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中共十八大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旗帜鲜明的回答。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形成过程，同时也是其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形成过程。邓小平从国情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开创性地形成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要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等重大论断，这些经济思想的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形成构成了历史逻辑的耦合关系。 

　　一、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指出，“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将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斗志，增强信心，加强团结。”[2]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做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深化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道路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现代化建设的思想。 

　　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着眼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3]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 

　　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着眼于国际国内问题的解决。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做出经济建设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的理论判断，指出：“八十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5]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6]“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7] 

　　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着眼于推动思想解放和抓住发展时机。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8] 

　　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着眼于发展要有速度，同时处理好发展与稳定、协调的关系。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9] 

　　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着眼于国家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着眼于国家现代化长远目标的实现，从1979年12月6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及小康概念起，到1987年4月30日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逐步形成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邓小平会见格拉时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目标不高，但做起来可不容易。”[10]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翻两番、三步走战略，既明确了国家现代化的中长远发展目标，也明确了分阶段发展目标，而且这种目标是老百姓可以感知的，进而引领我国经济以坚实的步伐前行发展。 

　　二、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论断与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11]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35年来，我们党靠什么来振奋民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12]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思想。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积累了诸多矛盾和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展开的。改革首先是从经济开始实现突破的，直到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仍将经济体制改革明确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需要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路径。实践证明，中国找到了这一路径，即通过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形成有效的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机制，形成强大的国家对资源的动员能力，这些都对快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然而，这种制度和体制的长期实施，也逐渐僵化，缺乏活力，加之官僚作风和忽视价值规律，导致浪费和低效率，严重约束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邓小平在主持1975年整顿后，到1978年提出了改革的历史性命题。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3]对于这场伟大的改革，邓小平反复强调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14]这就指明了改革不能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同时也是对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充分肯定。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5]邓小平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论断，实际上是指明了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有各种矛盾，仍然需要通过改革加以完善。这一论断的提出，指引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正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16] 

　　三、改革要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的论断与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17]同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再次强调：“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18] 

　　邓小平提出改革要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这两条根本原则，旨在使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指出：“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9]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20] 

　　邓小平提出改革要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这两条根本原则，同时也强调利用外资和发展个体经济是为了更好实现共同富裕和加强公有制。邓小平在1985年9月23日和10月23日两次谈到改革要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时，紧接着强调要利用外资和发展个体经济。9月23日，邓小平强调利用外资和发展个体经济是服务于共同富裕的目的。邓小平指出：“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21]10月23日，邓小平强调利用外资和发展个体经济是要加强公有制经济。邓小平指出：“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22]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强调发展“三资”企业有利于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邓小平进一步强调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旨在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邓小平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3]邓小平立足国情和时代特征，从实际出发，在单一公有制情况下，既强调改革要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这两条根本原则，又强调利用外资、发展个体经济和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一方面起到了推动解放思想，大胆利用外资和发展个体经济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成为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基础。 

　　四、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实践探索，而束缚改革实践发展的关键是在很长时期内形成了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的传统观念。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对于中国最终做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抉择起了决定性作用。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回答提问时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邓小平还分析指出：“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24] 

　　在经历1988年“价格闯关”而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后，不少人对市场经济的疑虑又开始增加。在改革的关键时刻，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地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5]邓小平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突破了市场经济姓“资”的传统观念，为我国最终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认识障碍。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社会主义本质论联系起来的，而不能将两者分割开来。在这一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下，发挥作为经济手段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6]，就是要让市场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服从和服务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服从和服务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正是这样一个理论逻辑，中共十四大在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同时，还特别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要更新计划观念，改进计划方法，重点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调控、重大结构与生产力布局规划，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综合运用经济杠杆，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27]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同时，把促进共同富裕作为政府的职能和应发挥的作用，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28] 

　　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要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等重大论断及其实践的成功，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形成，成就了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实现。邓小平的这些经济思想，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指针。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6]《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7]《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8]《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377页。 

　　[9]《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1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12]《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3年11月9日）》，《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13]《邓小平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1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3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49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6]中共十四大最开始提出的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才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27]《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2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