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也是中国大国地位的主要奠基人。“三个世界”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晚年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在深入分析国际关系和世界形势发展动向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的一项国际战略新思维，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争取发展权益的斗争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巅峰之作。21世纪以来，虽然国际形势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但国际政治的本质并未改变，“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中所蕴含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仍然是我们观察世界、制定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性原则，对新世纪中国外交战略的擘画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终结，美国开始策划并实施全球霸权战略，与其西方盟友一道，拉开了冷战的“铁幕”。与此同时，由于战争使老帝国主义国家遭到严重削弱，全球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相继获得民族独立，成为反对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此背景下，毛泽东从全球视角出发，对国际力量的分化组合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关于“中间地带”的思想。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科学地分析了战后国际格局，提醒人们注意在冷战对立的两极之间处于游离状态的广大“中间地带”。毛泽东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3页。“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错，这些军事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谁，是苏联还是美国。美国反动派终有一天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中。”《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4页。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次谈话是“中间地带”思想正式提出的标志。日后的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个远见卓识的战略预见。对战后两极格局形成强有力冲击的，正是迅速崛起的广大“中间地带”。而美苏两国争夺的重点，也正是在包括欧洲在内的广大“中间地带”。李捷：《世界多极化趋势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间地带”理论一直是毛泽东观察和分析国际问题、制定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中国政府依据这一思想制定了不仅联合和依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要争取和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外交战略。同时，毛泽东又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形势出现两个新变化：一是亚非拉美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在万隆会议精神的鼓舞下，进入新阶段，团结合作进一步增强，涌现出一大批新独立的国家；二是在两大阵营内部，开始出现离心和分化的倾向。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上述新变化，进一步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指出：“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1955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谈话时又说：在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的人民中，亚非两大陆就有十四个亿，还有欧洲的人民，都是我们反对美国侵略的同盟者。”《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1956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瓦拉底时指出：要注意中间地带的重要性问题。他认为，中间地带包括从英国一直到拉丁美洲。这个地区的一边是社会主义阵营，另一边是美国。这个地带有最多的人口和最多的国家，包括有三种性质的国家。第一类是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第二类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有的已经取得民族解放，有的还在争取民族解放；第三类是在欧洲的不拥有殖民地的自由国家。他还认为，在这些中间地带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些内部纠纷。这些纠纷应该用和平方法来解决。李捷：《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在后来的一些谈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美苏双方都在争夺“中间地带”，并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和非洲。他提出：“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而民族主义占领的地方相当宽，有三个洲：一个亚洲，一个非洲，一个拉丁美洲。”《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据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确定了中国外交的重点是在亚非拉美国家中广交朋友，同时也积极争取同英、法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李捷：《世界多极化趋势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1957年前后，毛泽东结合“中间地带”理论，又提出了关于“两类矛盾、三种力量”的观点。“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的理论和“两类矛盾、三种力量”的观点，为中国外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指导。

　　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开始成为一支独树一帜的国际力量。与此同时，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同美国的裂痕日益扩大，矛盾趋于表面化。世界形势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在“中间地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思想。1962年1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时，提出了“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的论断。他指出：“西德垄断资本想勾结美国又想抗拒美国，这点同日本相像。我们把这些地方都称作中间地带。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以外，都算中间地带。”《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87页。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06~507页。1964年1月5日，毛泽东在同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谈话时，再次阐述了关于“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他说：“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种情况看起来比较明显。”《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08页。在7月10日同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示：世界上有两个中间地带，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09页。“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美帝国主义。”《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08页。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开始使用“第三世界”一词来指代他所说的“中间地带”。《“第三世界”与“三个世界”的提法及涵义考证》，《北京党史》2011年第3期。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斯特朗、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李敦白等外国友人时说：“美国现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14页。他还说：“不能设想，美国只在两个‘第三世界’遇到抵抗，而独独在苏联和东欧会不遇到抵抗。”《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15页。从“中间地带”思想到“两个中间地带”思想，深刻地反映了世界格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巨大变化：苏美控制各自盟国的能力大为削弱，两极体系正从内部开始瓦解；“中间地带”力量日益壮大，逐步成为抗衡苏美的国际力量；“中间地带”内部利益多元、矛盾交错。凡此种种，皆使整个世界呈现出多元化、多极化的发展趋势。石斌：《毛泽东关于世界多极化的思想及其战略意义》，《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3期。

　　进入20世纪70年代，苏攻美守的国际战略态势日益显现，多极化趋势对两极格局的挑战和冲击日益显著。资本主义各国纷纷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对美国的盟主地位提出了挑战。西欧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发展，并在政治、防务等方面加强合作。日本成长为“经济巨人”，同时积极扩大在东南亚等地的经济、政治影响。美国为摆脱越南战争的泥潭，不得不开始调整其亚洲政策和欧洲政策。与此同时，东欧各国开始走上改革之路，并试图改变对苏联的依附关系，使苏联在同美国争霸的过程中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了来自东欧各国的不满情绪和离心倾向。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战略地位显著提高，对两极格局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世界多极化趋势已成定局。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构想。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0页。“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0页。“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1页。同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代表中国政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使之在理论性上得到了重要提升。邓小平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称霸世界，用不同方式想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中的一些国家，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仍保持着各种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关系。这种情况应该结束。同时，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欺负。因此，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它们的斗争也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第三世界国家受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为强烈。它们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邓小平在讲话中郑重声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长篇文章，对“三个世界”战略思想进行了更加全面和详细的理论阐述。文章从五个方面对“三个世界”战略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阐释：（一）三个世界的划分是对世界现状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论断。（二）苏美两霸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苏联是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三）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四）第二世界是反霸斗争中可以联合的力量。（五）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打败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见《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日。

　　二、“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时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在评价一个事件、一个人物时，必须把事件、人物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去评价。“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原则为逻辑出发点，以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方式否定了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实现了新中国的国际制度安排和战略设计。宫力：《“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当代中国的深远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改变了自20世纪50年代起单纯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划分世界格局的标准，突出了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权益找到了可行的路径，为中国外交打开了新的局面。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那样：“三个世界”战略思想，“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一）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有效维护了中国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

　　在毛泽东生活的那个时代，由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平民主力量之间的实力不对等，导致中国安全环境面临种种严峻挑战。因此，构建权力制衡机制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主要目标。20世纪60年代后期，世界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了新的力量格局。这一时期，有两方面的重要因素促使毛泽东开始思考调整中国对外战略的问题。一方面，中苏两党关系中断，国家关系恶化，苏联的全球性进攻战略态势对中国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全球扩张战略难以为继，收缩过度伸展的“霸权触角”成为美国决策层的共识，使中国有可能在“两霸”中争取“一霸”。中美苏三方关系及其力量消长的变化，改变了中美苏战略关系的基础。这样，缓和中美关系，成为集中力量对付苏联霸权扩张的现实战略选择。

　　毛泽东运用“三个世界”战略思想，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依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谋求在大国博弈中缓和中美关系，寻求构建与苏联霸权主义相抗衡的权力制衡。首先，毛泽东虽然把美国划在第一世界，但确认其是一支可以利用乃至联合的政治力量。这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对第二世界的积极评价，扩大了中国同西方国家的联系，为后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战略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最后，毛泽东将中国置于第三世界，为发展中国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开辟了更大的空间，由此确定了中国外交政策的立足点，也提高了中国在第三世界中的威信。宫力：《“一条线”构想和划分“三个世界”战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29日。这一切，都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可以说，“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实施使中国获得了远超出自己实力的国际地位，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形成了影响全局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使中国外交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这就为中国作为一支独树一帜的重要力量全面参与国际事务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宫力：《“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当代中国的深远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毛泽东始终坚持运用实事求是和矛盾论的观点观察、分析和处理国际事务。“三个世界”战略思想总体架构的实质在于，强调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核心是要团结、依靠作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主力军的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使之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的同盟者。可以说，“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确保了中国外交原则性与灵活性的与时俱进，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外交的国际空间，有助于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通过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努力，真正做到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并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反对美苏争霸世界，主要是反对它们推行的霸权主义政策。至于国家关系，中国主张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正因为如此，中国并没有把霸权主义同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完全等同起来，这才有了中美之间的接近和关系的改善。中国的政策是，无论谁搞霸权主义都一概反对，哪一家搞的霸权主义对中国和世界和平威胁更大，中国就着重反对哪一家。宫力：《“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当代中国的深远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二）推动了中国同西方关系的总体性改善，为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一贯重视在革命斗争中争取中间力量。他认为，“无产阶级在进行国际斗争的时候，必须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的必要和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以利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在“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中，如何处理对美关系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正如上文所说，毛泽东虽然把美苏同划在第一世界，但在他看来，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中，美国是一支可以加以利用乃至联合的力量。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后来曾对美国总统卡特说：“这一反霸统一战线，坦率地讲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对付苏联称霸世界，美国理所当然是一个主要力量。”宫力：《邓小平与美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页。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引起了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以打开对美关系为突破口，中国扫除了同日本、西欧等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障碍。此后，中国外交迎来了一个同西方国家建交的高潮。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建交的数目大大增加，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在三个世界的划分中，毛泽东强调要把处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看作是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这种对西方国家的重新评估，消除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制度性障碍，扩大了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系，为中国的未来发展预留了空间。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开放决策时，中国已经同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并且开展了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为新时期中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开辟了道路。宫力：《“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当代中国的深远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对此，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三）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种基于国际格局和时代特征的国际战略新理论

　　任何重大理论建树和战略构想的形成，都是同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分不开的。在“三个世界”战略思想提出之前，指导中国外交的理论基础是：世界上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三种力量，国际社会呈现出不同力量相互牵制的垂直权力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互动和力量博弈构成了国际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理论反映了当时两极格局下的国际政治分野。但到7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中诸多新情况的出现，用这种理论便难以解释清楚了。参见李捷：《正确理解“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历史内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29日。相对于西方盛行的冷战理论而言，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思想是对当时国际格局的一种新界说。

　　“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要素包括：划分世界政治格局的标准，是经济、军事力量和对外政策。其蕴含的世界主要矛盾，一是霸权主义内部的矛盾，它表现为第一世界争霸可能导致的战争；二是霸权主义和反霸权主义的矛盾，它表现为第三世界反对美苏霸权主义的革命。由此，“三个世界”不同的历史地位是：第一世界是人民的敌人；第三世界不再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夹缝中生存的“中间地带”，而是历史前进的动力；第二世界则具有两重性，是可以在反霸斗争中联合的力量。中国的定位是：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第三世界国家的任务是：反对超级大国的掠夺，制止它们发动战争。陈锡喜：《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意识形态底蕴及邓小平的超越——兼论“三个世界”理论的时代价值》，《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可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斗争的传统意识形态及以此为依据的国际战略理论，均被“三个世界”战略思想超越了。

　　“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理解国际格局的新框架。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对强权势力的依附是一种“常态”，以西方或者强国话语为主导的垂直规范体系是一种“常式”。“三个世界”战略思想却以新的思维方式提出了一种反国际依附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不再以西方为中心，而是以三种不同势力为政治博弈单位，以追求国际正义和民主为重要政治目的。它一方面代表了战后大多数落后国家的外交意志和国际诉求，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自立、自强提供了极大的思想和信心支持，另一方面努力打破国际社会由少数霸权国家或国家集团垄断世界话语权的状况，使世界出现了另一种不同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新声音，一种迥异于西方的价值逻辑，从而形成了一种在既有国际体系中属于民族独立国家的新政治博弈理论。

　　三、“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当代价值

　　“三个世界”战略思想诞生于战后国际社会动荡、分化、改组的深刻历史变革之中。它不仅科学揭示了时代特征，而且直接影响了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以及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价值取向。姜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许多新的重大变化，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面临新的定位和新的考验。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资源，特别是“三个世界”战略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当今国际社会的本质，构建新时代条件下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渗透在其中的方法论更是给我们以颇多教益和启示。

　　（一）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毫不动摇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作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一生都对独立自主和国家主权格外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利益与主权诉求成为“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逻辑原点。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强调：“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强调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受侵犯。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中国的和平发展》，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中国的和平发展不能以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为代价。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随意干涉别国内政。中国认为，一切国家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尊重和维护每个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进入21世纪后，国际社会日趋多元化，确保国家安全已经不再是一维向度的战略绸缪，而是基于多维向度价值选择的系统工程。尽管目前国际安全形势的内涵比照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国际政治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矛盾冲突依然是国际政治的主题。“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从根本上质疑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政治野心，警惕国际战争和局部战争，忧患中国的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这对于今天我们理性审视国际安全环境，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仍然是富有教益的。当前，尽管国际力量格局和制度安排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构建新的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机制，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仍然是中国外交战略所要面对的长期课题。

　　（二）将发展中国家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依靠力量不动摇，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毛泽东始终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视角、立场、国际处境和发展需求出发来观察和思考国际问题。“三个世界”战略思想将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列为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第一可以联合和依靠的力量，极大地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为南南合作事业开辟了新的空间。毛泽东在划分三个世界时，突出强调了第三世界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且表明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基本立场。实际上，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再到“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以及“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直至今天中国政府强调多样性、推动多极化的国际主张，都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既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基本的对外关系诉求，也反映了世界格局日趋多极化的客观趋势，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的历程。这一特征，是理解新中国领导人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线索。石斌：《毛泽东关于世界多极化的思想及其战略意义》，《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3期。

　　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仍然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阐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时，强调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八十年代，实际上到九十年代，甚至到二十一世纪，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我们讲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就是说，现在中国穷，理所当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即使中国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邓小平的论断充分揭示了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它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一边，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永远不做霸权国。中国将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人民争取和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事业，重视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技术援助。与此同时，中国积极促进南北对话，参与南南合作，推动联合自强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为维护发展中国家间的团结与合作，继续不懈努力。

　　（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的理论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一系列国际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这些思想和理论的创新，体现了中国与时俱进的时代定位观和国际秩序观，并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这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安全，尊重各国的生存与发展权益，倡导国际伦理与正义原则。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三个世界”战略思想奠定了“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理论演进的思想基石，从而成为中国和平外交整体链条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新世纪国际力量重新组合和世界秩序重新塑造的历史变革中，“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中蕴含的诸多政治价值和外交范式，仍然会支撑并影响中国外交方略的基本价值取向。

　　“三个世界”战略思想蕴含着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的鲜明理念。在“三个世界”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实现了国际战略的调整，扭转了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并使中国获得了远超出自己实力的国际地位，形成了影响世界格局的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为中国改革开放前破解外交实践难题确立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前提，更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践行全方位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辟了道路。可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外交所形成的与时俱进的国际合作观、义利均衡的国家利益观、积极主动的国际体系观、全局视野的内外统筹观、以人为本的外交价值观等，无不源于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独创性和开拓性。

　　更为重要的是，在“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中，意识形态视角由两大阶级、两大制度的对抗，转向区分“敌、我、友”三个层面，在划“我”时，尽可能找到“我”与最大多数力量的共同点，以扩大“我”的范围（第三世界的反霸力量），同时，尽可能缩小“敌”的范围（第一世界的霸权主义），而将与“我”有矛盾冲突、但与最危险的敌人存在可供“我”利用的矛盾的力量，划为“友”的范畴。可以说，这是“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留给今天最重要的思想价值。陈锡喜：《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意识形态底蕴及邓小平的超越——兼论“三个世界”理论的时代价值》，《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结语

　　作为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理论总结，“三个世界”战略思想有力地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国国际战略地位的提高以及新时期中国外交新格局的出现，使中国在国际战略博弈中获得了超过自身实力的战略利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指导中国外交实现了两大重要转变。一是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得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结论；二是改变了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奉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真正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的这些重大变化，来自于辩证地扬弃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中的局限性和不足，使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更加活跃的、全方位开放的新时期。李捷：《正确理解“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历史内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29日。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但却能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完善、升华和自我超越，因而从根本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底蕴。在21世纪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外交在着重处理好与各主要大国关系的同时，仍然必须致力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处理各种矛盾时争取尽可能广泛的新的“中间地带”的支持，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为人类的进步和正义事业不断贡献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