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中旬，毛泽东连续电示中南局和广西军区，对广西的剿匪工作提出严厉批评，要求限期完成剿匪任务。在随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对广西剿匪工作做出一系列批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收录了大量有关文件。近些年，一些人对这段历史进行片面、错误的解读，甚至歪曲篡改史实，流毒甚广。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资料，完整解读这些指示，还原历史事实，澄清一些误解和错误。

　　一、毛泽东对广西在战略全局中的考虑和军事部署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外时局发生很大变化。毛泽东及时指出，要随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所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要考略到敌人就在面前这个情况来讨论和决定。《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203页。据中央获得的可靠情报，台湾国民党军计划在美军支持下，准备用20万至25万兵力攻占厦门、汕头。毛泽东决定，我军在每个方向上，须集中两三个军至三四个军予以应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8页。为此，他对包括广西在内的华南地区的剿匪工作和军事部署做出一系列指示，调整部署。

　　1950年8月25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指示中南局领导：须抽调兵力加强潮汕及海陆丰沿海防线，并派一个军级指挥部去担任指挥。9月中旬，根据形势变化，毛泽东计划组建机动预备兵团以应对可能的事变。9月16日，毛泽东电示中南军区领导，要求将江西四十八军和湖南两个军（四十六军和四十七军）在1951年春季集中于指定位置支援广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519~520页。后来，军委决定四十七军在完成湘西剿匪任务后作为第二番志愿军入朝作战，湖南只有第四十六主力军担负剿匪守备任务。四十八军在赣西南、粤北剿匪，一时也很难调出。中南军区只有二十一兵团暂时没有战斗任务，该兵团由陈明仁率领的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成，下辖两个军（五十二军和五十三军）共四个师，战斗力有限，目前仍在整训。毛泽东从湖南和江西抽调兵力支援广东的计划难以实现，他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广西。

　　此时，广西境内驻扎大量部队。1950年初，在广西进行剿匪作战的主力部队有十三兵团三个军13万人，和四十五军5万人及41军一个师，共18万余人。莫文骅：《广西解放后初期剿匪问题》，《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4页。后来三十八军两个师3万人陆续调出，广西军区的固定兵力仍有10个师和独立团、县大队，共14万人左右。此后在广西执行剿匪任务的主力部队，连同地方武装一度达到22万余人。《广西通志——军事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31页。另外，到10月底，广西有民兵16万余人、农民协会130余万人李天佑：《军事工作报告》，《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8页。，公安部队1万人左右协助剿匪。而残匪人数，广西军区估计有6万人左右。从力量对比看，广西地区是有条件迅速结束剿匪任务，调出一部分部队支援其他战区的。但此时广西剿匪形势没有根本改变，广西军区被土匪牵制大批部队。张云逸、莫文骅还数次请求中南局、中南军区给广西增派部队。这样，在广西就至少拖住了两个主力军（四十五军和四十九军），并牵制了湖南的部分兵力，使得增兵广东的计划有落空的危险。

　　毛泽东在了解广西剿匪情况后深感不安。11月14日，他电示中南局和广西领导，对广西剿匪工作提出严厉批评，明确提出：为对付台湾匪帮可能向广东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以便从广西抽出1个军增强广东。中南军区迅速作出新计划并上报毛泽东、中央军委。11月17日，毛泽东回电：为了对付敌人可能在广东登陆进犯，必须准备使用5个至7个军。除广东现有3个军外，拟在5个月后从广西抽出1个军，使用陈明仁部当作1个军，以上5个军确定用于广东。同日，毛泽东指示叶剑英：广西必须加速剿匪，统筹两广，对付敌人可能的侵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58、667、666页。为加快剿匪步伐，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南军区抽调湖南二十一兵团和粤西的四十三军一二七师到广西参加剿匪。广西全省的剿匪主力部队达到15个师、12个独立团，约20万人；《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8页。民兵和地方武装17万余人。李祖尧：《解放初期广西剿匪之我见》，《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8页。

　　1950年12月31日，被派往广西帮助剿匪工作的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向中央报告说，1951年3月以前可以完成南北两重点区的剿匪任务，尔后移兵西向，解决西北部土匪。《陶铸同志剿匪工作报告》，《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5页。1951年1月9日，毛泽东复电说：请考虑进剿西北部土匪是否可以只要二十一兵团去而不要四十五军去，以便将四十五军从剿匪中解放出来于3月间即开至梧州地区整训待命。同日，毛泽东指示中南局和中南军区：四十五军和四十六军应于2、3月内集中到指定地区。1月22日，根据广西剿匪工作的进展情况，毛泽东对广西部队的军事部署作出最终调整：四十五军尽早开赴韶关广州线整训备战；二十一兵团（后整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五军，移防广东湛江）在广西境内剿匪、驻防；四十九军在完成剿匪任务后，集中使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7、18、53页。2月，四十五军调出广西增援广东。

　　广西部队的增援稳定了潮汕地区的军事斗争形势，确保了广东地区的安全，并在此后福建沿海岛屿的反登陆作战中即时予以增援。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战略决断和军事部署是正确的。

　　二、毛泽东对广西剿匪工作提出严厉批评

　　广西的剿匪步伐没有跟上全国的形势，与全国几大剿匪区相比，明显落后，不能不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注。1950年11月14日和16日，毛泽东连续来电严厉批评广西的剿匪工作：广西解放在西南之前而剿匪成绩则落在西南之后；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毛泽东要求广西省委领导对有关工作加以检讨，总结成绩，纠正缺点，使全省匪患在几个月内基本解决。对此，广西主要领导感到突然和不解。广西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说：部队夏休整训后，广西剿匪工作已有新的转变张云逸：《关于广西重点剿匪情况给中南局并转毛主席的信》（1951年1月16日），《张云逸研究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323页。。一度主持省委工作的军区副政委莫文骅认为，广西剿匪工作虽然有缺点，但成绩是主要的。夏休整风学习后，剿匪工作取得重大胜利，剿匪形势已由此转为主动。莫文骅：《广西解放后初期剿匪问题》，《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6页。

　　事实上，自7月份开始夏休后，广西的剿匪工作处在半停顿状态，中南军区广西剿匪工作考察组：《关于广西剿匪反霸问题的报告（1951年1月）》,《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匪情恶化严重。虽然通过中共广西省委和广西军区的“整风”，纠正了一些失误，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被动局面。据广西地方史料记载，7月后，匪特再次煽动大规模暴乱，个别地区匪乱一直延续到1951年3月；县以下政权机关遭匪袭击、围攻达220余次，一些县城被匪长时间侵占，全省区、乡政府有41个被匪摧毁、150个遭匪围攻；许多农会和民兵组织解体，有的地区匪特强迫群众举村暴乱，仅象县就有30多个村庄集体暴乱；被匪杀害县以下的干部、农会会员、民兵、进步群众7000余人，数千名从11岁幼女到50多岁妇女被匪强奸；抢民枪1200余支，粮1800余万公斤、牲畜5万余头（匹），焚毁民房12万余栋；全省大部分公路与桥梁被破坏，桂黔铁路5个车站被匪占据数日，水陆交通瘫痪；解放军连以下分队一度难于独立活动。《广西通志·军事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30页。中南军区广西剿匪工作考察组的报告指出，过去（指1950年）10个月并未从根本上削弱而至消灭土匪，因此整个时期匪情基本上是严重的；土匪控制的地区很广，在宜山地区，匪控区就有721个村，五个县大部，一个县游击区，三个县少部分，占551%强；我控制区才416个村，占319%，其他约13%是匪活动区。中南军区广西剿匪工作考察组：《关于广西剿匪反霸问题的报告（1951年1月）》,《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84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广西尚未完全结束战争，尚处在一种战争状态。《争取在半年内消灭广西全省的土匪——陶铸在省委第三次高干会议上讲话》（1950年11月29日），《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8页。

　　另一方面，广西省委、军区上报的剿匪成绩却让上级领导迷惑不安。从剿匪数字上看，出现了“匪越剿越多”的不正常情况。1950年6月27日，张云逸在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上说：广西解放初期，据调查全省约有匪部9万人，现已消灭约6万余人，尚有残匪2万余至3万。张云逸：《广西省人民政府半年来工作报告》（1950年6月27日），《人民日报》1950年8月5日。10月17日，广西省军区报告说：过去10个月歼匪108612人，原6月份统计有匪52115人；7、8、9月歼匪27944人，目前尚有568股，计80406人，除被歼灭者外，尚增加28291人。李天佑：《四个月剿匪计划》（1950年10月17日），《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页。11月底，张云逸等宣布已消灭土匪12万余，残匪5万至6万人。而中南军区广西剿匪工作考察组的报告说：广西初解放时，总共土匪不过9万，而经过12个月进剿，已歼灭14万多，至目前，却还有7万土匪。中南军区广西剿匪工作考察组：《从部队反映看剿匪中的几个问题》（1950年12月27日）,《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页。

　　可以看出，由于广西省委的剿匪工作存在严重缺陷，因此仅靠军事消灭虽获得巨大数字，还不能解决匪患问题，以至于“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广西省委在剿匪领导方法上存在严重问题。在充分了解情况并与中南局交换意见后，毛泽东对广西领导提出批评和督促，是及时和正确的。

　　三、毛泽东对广西剿匪的政策指导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严厉批评，广西主要领导虽然被迫做了检讨，但一些人始终认为：广西省委认真贯彻了党中央、中南局的指示精神，“结合广西具体情况”所采取的政策是稳妥的，剿匪方针和决策适时而有成效的，剿匪进度较慢主要是因为兵力不足。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637、648页。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毛泽东对广西剿匪提批评之前，在广西领导层，已经对剿匪政策等重大问题产生了分歧。一些领导自认为对广西的情况比较熟悉，强调广西情况特殊、复杂，政策要稳。他们指责军队在执行政策上偏差很大（指过于严厉），“军阀主义太严重”、民匪不分，实行一网打尽，打击面宽，使土匪也再不敢接近我们。在如何处理“民枪”这个重要问题上，明明知道“民枪虽大部分掌握在封建地主手里”，却反复强调问题复杂，要等到群众自发移交，甚至批评部队缴枪是脱离群众，逼民众上山为匪，等等。《八个月剿匪与发动群众总结报告——莫文骅在军区整风会上的发言》（1950年8月14日），《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6~367页。以广西军区副司令员李天佑等为代表的多数军队同志认为，广西剿匪政策的主要错误偏向是：把剿匪看成是最简单的军事行动，致使剿匪与发动群众脱节；最主要的还是过分强调了广西的特殊性，而实际只是对广西的特殊性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因此没有大胆收缴所谓民枪武装群众，以致大量枪支仍掌握在地主恶霸手中。在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上，宽大无边，镇压不力，有的匪首七擒七纵仍然为匪，威逼杀害群众。李天佑：《广西剿匪斗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0页。李天佑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栗在山等建议省委，广西的恶霸和地主土匪是三位一体，且拥有强大枪支，必须立即在全省大胆地放手迅速展开全面的反霸清匪斗争。李天佑、栗在山：《关于大力开展清匪反霸斗争的意见》，《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6~367页。

　　对于广大指战员提出的意见，广西省委主要领导虽然口头提出要纠正政策偏差，但在具体执行上，仍然延续了一贯的做法。1950年9月1日，广西省委、军区联合发布《在重点地区对于乡村中地主和富农枪支处理的暂行办法（草案）》，仍然坚持“谨慎”态度，要求各地“劝说”“守法地主”、富农献枪借枪，“中贫农”的枪支,一律不动；发动群众来搞，军队只准协助。《在重点地区对于乡村中地主和富农枪支处理的暂行办法（草案）》，《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9~200页。1950年9月17日，广西省委、军区又联合发出《关于镇压与宽大政策的具体规定》，通篇主要强调如何遵照执行“我党宽大政策精神”，即使对于罪大恶极之匪首，也要经地委审查转报省委审查批准后才能公审镇压；“有利用者”，还可缓杀或不杀；投降匪首，不捆不押，教育反省，取保释放；匪特分子，不应过早捕捉，应继续侦查清楚再捕；通匪“群众”,不得抓捕,应警告教育,不准其再通匪。《关于镇压与宽大政策的具体规定》，《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9~200页。这一规定未提反霸问题。这种做法实际上与以往的宽大无边政策没有根本区别，只能使战斗在剿匪一线的指战员和基层革命群众畏首畏脚，严重影响部队的士气和战斗积极性，战士们反映：“如果这样剿，永远也消灭不了土匪”中南军区广西剿匪工作考察组：《从部队反映看剿匪中的几个问题》（1950年12月27日）,《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8页。。

　　对于广西在剿匪政策执行上的倾向和偏差，中央已有所觉察。1950年10月10日，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不点名地对广西等省在剿匪反霸等政策问题上发生的“宽大无边”、“有天无法”等偏向提出了批评。10月下旬，中南局向各省区发出《十种人应严厉镇压的规定》。对这些政策，广西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坚决执行。11月22日，毛泽东指示中南局、广西省委，必须加速进行土改，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否则我党我军有陷入被动的危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80页。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电示中南局等大区领导，对于真正的匪首恶霸及坚决的特务分子，必须坚决地处以死刑，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1月22日，毛泽东指示华南分局并告中南局，凡与剿匪有关的匪首恶霸大特务，可由军区军分区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月23日，毛泽东将中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广西执行镇压政策前后情况给总政治部的报告转发中央各大区，他批示：这是一篇极有价值的报告，希望你们认真研究。根据广西方面的报告，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了惊人的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不杀匪首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以致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广西于去年9月起开始纠正此种错误，三个月中，正确地杀了匪首惯匪及其他首要反动分子三千余人，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匪焰大降，民气大伸。1月29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广西领导张云逸莫文骅等，批评他们到处设防修工事等被动挨打的错误做法。他强调：目前你们工作的重心，应是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有步骤地有把握地实行土地改革，严厉镇压反革命，大杀几批匪首，惯匪，恶霸，及罪大的会门头子与特务分子，这些就是最重要的巩固国防的工作。2月25日，毛泽东在给中南局的电报中具体提出剿匪斗争的指导思想：清匪必须与反霸、减租、退押或土改相结合进去，必须杀掉匪首、惯匪与恶霸，并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全力以赴，才能发动群众，根绝匪祸。《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6~37、51、62~63、85、140页。

　　广西第三次高干会后，陶铸等人坚决贯彻了毛泽东有关剿匪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陶铸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的政策方针。他指出，在目前国际形势新的变化情况下，特别是在军事剿匪时期，对于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是非常重要的。镇压必须严厉，才能显示力量，使其知有所畏，知有所择。广西土匪由于我们过去对之太宽，已造成错觉并为匪利用。这个问题上，我们严重地脱离了群众。群众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毛主席的宽大”。应该肯定，凡是股匪头与坚决的反革命力子，一经捕获，一律处以死刑。凡当土匪的地主并没收其财产分给群众。该杀的有多少杀多少，但也不许乱杀错杀，杀人的目的在于显示宽大的意义，政治上瓦解敌人，争取更多的土匪投降自新，当杀人已使土匪恐怖，要求投降自新，就应该少杀些，多讲些宽大，而宽大就是真正的宽大，凡投降自首的就必须以投降自首待遇。《争取在半年内消灭广西全省的土匪——陶铸在省委第三次高干会议上讲话》（1950年11月29日），《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293页。

　　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宽大与镇压的关系，纠正了广西省委在这个政策上一贯的偏差，剿匪情况大变。战场上土匪不敢顽强抵抗，纷纷投降，悔过自新。据广西军区统计，1950年前10月，共歼匪约10万，其中毙伤14900余人，俘虏50800人，投降自新35000人，投降自新比俘虏的还少。李天佑：《军事剿匪》，《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7页。第三次高干会后的12月，毙伤土匪1222人、俘虏24829人、投降自新33759人。广西军区司令部：《1950年全省剿匪战绩》，《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7页。前10月被俘土匪的为毙伤的3倍多，而12月份被俘的为毙伤的20多倍，投降自新土匪与以往10个月总和几乎相等。1951年前4月，共歼匪192906人，其中毙伤敌6104人、俘敌76681人、投降13423人、自新者则高达96698人。广西军区司令部：《1951年全省剿匪战绩》，《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9页。

　　对于所谓民匪不分大开杀戒杀人××万的说法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648页。，这里也有必要进一步澄清。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5月，广西军区共毙伤敌匪7323人。从经验看，这里面受伤人数居多，真正击毙者不会超过三分之一。据广西省委1951年2月24日报中南局及彭真的电报称，入桂以来前后共镇压匪霸15183名，其中整风前（1950年10月原文如此，似应是11月前。）前处决2454名；整风后（1950年12月至1951年2月中旬）共处决12684名。《处决非把反革命分子数字》，《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8页。由于当时处于特殊的战争状态，广大军民对匪首恶霸们切齿痛恨，在政策执行上难免出现一些偏差。1951年3月以后，广西省委已注意到部分地区在镇反中出现的问题，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省委要求：一般杀人权和没收权都应通过省府省委，禁止下面擅自抓人、杀人、没收等行为。反霸的面决不能宽，须特别慎重。《省委关于没收地主恶霸财产的指示》，《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6页。陶铸后来向中央报告说：剿匪以来我们共杀了5万多人。贺亦然、关相生：《抓住关键驾驭全局稳操胜券——陶铸在广西》，《高山青松》,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文中讲：陶铸说这批人约有三分之一属于可杀可不杀的。毛主席回电批复：在广西应该杀。这些数据清楚地说明了镇压匪霸敌特的数字，不可能达到十几甚至几十万。

　　四、毛泽东对广西省委、省军区的主要领导的调整

　　为纠正广西剿匪领导方法上的严重缺点，改善干部工作作风，1950年11月中旬，毛泽东连续发出指示，催派叶剑英和陶铸到广西指导工作。

　　事实上，在毛泽东批评之前，广西领导层存在的问题已引起中南局注意。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省委、军区领导内部存在思想分歧，党政军名义上是一元领导，但互相配合不够，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李祖尧：《解放初期广西剿匪之我见》，《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页。。在中南局高干会议上，李天佑、邱会作（45军政委）等先后发言，将广西剿匪存在的问题作了汇报。夏休整风后，李天佑等为代表的多数军队领导认为，如果领导态度不解决，即使制定了政策也难以贯彻。李天佑、邱会作联名向中南局、中南军区发电请示（省委书记拒绝签发电报）,要求中南局派要员来广西解决问题，引起了中南局的注意。另外，在重点剿匪等问题上，广西省委与中南局、中南军区也产生分歧。10月中下旬，广西军区制定了冬季剿匪计划，以主要交通干线两侧及人多粮丰地区为重点剿匪区。对土匪集中的瑶山等地区只是监视，不采取进剿行动。李天佑：《四个月剿匪计划》（1950年10月17日），《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页。而中南局研究决定：广西必须集中兵力，主动放弃一些地区；从现在起，全省以瑶山和桂南为目前两个剿匪重点地区。《广西剿匪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86~87页。11月3日和8日，中南局与中南军区再次发出指示，要求广西坚决贯彻中南局重点剿匪的计划。广西省委则回复说，目前不宜改变部署，仍贯彻自己制定的冬季剿匪计划。《广西省委对中南局、中南军区指示研究情况报告》（1950年11月12日），第260~261页。

　　为解决上述问题，中南局决定派陶铸率领工作组前往广西帮助工作。陶铸临行前与毛泽东通了电话，他在电话中问毛泽东，这次去，是打长工，还是打短工？毛泽东回答说，打短工。10日当晚，中南局常委召开会议讨论广西剿匪工作。会议一结束，陶铸即前往广西。陶铸一路走，一路调研广西剿匪情况，与各地委、分区的领导多次交谈，听取工作汇报。11月20日左右，陶铸来到南宁。贺亦然、关相生：《抓住关键驾驭全局稳操胜券——陶铸在广西》，《高山青松》，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111页。他迅速投入工作，在与省委领导商议后，按照中南局的指示，调整了剿匪部署，准备对瑶山、六万大山、十万大山做重点清剿，并于11月24日将计划联名电报中南局并报中央。随后，陶铸深入基层到剿匪第一线做调查研究，甚至亲自参与剿匪战斗。朱林尧：《陶铸率领我们抓匪首》，《文史精华》1996年第9期。

　　11月底，广西省委召开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张云逸作了《为坚决执行毛泽东指示在半年内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而斗争》的报告，肯定了广西剿匪的成绩，对执行镇反政策、反霸斗争、收枪和地方武装建设等问题上做了检讨和解释。但他强调指出，经过七、八月份的整风运动，这些缺点已逐渐克服。他表示：责任应当由省委和军区党委来负，特别是我个人要负主要责任。张云逸：《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半年内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而斗争——在省委第三次高干会议上的报告》，《张云逸研究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162页。省委、军区领导先后在会上发言，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叶剑英总结说：诚如同志们所指出的，广西存在的缺点是剿匪任务，压而不倒；重点剿匪，实际不重；一般号召未与具体指导相结合；镇压反革命，有布告无细则，不大胆，不放手，认识不够，贯彻不够，检查不够等。《叶剑英在省委第三次高干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11月30日），《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陶铸在充分听取各地委、分区的汇报和大家对张云逸报告讨论意见的基础上，作了上万字的主题发言《争取在半年内消灭广西全省的土匪》，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广西一年来的剿匪成绩，并强调“这一条应确定下来，以便增强广西工作同志们的信心”。他没有提出任何批评，而是以他特有的果断直接的风格，具体从重点剿匪、收缴匪枪、发动群众、反霸土改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争取在半年内消灭广西全省的土匪——陶铸在省委第三次高干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11月29日），《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8~311页。

　　高干会议后，广西剿匪形势有了根本性改观。1950年12月31日，陶铸向中南局华南分局并报毛泽东指出，广西剿匪工作经过整风以后，已有大的改进。自张、莫由中南回来又接到毛主席指示召开了省的高干会，与叶来桂对剿匪工作更深入一步，现在各种问题均已得到解决。镇压、收枪、反霸、地方武装建设等几项剿匪的主要政策更加明确，执行得更好。《陶铸同志剿匪工作报告》（1950年12月31日），《广西剿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毛泽东批复：报告已阅悉，甚好甚慰，已转华东西南西北三区参考。我们认为广西最近时期的经验是很好的，值得研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正当广西剿匪形势大为好转之际，张云逸由于工作紧张（身兼广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政委等数职），年纪老大，身体出现问题，长期患失眠症，神经衰弱，脸部浮肿，难以工作。1951年1月16日，张云逸根据医生建议，在征求叶剑英和陶铸意见后，向中央报告，请求到广州修养三个月，工作交陈漫远接替负责。张云逸：《关于广西重点剿匪情况给中南局并转毛主席的信》（1951年1月16日），《张云逸研究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1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张云逸赴广州休养。毛泽东认为，为完成剿匪任务，所有军队必须统一于省委地委领导之下，实行强有力的一元化领导。广西需要一位与前任风格和能力不同的领导，年富力强魄力十足被称为“党内一头牛”的陶铸无疑是最佳人选。毛泽东改变了原先让陶铸来广西“打短工”的想法，于1月30日致电陶铸及中南局，提议陶铸代理省委书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2月5日，陶铸正式代理广西省委书记。3月14日，张云逸致信毛泽东报告病情，请求继续休养张云逸：《给毛泽东主席的信》（1951年3月14日），《张云逸研究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毛泽东回信：可作半年休养计划，以便安心调治，不为工作所牵挂，恢复工作《毛泽东给张云逸的信》，《张云逸研究史料》，第461页。原信未注名年份，原书编者判定为1952年月4月3日。笔者根据文中内容认为，此信写于1951年4月3日。。

　　1951年4月，中央对广西军区负责人作了调整，李天佑任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主持军区全面工作。张云逸仍担任军区政委。原军区副政委莫文骅调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1951年春，中央已决定莫文骅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

　　以上史实充分证明，一些材料中的说法是不正确、不负责的。毛泽东对广西领导层的调整的确是知人善任。在陶铸、李天佑等领导下，广西省委、军区认真贯彻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纠正了错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胜利完成了剿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