觉地把经济建设工作同科学技术成果的运用和推广有机地结合起来，借重科学技术的力量推动经济的发展”。“为使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真正发挥作用，现行体制需要逐步加以改革”。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切实加强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新时期科学技术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科技发展方针。1982年，十二大报告中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把科学技术列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同年10月24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强调指出：“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这是一个基本战略方针。”《经济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人民日报》1982年10月27日。“面向、依靠”方针的确立，标志着新时期中国科技发展战略重心的完全转移。此后，围绕“面向、依靠”方针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和措施，使科技与经济结合越来越紧密，互动关系作用越来越明显，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所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越来越显著。在这8年里，国家明确提出了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对重点科技项目试行了招标制，这是规划项目管理、控制和拨款制度的重大改革，促进了横向联合，加速了研究开发成果商品化的进程。同时，研究制定了若干重要领域的技术政策以及到2000年的科技发展规划设想，调整了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壮大了科学技术队伍，加强了国际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在农业、工业、新兴技术和基础理论研究诸方面取得的科技成果，不仅对提高工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有些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有的还处于领先地位。

　　第一，科技规划为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战略方向和实施蓝图，但规划目标的确定以及组织和实施也必须适应国家不同时期的发展需要和体制环境。“八年规划”在实施过程中也根据需要进行了调整。在制定“八年规划”时，中国科技界急于弥补“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损失、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迫切心情充分反映在“八年规划”的制定中，使规划明显表现出任务和目标要求过高、规模过大的倾向，规划的重点发展领域和重点研究项目也比较笼统。1980年12月25日至1981年1月5日，国家科委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着重清理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目标、事业规模、发展速度、管理体制上的“左”的影响和倾向，提出要注意纠正那种只重视高精尖科学技术，不重视量大面广的生产技术，好高骛远、盲目赶超的倾向。会议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针首先要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根据“依靠、面向”方针，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对“八年规划”进行了调整，选择了农业等8个方面的38个项目、114个有重大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的科学技术课题，制定了《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科学技术攻关项目》，经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后开始实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保证了规划的执行。当时“八年规划”虽有不足之处，但在实施过程中经过政策调整，仍然解决了经济建设和科学理论界的许多重要问题，对中国科学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科技成果数量大幅度增加，据统计，1981～1985年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有98245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计划（1949～2005）》，科技部发展计划司2007年，第27页。

　　第二，完善政策制度法规建设。这一阶段是中国科技政策发展史上继20世纪60年代以来第二个重要的制度法规建设期。以《技术政策蓝皮书》的形式出版，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技术政策体系。1980～1985年，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制定了包括科技组织、人员管理、物资供应、档案工作和成果奖励等方面的科技政策、法规、制度几十项。从1983年初至1985年底，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产生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同步制定的12个领域的国家技术政策，以《技术政策蓝皮书》的形式出版，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技术政策体系。制定了《1986～2000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等一系列法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科技政策法律体系。

　　第三，实施一系列重大科技项目和计划。在经济建设主战场，实施了“星火计划”；建立了以《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为主体的资助科研的基金体系。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确定了38项国家级重大科技攻关任务和40项重大新技术推广项目。经过全国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这些任务和项目都按计划进度取得了重要进展，获得了重大成果。同时，中国国防技术战线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使中国成为掌握战略核武器和能够自行研究、自行设计、自行制造飞机及坦克、舰艇等多种常规兵器的国家。

　　第四，在对外科技合作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国际科技合作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虽然仅有限恢复了与苏联的科技合作关系，但与东欧国家的科技合作开始进入稳定发展时期。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与联合国系统机构等国际科技组织之间的科技合作和交流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开拓了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间的科技合作。1978年，中法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科技合作协定》，中德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科技合作协定》。1979年，中美签署了《中美两国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并成立了中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同西方发达国家开展的广泛、深入的合作与交流是该阶段中国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的最大突破和成就。国际科技合作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全面铺开并取得了重大进展。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技领域开始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央组织部正式发出《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并相继成立了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中央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最终于1987年完成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任务。为贯彻全国科学大会关于“恢复技术职称，建立技术岗位责任制”的精神，1979年底，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发出《关于做好科技干部技术职称评定工作的通知》。同年12月10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科委、国家经委、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关于颁发〈工程技术干部职称暂行规定〉的请示报告》。到1983年9月，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和有关部门一起先后批准了管理、卫生、气象、农林、科技情报、环保、物资、建筑工程、船舶、纺织、水产等20余个系统的科技干部技术职称系列，全面展开了技术职称评定工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开始逐步形成，科技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问题亦得到某些改善。

　　1977～1985年，科技事业基本是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的过程，并开始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结合该阶段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和方针，科技政策更多的侧重了技术政策，设备进口和技术引进也再度掀起了高潮。这段时间设备进口和技术引进对促进石油、化工等工业部门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没有把握提高本国自主开发能力的根本立足点，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弊端；缺乏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一度造成了依赖国外技术和大量进口零配件的被动局面。但总体来说，此阶段的技术政策还是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使得我国产业发展速度加快，一些重点产业纷纷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使中国的科技事业和技术产业发展速度加快，开始了新时期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