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统一大业的开创者，“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的奠基者。

　　毛泽东在谋划建国大业时提出了以解放台湾为总目标的国家统一战略，后根据朝鲜战争引起的历史条件的变化，把战略重点确定为反对美国占领台湾、阻碍中国统一和分裂中国的外交斗争。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前瞻性地制定了“一个中国”的建交原则和入联政策。经过中国几十年的外交努力，一个中国的原则渐被各国接受，成为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60年代，他跳出了美苏冷战的格局，把目光投向了广大的中间地带国家，依靠第三世界兄弟的支持，突破美国布下的重重障碍，带领新中国昂首步入联合国，接管了台湾当局长期把持的中国权利。他在新中国四面受敌的危难时刻，再次做出震惊世界的外交大调整，以小球拨动大球，化敌为友，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为美国对台撤军、断交、废约创造了条件。

　　一、谋划国统战略，反对美国侵占台湾分裂中国

　　新中国的统一问题，还在毛泽东筹谋建国大业时就提出来了。1949年2月，他在西柏坡向米高扬系统介绍了全国解放后的完全统一问题，指出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台湾）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

　　解放台湾是解放战争的继续，目标是消灭国民党军队。外交方面的任务是防止美国干预中国内政。毛泽东指出，必须把美国直接出兵的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页。新中国成立前三个月，毛泽东和党中央即着手渡海作战的准备，把攻台时间定在1950年夏天。就在这个时间到来时，朝鲜战争爆发了。杜鲁门总统宣布出兵朝鲜，下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新中国出于国家安全暂时放弃了攻打台湾，把抗美援朝提到了首位。

　　美国侵占台湾根本改变了中国的统一战略。解放台湾从“消灭国民党军”变成“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1954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334页。会后，他致电正在国外访问的周恩来，就解放台湾问题指出：“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85页。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既定方针”，“斗争是长期的，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就要有时间去把它建设起来”；“斗争是复杂的，因为这个斗争有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对内，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对外，“在美国尚未参加战争的时候，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除了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以外，还必须在宣传工作、政治工作、经济工作等方面同时加紧努力……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孤立美国侵略集团，最后达到解放台湾。”《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2页。

　　毛泽东领导的这一战略转变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主要对蒋变成集中对美；二是军事打击变成外交斗争；三是短期任务变成长期准备；四是一步到位变成两步走，先解决中美台湾问题，后解决两岸统一问题。

　　反对美国侵占台湾和分裂中国是一场外交斗争。而毛泽东也通过内政方面的努力来造成外交目标的实现条件。

　　一是加快经济建设和海空军建设，超英赶美，从根本上改变中美力量对比。由于美国侵占台湾，解放军渡海作战的对象由蒋军变成美军。美军战斗力依赖军事装备，这是优点也是弱点。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战胜美军未必在战场，亦可通过发展经济和军力不战而屈人之兵。朝鲜停战后，他即把目光转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提出了“边打边建”，加强海空军建设，“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等方针。《毛泽东建国以来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5、387页。1957年他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了超英赶美的设想，即争取10~15年和平时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使战争打不起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超英赶美没能如期实现，但是以国力发展来反对美国介入台海和推动两岸和平统一的战略在今天仍然有效。

　　二是倡导国共谈判和第三次国共合作，向台指出美援不可靠，回归才是出路。1956年1月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要搞第三次国共合作。1958年炮击金门期间，毛泽东会见了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曹聚仁，请他转告台湾：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这个谈话后来被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81页。

　　三是创造了炮击金门的两岸接触模式。美国协防台湾的目的是“以金、马换取澎、台”，划海而治，使台湾与大陆脱离接触，永久分离。这个阴谋受到了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反对。1958年，毛泽东亲自指挥了炮击金门战役，“意在击美”，“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后来他决定把金、马等沿海岛屿留给蒋，实行打而不登，断而不死的方针，双日不打单日打，武打变文打，把炮击金门变成了长期的制度性安排。

　　当然，只要美国赖在台湾不走，无论采取和平方式还是使用采取武力，都不能根本解决两岸统一。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清楚的。毛泽东倡导国共和谈与炮击金门，意在破坏美国策划“两个中国”的阴谋，使这一阴谋长期脱离两岸关系实际，无法得逞。而国际社会，原来对炮击金门反应很大，说什么的都有，后来也习惯了，打不打都是中国人的事，与他人无关。

　　二、制定邦交规则，推动国际社会接受“一中”原则

　　“一个中国”的原则是指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当局承认前两点，但主张“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美国的立场与两岸都有差距。它试图否认“一中”原则，长期鼓吹“台湾地位未定”，应由国际托管，策划“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阻碍其他国家与中国建交，为中国进入联合国设下重重障碍。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向各国政府宣布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随后，他在访苏期间提出了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程序和条件，即谈判建交，对方必须与国民党政府断交，将国民党的外交机构和财产转交新中国，在联合国中接受新中国的代表，不承认国民党代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117，129页。

　　这些程序条件是中国主张的“一中”原则转化为双边国际法的重要途径。任何国家，承认“一中”原则，接受条件，履行程序，就可以与中国建交。不承认不接受不履行，就不能与中国建交。半承认这个原则，只接受部分条件，那只能与中国建立“半个”外交关系。毛泽东周恩来专门设计了一种邦交——代办级，以反映这“半个”外交关系。

　　这样，世界各国因对华政策而被分为四种类型，即建交国；半建交国（英、荷）；“与台邦交”的国家；两岸都无邦交的国家。这就在双边关系中彻底排除了“两个中国”的可能。而随着中国建交国的增多，“一中”原则会自然生成国际法。

　　有些国家对华友好，但受美国胁迫一时难以满足建交条件。对此，毛泽东也十分谅解，一是主张中国可以等待，二是认为这不影响贸易。1950年9月，周恩来在一份《外交报告》中指出：“我们不仅要同已建交国家开展贸易活动，同时对于那些尚未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要它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平等互利的原则，我们也愿意和它们建立通商贸易关系”。《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这种灵活性后来发展成区别官方关系与民间往来的建交政策。

　　多边领域是国际公法的另一重要领域。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新中国成立后应接替被推翻的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的一切席位。1949年11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主席，声明新中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已丧失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和事实根据，要求立即取消其代表中国的资格。1950年1月8日，他致电联合国及其会员国，要求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安理会开除出去；19日又照会联合国，声明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安理会首席代表。

　　毛泽东开出的入联条件是联合国在接纳新中国代表的同时必须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将其席位交还新中国。这个原则同样适合于其他主权组织和会议，即只要有台湾的代表，中国就拒绝加入和出席。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会议必须在两岸之间选择。

　　对于中国来说，争取入联比争取建交，难度要大。中国必须获得多数甚至三分之二会员国的支持才能入联，况且议案中还须满足中国为联合国规定的驱蒋条件，否则中国不会接受。不过，毛泽东的建交和入联战略是一个连环设计。中国要求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在联合国必须支持中国入联。这样，中国就可以在联合国之外通过发展建交国来影响联合国内部的力量对比。

　　1956年印尼总统苏加诺面见毛泽东，建议中国降低条件，先入联再驱蒋。他解释说，建交与入联是两回事。入联后，中国可以反对帝国主义控制联合国，而且中国入常后，台湾就没权了，只能代表它自己。他还举出印尼与荷占西伊里安的关系为例，说这只是一种过渡安排，不影响两岸统一。

　　毛泽东拒绝了这个建议，指出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我们要借这个题目做文章。我们天天要求进入联合国，但是我们不讲时间。我们天天说要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交，包括美国在内，但是我们不讲时间。有些人讥笑我们，说中国人总是慢慢来。我们恰好就是这一条。《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272页。

　　1957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对不急于求成和借题作文又作了精辟论述。他指出，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281页。

　　三、争取中间地带，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为推动美国就我之范围，光“设局”还不够，还须“谋势”，通过外交战略请君入瓮。毛泽东的第一个战略是“一边倒”，站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必要的。“一边倒”对中国统一和“一中”原则提供了重要支持。中国的第一批邦交国清一色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一战略也有局限性。1949年至1959年，中国与34个国家建交。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满打满算也只有12个，而亚非国家则占了16个。另一头是6个西方国家，不含英、荷两国。

　　毛泽东早在1946年就敏锐地观察到中间地带国家具有反帝反殖的潜力。朝鲜停战后，他把这一理论上升为外交战略，为中国在苏联和阵营国家之外争取更多的反美同盟军。中间地带的范围很广。1954年毛泽东向英国工党访华团指出，美国反共是为了“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60、159~160页。中国与印缅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派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积极参加万隆会议都体现了中间地带战略。波匈事件后，周恩来向苏联领导人介绍了中间地带战略，建议他们采用。《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7页。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再次指出：“中间地带这13亿人口，两个阵营都在争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56页。

　　毛泽东主张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应独立自主地支持亚非拉国家的反帝反殖行动，充分利用英法等国同美国的矛盾。这一策略并不完全符合苏联的冷战模式。赫鲁晓夫认为，在缓和与反帝问题上，阵营各国应与苏联保持一致，不能另搞一套。1958年，苏联为约束中国，提出要与中国搞长波电台，成立联合舰队，遭到毛泽东的断然拒绝。而毛泽东为调动美军、支援中东人民斗争而实施的炮击金门，也引起了苏联的担忧和恐慌，被赫鲁晓夫指责为“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这些分歧导致了中苏破裂。毛泽东决定放弃“一边倒”，甩开束缚，寄希望于广大发展中国家,专心经营中间地带。1963年，他提出“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1974年，他超越冷战格局和意识形态界限，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战略，主张依靠亚非拉国家，争取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反对苏美两霸。

　　毛泽东20世纪60年代的中间地带战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大力支持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在这方面，他最重要的决策是援越抗美。从1965年到1973年共八年时间，中国倾其国力，对越南提供了军事、经济、人员、物资、资金等全方位的援助，直到美国从越南撤军。

　　二是加强对新兴国家进行经济技术援助。1964年1月，周恩来访问非洲，宣布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遵循八项原则，主要精神是平等互利，尊重主权，不搞特权。1965年毛泽东批准援建坦赞铁路，历经11年完成。

　　三是加强与西欧的关系，开展对日民间外交，推动第二中间地带摆脱美国控制和对华友好。1964年中法建交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突破，动摇了美国对盟国和联合国的控制。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所说：“如果巴黎与中国建交,我们很快将面临一些非洲国家、比利时、加拿大、日本和其他国家承认北平的危险。”

　　20世纪60年代，中国多灾多难。但是毛泽东的中间地带战略仍然在两大阵营之外为中国撑起了一片天。1960~1971年，中国建交国的数量增长了一倍，达到69个。其中亚非拉国家43个，占了多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各13个。在联合国中，中国建交国的数量也在相应增多，至1971年达到了62个，占到成员国总数的47%，成长为支持中国入联的强大力量。

　　台湾当局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是美国进驻台湾的“法律基础”，一旦发生变故，美军驻台将失去合法性。在双边领域，美国阻拦承认新中国，遏制中国建交，难度较大。“一中”理念使两岸形成了互以断交应对建交的政策，容不下“两个中国”。相比之下，在联合国，美国更容易动用程序保护台湾。20世纪50年代，美国是通过多数票阻止联大审议中国代表权提案。从1961年起，美国变换策略，不再阻挠提案上会审议，而是提出中国代表权是一个“重要问题”，须由联大三分之二多数决定。但是这条路也越走越窄。从1963年起，亚非国家取代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成为支持中国提案的主力军，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支持中国的立场。1970年第25届联大首次出现了支持中国的多数票，虽然不足三分之二，但预示了美国“重要问题”策略已走向尽点。

　　在1971年第26届联大上，美国为保住台湾作出最后的挣扎。它再次变换手法，一面表示赞同中国的代表权，建议让中国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另一面又坚持台湾继续拥有代表权，提议把驱台列入“重要问题”,要求联大承认“双重代表权”。这是两个虚伪的提案，即使通过了，也不会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局面，不过可以起到阻止中国入联的作用。这样，美国沦落到了追求目标不成，反倒需要求助“一中”原则来阻止中国入联的地步，但是它没有机会了。10月25日，联大会议否决了“重要问题”提案，接着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9票弃权通过了23国提案，做出纳中驱台的第2758号决议，使“双重代表权”案胎死腹中。

　　中国在联合国之外获得联合国之内的胜利，体现了中间地带战略的成功。毛泽东分析了第26届联大投票情况，指出：西方各国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19个，非洲国家26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7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他还对身边人员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四、把握历史机遇，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

　　1968年，当选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谨慎地表达了谋求与中国接触的意愿。但是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国内，他都面临着重重困难。

　　毛泽东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有非常透彻的了解和全面的把握。他大力支持各国人民的反美正义斗争，争取一切同情和赞成中国统一大业的因素反制美国。同时他也十分清楚，迫使美国从台湾撤退光开展反美斗争还不够。在一定阶段取得一定成果之后，必须寻找机会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通过两国谈判解决问题。

　　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寻找机会。1959年，他通过美国友人向大洋彼岸发出了“想到密西西比河游泳”的信号。在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他读了美国总统候选人尼克松的一篇文章，其中说：“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他请周恩来阅读此文，预言如果尼克松上台，美国可能改变对华政策。从那时起，他就看中尼克松作为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伙伴，并直言不讳地表示他喜欢美国右派和共和党人。

　　1969年珍宝岛冲突使中苏关系进入对抗，中国面临北方威胁和四面受敌的压力。毛泽东却将此视为中美接近的绝好机遇，认为这“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他指定陈、叶、徐、聂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局势，商量对策，为调整战略联美抗苏做党内准备。但是随后中美又起对抗。1970年，美国策动柬埔寨政变，派兵入柬。毛泽东发表“5·20”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1971年，美国轰炸老挝九号公路，把战火烧到整个印度支那。中国政府声明：“中国人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直至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实际上，毛泽东已洞察到尼克松正在为打不赢的战争寻求“光荣的撤退”，中美接触的时机在对抗中日渐成熟。1970年国庆节，他邀请斯诺上天安门亮相，通过他向美国白宫传递“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1971年4月，他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以民间外交推动中美关系。7月，基辛格博士秘密使华，新华社公布了中国回应尼克松总统的愿望邀请他访华的消息，指出“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尼克松总统接踵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是一个震惊世界的新闻，直接推动第26届联大作出中国入联的决定。这一连串重大事件的叠加使中国再次迎来建交高潮。英国、荷兰由半建交提升为全建交，日本、西德、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唯恐落在美国后面抢先与中国建交，有些国家以前受美国压力与中国断交，一看势头不对，又与中国复交。中国的建交国在几年内超过了联合国成员国数量的一半以上乃至三分之二，至1976年达到了111个。中国利用建交高潮，创造了日本、加拿大等多种建交方式。“一中”原则被明文载入建交公报、联合声明、国际决议等各种法律文本之中。

　　1972年2月，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踏上中国土地与中国领导人商谈中美关系正常化时，美国除了抱怨不能丢弃老朋友外，竟已找不到一条国际法依据和像样的理由在台湾驻军。相反，毛泽东周恩来则握有强大的“一中”话语权。在双边领域，多数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或正在接受“一中”原则而与中国建交；在多边领域，中国排除台湾恢复了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正在把这一原则推行到一切主权国际组织及会议中去；在国际规范方面，中方还握有一大法宝：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已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在两岸关系方面，美国也只能面对现实，承认分割台湾的想法实在不对中国人的胃口。

　　当尼克松总统一行离开中国时，不得不在《中美上海公报》中做出如下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从1950年起，毛泽东为反对美国侵占台湾，领导中国政府和人民进行了长达26年的外交斗争，从建交、入联到中美关系正常化，从一边倒、中间地带，再到一条线，在国际舞台上重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到1972年，中国外交已推进到中美两国订立城下之盟的阶段。如果不是“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下台，毛泽东一定能亲眼到中美建交的最后一幕。毛泽东的一生，雄才大略，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