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世界上有近百个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30多亿人口挣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兴起，成为影响世界局势的一支重要力量，对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中国国情和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提出坚决支持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把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团结亚非拉国家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战略思想，为新中国外交赢得了广阔的国际空间，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坚决支持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正义事业

　　积极支持广大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各项正义事业，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制定的重要战略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做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的战略决策。他多次对亚非拉朋友说：“中国人民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并对他们的一切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给以热烈的同情和支持。”《人民日报》1961年4月29日。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对广大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支持是毫不含糊的，始终力所能及地支持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

　　首先，大力支持和援助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各项正义事业。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六七十年代的抗美援越，新中国不仅给予被侵略国家巨大的物质援助，而且做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中国和美国在朝鲜较量了33个月，最终帮助朝鲜打败了美国带领的所谓“联合国军”。美国从1961年开始又介入越南战争，从出钱出枪出顾问的“特种战争”到直接出动几十万大军的“局部战争”。在越南反对美国侵略的战争中，中国的援助对于打败美国的侵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在侵略越南的同时，还侵略柬埔寨和老挝，拉拢泰国和南越政府不断向柬埔寨和老挝施加压力。中国政府和人民多次表示中国将站在柬埔寨和老挝人民一边。毛泽东于1970年5月20日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就是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的声明，即著名的“五二零”声明。这个声明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的抗美救国斗争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与中国的坚决支持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支持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叙利亚等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与干涉的斗争，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权力的斗争和各项正义要求。

　　其次，大力支持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非洲，只有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3个独立国家。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毛泽东称赞“非洲是斗争的前线”。他多次对非洲领导人说：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帮助。他还提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09页。的战略思想。新中国真诚同情非洲人民的遭遇与处境，刚刚独立的非洲人民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也很感兴趣。这就使双方相对容易接近。毛泽东认为：“非洲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更有世界意义。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很多国家都有革命；不只是在几百万人中间，而是在几千万或者更多的人口中进行了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页。1956年，新中国坚决支持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抗击英法武装侵略的斗争，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国不仅在政治上、道义上支持阿尔及利亚，而且提供了必要的军火、物资援助。布迈丁总统在1974年访华时还说：在革命斗争的年月里，阿尔及利亚战士用的枪炮、盖的毛毯、穿的衣服是中国送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同阿尔及利亚革命战士缔结国与国之间协定的国家。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不少非洲国家和地区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武装斗争。如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中国坚定不移地支持它们把斗争进行到底，这些组织的领导人也多次到中国访问，学习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和军事技术。中国还给它们提供了争取民族解放斗争所需的武器。据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公布的统计数字，在1971年至1972年，非洲解放运动自非洲以外获得的武器援助，中国占75%，且绝大部分是无偿援助。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页。对南非人民反对种族统治的斗争，中国人民一直给予深切的同情和坚定的支持。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复电南非人民代表大会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等组织，表示支持南非的非白色人民争取权力、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正义斗争。

　　再次，中国还积极支持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和正义事业。毛泽东认为，拉丁美洲是与亚洲、非洲并列的反对帝国主义战线的同盟军，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是处于同一条战线上的，中国应该大力支持拉丁美洲各国的反帝斗争。1959年1月，古巴革命取得胜利，推翻了亲美政权，毛泽东对此非常高兴，他认为古巴事件是当前的一个重大事件，主张支持古巴，反对美国。1964年初，巴拿马人民发生了收回巴拿马运河主权的反美斗争。1月12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指出对于巴拿马人民进行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10页。1965年4月，美国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5月12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毛泽东指出：美国对多米尼加的侵略“是美帝国主义对多米尼加人民的严重挑衅，也是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严重挑衅”。《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67页。毛泽东的声明，极大地鼓舞了拉丁美洲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毛泽东还多次对拉丁美洲的朋友说：“我们是在一条战线上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我们支持整个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84页。

　　二、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

　　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实行一边倒战略，交朋友的重点是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交朋友的重点逐步转向亚非拉新独立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国家逐步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毛泽东首先看到了这支政治力量在世界格局中的重大作用。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仍然对新中国实施包围与封锁政策，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逐步抬头，中苏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歧开始出现。毛泽东认为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中国外交战略要更加重视亚非拉国家，要加强新中国与亚非拉三大洲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他多次提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因此，加强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逐步成为新中国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毛泽东对亚非拉国家的一位领导人说：“你认为我们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页。新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逐步由社会主义国家转向亚非拉国家。

　　首先，大力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努力使亚洲国家成为中国真正可靠的朋友。在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中，优先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1949年10月6日，朝鲜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亚洲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随后，蒙古、越南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国家。同时，新中国争取周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个重要战略。新中国在1950年4月1日与印度建立外交关系，印度成为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随后新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柬埔寨、叙利亚、也门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建交以后，中国积极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这是第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访问新中国，毛泽东对这次访问极为重视，同尼赫鲁举行了三次会谈。这在毛泽东接见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中是不多见的。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从而解决了在印尼200多万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于1956年9～10月间访问了中国，毛泽东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多次会见了他，中国和印尼的关系得到很大发展。中国与这些周边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互访，周边国家大都成为新中国的友好邻邦。日本、泰国、菲律宾是中国邻国中跟随美国最紧的3个国家，它们长期不敢承认新中国，有时甚至还反对新中国，即使对这样的国家，毛泽东也主张采取谅解的态度，耐心等待、多做工作。他本人亲自多次会见日本来的朋友，促使中日两国民间外交关系获得巨大发展。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泰国、菲律宾三国在20世纪70年代都与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还与亚洲邻国签订了一系列经济、贸易、交通、文化等合作协定和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使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扩大和发展。

　　中国在发展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的同时，还加强了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拉克、叙利亚在20世纪50年代就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伊朗、土耳其在1971年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74年，马来西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东盟第一个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国家。1975年10月，中国与孟加拉国建立外交关系。科威特、黎巴嫩、约旦、阿曼都是阿拉伯国家，它们大都与台湾有“外交”关系，中国一贯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收复失地、恢复民族权力的立场使它们对中国的好感不断增加，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都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对于没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国采取区别对待、努力争取的方针。新加坡承认一个中国，虽没有与中国建交，但与中国发展实质关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于1976年5月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主席会见。李光耀说，新加坡不能也不会反对中国，中国越强大对新加坡越有利。对于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卡塔尔等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国采取了耐心等待、积极推动的策略，逐步发展关系。

　　其次，大力发展与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关系，这是中国对外战略的一个重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非洲大陆，只有3个独立国家。到1968年，整个非洲独立的国家达到了42个。毛泽东和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把对非洲的战略作为中国对外战略的一个重点。埃及共和国在1953年成立，由于受到美国的严重干扰，因而在与新中国的建交问题上犹豫不决，中国的方针是不必勉强，多做工作，耐心等待。经过努力，1956年5月30日，中国和埃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埃及成为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新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取得了重要突破。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仅1960年，非洲就有17个国家取得独立，这一年被称为“非洲年”。从1961年到1968年，非洲又有15个国家获得了独立，整个非洲独立的国家达到42个。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把对非洲的关系作为中国对外战略的一个重点。新中国大力支持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大部分非洲国家独立后就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随着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加强，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和陈毅副总理先后访问亚非欧14个国家，其中非洲占10个国家。这次战略性的访问，是中国与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周恩来在访问过程中提出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大大加强了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非洲国家，而且适用于亚非拉国家。

　　再次，大力发展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中国在加强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同时，不断加强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拉丁美洲与中国相距遥远，双方不够了解。拉丁美洲一直被美国视为它的“后院”，对其进行严格的政治、经济、文化控制，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都与中国台湾保持所谓“外交”关系。虽然拉丁美洲国家有同新中国发展关系的愿望，但是，都没有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基本战略方针是，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争取建立友好联系和经济、文化往来，逐步走向建交。毛泽东说：只要“拉丁美洲国家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一律欢迎。不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也好。不做生意，一般往来也好。”《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中国以极大的耐心，逐步发展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为了推动中拉关系，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工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到新中国来访问的大都是非官方的代表团，毛泽东仍然不时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见。据不完全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接见了拉丁美洲来华的民间代表团和个人至少55次，给拉丁美洲朋友和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多次说：“我们见到三个地方的朋友最亲，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同你们见面，我们就感到平等”。裴坚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页。毛泽东强调，中国和拉丁美洲有许多共同点。他说：“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但是，在许多点上是相同的。首先，要求独立这一点是相同的”，“其次，我们的经济都不发达。要求发展经济的愿望，在你们那里是迫切的，在我们这里也是迫切的。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同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取得历史性的突破。1969年以前，拉丁美洲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古巴一个，从1970年到1977年，则有11个拉丁美洲国家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为了实施“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中国不仅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而且慷慨支持他们发展民族经济，以便巩固民族独立。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要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为此，中国专门制定了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其目的就是力所能及地帮助亚非拉国家。他还认为，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第三世界的穷朋友，是它们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中国制定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就是要把帮助第三世界穷朋友摆脱贫困作为自己的任务。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就进行对外援助，在1954年以前主要援助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1955年以后中国援助的国家开始面向广大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1964年至1977年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高峰期，援助金额比1950年至1963年增长近5倍。在这期间，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发展尤为迅速。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先后与13个非洲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70年代，中国又同31个国家签订了同类协定。自1963年起，中国还向第三世界50多个国家派出了医疗队，累计派出医务人员1万多名。毛泽东还亲自拍板援助修建长达1800多公里的“坦赞铁路”，被非洲人民称之为“自由大铁路”，成为中非友谊的象征。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维护民族独立、振兴本国经济、建设自己国家的努力。中国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和支持是极为真诚的，世界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各个方面的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在毛泽东有生之年，中国先后同7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签订了关于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协议。在中国自己条件还不好的情况下向如此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三、团结广大亚非拉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广大亚非拉国家获得民族独立较晚，经济上相对贫穷。因此，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不那么看得起第三世界，认为第三世界政治上不稳定，经济上贫穷落后，甚至把“贫穷落后”看成是“第三世界”的代名词。但是，毛泽东认为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主要力量，他以非凡的洞察力，周密地观察了战后的国际形势，深刻地分析了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和政治力量的发展演变，于1974年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国际战略理论。他明确指出，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1页。中国国际战略必须广泛依靠和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实现维护世界和平与推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崇高目标。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定地与第三世界站在一起，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基本战略思想。毛泽东认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在国际战略上与第三世界属于同一条战线，加强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他在同外宾的谈话中多次反复强调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不作超级大国，不搞什么“大三角”，“我们另一个三角，叫作亚、非、拉。”迟爱萍：《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演变》，《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毛泽东特别重视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他说：“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页。毛泽东还说：“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5页。毛泽东的意思是说，只有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团结，发达国家才会重视第三世界国家，才不会轻易招惹甚至害怕第三世界国家。

　　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第三世界国家不仅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显示了伟大的力量，而且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也成为主要力量。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是主力军。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后逐步进入联合国，它们以联合国为基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与世界和平，逐步改变了联合国成为少数国家操纵的表决机器的状况，为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发挥了重大作用。第三世界国家还逐步用经济手段来反对霸权主义。1973年，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阿拉伯国家以石油作为武器，给西方发达国家以沉重打击，整个世界经济都处于巨大的震荡之中，使发达国家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他们的“特权”经济是如此的依赖第三世界。这次斗争充分显示了第三世界的伟大力量。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在各种场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关于亚非拉的国际战略思想不仅为亚非拉人民的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广阔的国际空间。亚非拉国家和人民始终对中国人民有着特殊的感情，在国际上成为中国真正的朋友，他们不仅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关键问题上一贯支持中国，而且在重大国际事务问题上经常与中国站在一起。习近平同志就任国家主席后出访的第一站选择非洲三国和俄罗斯，他亲身感受到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感情“热情似火”，这说明当年毛泽东培育的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关系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