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格局经过不断分化改组形成了新的战略态势，毛泽东根据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先后提出“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战略构想，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对外关系，尤其是与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发展，结束了我国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进而，毛泽东又在深刻洞悉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冲破了两极格局下阵营分野和意识形态的限制，极大地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觉醒，为构建国际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理论上的贡献。
一、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构想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苏关系逐步恶化，并由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发展到两党、两国关系的全面破裂。1969年3月，中苏在两国边界的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使中国明显感受到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并试图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此外，苏联提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试图同中国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建立所谓“安全合作关系”，以形成对中国的战略性包围。
在中苏关系持续恶化的同时，中美两国在受到共同威胁的基础上由敌对走向和解。经过一系列的外交接触之后，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中美两国实现历史性对话，并取得了战略性和解与共识，双方签署了含有反霸条款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中美关系的突破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毛泽东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林克、徐涛、吴旭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中国迅速打开外交局面，仅1972年一年的时间中国就与18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同时，中国重返联合国，并成为常任理事国，国际影响力大为提升，国际政治格局客观上形成了中美苏的大三角战略关系。
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任何两方关系的变化，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第三方。中美关系的和解，使苏联将同时面对来自西方的北约和东方的中国两面的挑战。对此，苏联做出政策调整，开始主动与美国缓和关系，并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上做出让步。在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后的一个月内，苏联方面就改变了原来的主意，邀请尼克松到莫斯科会谈。〔美〕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746页。1972年5月，尼克松访问苏联，双方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同样，美苏关系的缓和也必然影响到中国。按照基辛格的说法，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美之间所形成的伙伴关系，“并非见诸文献的正式的相互保证，甚至连以各种非正式协议为基础的默契联盟都谈不上。”〔美〕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73页。因此，中国方面需要进一步从战略上推进与美国的关系，以形成对苏联的制约，保证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
1973年2月15日至22日，作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第五次访华。按照外交惯例，毛泽东没有必须会见基辛格的礼仪需要。但是，2月17日深夜，毛泽东破例在中南海会见了基辛格，从夜里十点半到凌晨一点二十，双方进行了近2个小时的会谈。因此这次谈话极具特殊意义。会谈中，毛泽东说，“以前的仇人，现在我们的关系说是叫做什么FRIENDSHIP（友谊）。”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友谊来表述中美关系。毛泽东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这就好。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出于对西方可能会把苏联“祸水东引”的担心，毛泽东指出：“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基辛格解释说：“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对于苏联方面与日俱增的威胁，毛泽东认为有必要联合更多的力量，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因此，毛泽东提议：“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维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王永钦：《互设联络处——改善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党的文献》1997年第3期；宫力：《毛泽东“一条线”构想的形成及战略意图》，《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5期。这就是著名的“一条线”战略构想，即“从东到西建立一条反苏霸的统一战线”廖心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邓小平等打破苏联包围的战略思想与决策过程》，《党的文献》2010年第6期。。应该说1973年2月，毛泽东与基辛格的会谈，在中美联合抗苏方面取得了进一步的共识，中美之间开始建立起“准同盟关系”。
此后，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进一步提出了“一大片”的战略构想。毛泽东说：“我看，美国、日本、中国，连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呀。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团结。”《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第15卷，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4932页。“一大片”就是要进一步联合“一条线”周边的国家。“一大片”是对“一条线”战略构想的发展。
“一条线”是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但是在实践层面上将美国、日本、欧洲等多方力量联合起来，并采取一致行动却并不容易；而且，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出现了持续的缓和，更为推行“一条线”战略增加的困难。
从美国来看，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国希望把中国作为对抗苏联的杠杆。在美国着手准备秘密访华的那几个月里，美国同时也在探讨“是否可能举行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首脑会谈。”而首先实现中美会谈主要是因为“苏联想对尼克松的莫斯科之行附加条件”，在尼克松北京之行一经宣布，“苏方就立即将此计弃而不用了。”〔美〕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87页。而且“美、苏所有的谈判就开始加速进行。”〔美〕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746页。因此，对于美国是否是利用打“中国牌”来逼迫苏联让步，中国方面不得不加以警惕。1973年2月，毛泽东与基辛格会谈时就指出，美国是“踏着中国的肩膀跑莫斯科。”《新中国外交50年》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7页。
对美国来说，在冷战的大格局下，美苏关系的重要性要明显大于美中关系，美国并不希望与中国走近而破坏美苏关系。尼克松的主要目标是“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重新主动”，他追求“所谓的美苏‘谈判时代’的来临以克服越南乱局”。〔美〕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745页。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访美，美苏又签订了《苏美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和《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等文件，表示两国“决心继续执行已采取的彻底改善苏美关系的方针”。夏义善：《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407页。1974年6、7月间，尼克松再次访苏，并宣称“在经过一个对抗的时代以后，一个谈判的时代现在已经开始”。紧接着，勃列日涅夫也宣布，“四分之一世纪的‘冷战’已为和平共处时期所取代”。《新中国外交50年》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8页。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对中国提出的“一条线”战略并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反而对实现美苏关系表面上的缓和更为热衷。因此，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期间与卡特会谈时还指出：“这一反霸统一战线，坦率地讲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对付苏联称霸世界，美国理所当然是一个主要力量，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在尽自己的责任方面有某些不足”。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卡特的谈话，1979年1月29日。
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
在中美苏的大三角战略关系中，中国的实力最为弱小，但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如果中国支持其中一方，美苏抗衡的天平就会发生倾斜。这是对中国有利的一面。但是，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同样有着对中国不利的一面，实力上相对弱小的中国处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危险也时刻存在。
1973年11月，基辛格第六次访华。11月12日，毛泽东与基辛格会谈中，毛泽东强调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问题，基辛格表示：“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基辛格还说：“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唐洲雁：《毛泽东的美国观》，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8页。事实上，基辛格对中国国家安全所做的担保，对中国而言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不可能寄托在别国的担保上面。而苏联方面，1973年和1974年，勃列日涅夫曾两次向尼克松建议，美国和苏联成立对付中国的准同盟关系。〔美〕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746页。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国还不得不警惕苏美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的可能。
从20世纪70年代美苏全球争夺的态势来看，美苏关系的缓和只是暂时的和表面的，美苏在全球范围内的争夺才是主要的和长期的。1974年2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时指出，美苏之间达成的协议，“我看不那么巩固。一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页。但是美苏之间表面上的缓和还是对中国构建“一条线”外交战略造成了暂时的影响。同时，由于“水门事件”和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原本要在尼克松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完成中美建交的进程也被打乱。这些都增加了构建“一条线”外交战略的困难。
在两极格局下推行“一条线”战略，除了遇到美苏关系缓和的阻碍外，还会遇到意识形态的障碍和阵营分野的限制。因此，在中国实行“一条线”外交战略的初期并不顺利，但这并没有阻止毛泽东对构建反对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思考。世界格局经过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了新的战略态势，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对两极格局形成了挑战与冲击。毛泽东敏锐地观察到国际局势的深层次变化，进而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0、601页。2月22日，周恩来在与卡翁达会谈时，回顾了二次大战后中间地带的历史演变过程，进一步阐发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他说，“祸根还是从第一世界来的，两霸争夺世界；第二世界是中间派，是从第二中间地带演变过来的；第三世界主要就是亚非拉”。《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53页。“第三世界国家如果都联合起来，就占了绝大多数，所以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很重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72页。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发展。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06~507页。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旧有的两大阵营内部不断分化。在西欧，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与美国的矛盾日趋明显；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在不断反抗苏联的控制；同时，日本也已经崛起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经济巨人。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亚非拉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到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上绝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基本获得了独立，原来的殖民主义体系已经瓦解，亚非拉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成长一支新的政治力量。同时，中国在中苏大论战之后，已成为世界上独树一帜的重要国际力量。中国在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成为常任理事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都大为提高。世界上新崛起的力量将早已存在的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操控世界的不满情绪进一步释放，对两极格局形成强烈的冲击。到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使毛泽东对国际战略的思考由“两个中间地带”跨越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出了团结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建立更为广泛的国际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思想。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按照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战后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而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两个超级大国既然要争夺世界的霸权，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它们之间的妥协和勾结，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它们之间的争夺则是全面的，长期的，绝对的。”“它们可能达成某些协议，但是这种协议只不过是表面的和骗人的东西，骨子里是为了进行更大、更剧烈的争夺。”《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邓小平在联大的发言，是对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最为详尽的表述，立即在国际上引起巨大的反响。
三、世界多极化趋势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演进
“一条线”战略构想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重要国际战略思想，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基础，并深刻影响到中国之后的外交战略思维。从“一条线”战略构想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体现出了世界多极化趋势下，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潮流对国际战略的深刻思考。
第一，“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为联美抗苏的“一条线”外交战略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由于美苏之间的缓和使得“一条线”外交战略的暂时受阻，进而毛泽东又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需要指出的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并不是对“一条线”战略的抛弃，而是对“一条线”战略的进一步发展，并从理论上对“一条线”战略形成的支撑。从毛泽东提出“一条线”外交战略开始，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作为划分敌我友的标准，但是，在两极格局下推行“一条线”和“一大片”战略，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来自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障碍和阵营分野限制。因此，需要从理论上打破旧有意识形态的思想界限。“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以反对霸权主义为主线，冲破了旧有的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的观念束缚，进而冲破了两大阵营的限制，极大地减少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障碍，从而为推行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进而为构建更为广泛的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第二，从“一条线”战略构想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使中国找到了一个更为恰当的国家战略地位。在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格局形成后，中国在客观上获得了超出自己实力的国际地位。在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关系中，一方面，中国的实力相对弱小，但是能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实力相对弱小，所以制衡两个超级大国的能力毕竟有限，毛泽东的“一条线”战略构想在美苏关系持续缓和的情况下则很难推进，这也很可能是为什么毛泽东始终不愿意承认有什么中美苏政治大三角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找到一个与自己国力相符合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明确团结谁、联合谁的问题，进而真正构建起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因此，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的提出，使中国在外交战略上能够更为灵活和自由。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而且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为中国在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找到了一个更为恰当的战略地位。
第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顺应并推动了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团结。世界格局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进一步分化和改组，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多极化趋势渐趋明显，形成了对两极格局的挑战。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出现，原来存在的两大阵营基本瓦解了，两大阵营中间存在的中间地带也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世界上各种中间力量的崛起对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作用。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要争取他们，如英国、法国、西德等。”要突破两极格局，摆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或者威胁，需要更多中间力量的崛起，需要世界上更多热爱和平的力量的联合。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同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会谈时说：“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页。可以说“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一个突出作用，就是促进了第三世界的觉醒，使第三世界国家意识到团结起来的力量及其作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出现为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也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多极化意识的觉醒，彻底突破了战后两极体系的观念，使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更加明朗起来。
从“一条线”构想到“三个世界”划分的演进，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需求做出的调整，体现了毛泽东对国际战略形势新变化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洞悉。尤其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顺应并推进了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毛泽东根据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超越了“两大阵营”和“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用“三个世界”重新划分世界，提出团结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共同建立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一条线”外交战略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以及联合世界上更广泛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