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与落后是近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即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己任，他最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革命的道路，是其信仰使然。1925年12月，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这样申明：“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浴血奋斗了28年，终于换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解放和人民的统治，那么，如何较快地改变国家的贫穷面貌，使全体人民得到经济上的翻身和幸福，则成为“革命的第二天”所面临的

　　现实困顿。本文试就1949~1958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贫困路径

　　选择上的实践加以探讨。

　　一、为着“扫除旧中国所遗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实施新民主主义政纲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举，特别是恶性经济危机肆虐，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和国家政权。“大难平，民生憔悴”，严重的社会经济形势，成为“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一道最大的难题。为了保证还在进行着的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为了保障城乡人民最基本的生存，中共采取了很多应急性的措施来应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如迅即地恢复生产、赈济灾民、救济失业者，“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等等。但是，共和国的领袖们知道，这些还不是长久之策。为了发展生产，让人民彻底摆脱贫困潦倒的穷日子，必须有长远的应对之计。

　　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天，缔定国策的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闭幕，毛泽东在会议上宣读了《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宣言。他向世界宣告：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遗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2] 这是就要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许下的庄严承诺。

　　为了这一目标，早在革命胜利之前，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未雨绸缪。基于中国未经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这一事实，基于中国自近代以来长期处于积贫积弱、愚昧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现状，他们精心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具有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即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形态的主旨在于有条件地发展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这是一个类似苏联新经济政策的制度设计，由1949年9月召开的一届政协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以国家宪法的形式予以了确定。《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要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努力遵循着这一既定方针。1950年3月，毛泽东就全国的财政问题和对发展私营工商业的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发展私营工商业，资本家会得到一定的利润，但同时也维持了生产，维持了工人。比较而言，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人民有利…… [3]

　　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这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有关言论散见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末以来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和报告中。毛泽东认为，近代以来，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压迫造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直接导致了中国的贫弱。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其力量十分软弱。因此，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锋芒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4]而在革命成功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在中国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而这也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5]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毛泽东谆谆地教诲革命同志“不要怕资本主义”，因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是一个进步。现在的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6]我们广泛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原因是新民主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是“帮助社会主义前进”，“是有利于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的”。[7]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全面论述了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所应采取的基本政策。他声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他尖锐地批评了要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的主张，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企图很快消灭资本主义，很快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去是“左”倾观点。他强调说，“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8]

　　为了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确新中国当前的任务和奋斗目标，避免“急躁”情绪的发生，在制定《共同纲领》时没有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内容写进去，中共领导人为此还特别向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作解释。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针对社会上的一些错误认识，毛泽东特别要求大家认真学习并严格按照《共同纲领》办事。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9]他告诫党的同志“不要四面出击”，要想办法使工厂开工，要努力缓和同资产阶级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原则下，通过调整工商业、减少税赋等举措，不仅国营经济的发展有了良好的开端，私营工商业从整体上也摆脱了困境，经营多有起色。破败的国民经济也奇迹般地实现恢复。

　　在广大农村，当时也采取了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党内有人主张动一下富农出租的土地，毛泽东认为还是以不动为好，因为富农经济不动，中农就安心了。所谓“富农放哨，中农睡觉，有利生产”。刘少奇对此的解释是，现在国家的政治形势和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了，保存富农经济，争取其中立，可以更好地保护中农，去除富农在发展生产中某些不必要的顾虑。[10]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代表中央宣布：“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11]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将此定为国家的基本方针。基于这一政策的实施，富农在土改后成为当时农村经济实力最强的阶层。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治国方略，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极大的智慧与心血。它从施政方针、阶级政策、策略上保障了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也同时朝着“扫除旧中国所遗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方向在前进。

　　二、为了增产和防止贫富分化而变革生产关系

　　事情起变化始于1952年的下半年。此时的毛泽东在酝酿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准备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过渡了。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为了应对经济困境，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对贫富分化的担忧。

　　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入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是从农村开始的。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粮食、肉类、油脂及城市蔬菜等供应出现了全面紧张，供求矛盾十分突出。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成为新中国领导人不能不面对的现实难题。当时，党内普遍的认识是，在生产能力短时间内无法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国营化、集体化是实现快速增产的一大捷径，“搞合作化，根据以往的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15%到30%”；[12]毛泽东也持同一看法，他说，城市蔬菜供应，依靠个体农民进城卖菜是不行的，生产上要想办法。现在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粮食、棉花的供求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的需求将大大增加，也会供应不上。看来，“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从解决这些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 发展合作社，“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13]这一观点，他在1953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表达得更为清楚，“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只有改变将私人所有制，统一于社会主义，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矛盾。[14]几年以后，毛泽东更是将此说成是普遍规律，“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15]试图用变革生产关系的方法来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以期早日改变中国不发达的境况，这无疑是毛泽东改变新民主主义政纲的首要原因。

　　引发政策转变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追求人民的经济幸福，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毛泽东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基于当时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最为关切的无疑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1952年底，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完成，全国有7亿亩土地分给了广大的农民，使之获得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按照正常的逻辑思路，获得土地的农民自此有了经济上翻身解放的最大保障了。然而，土改以后农村出现的一些现象，却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忧虑。这就是土地买卖和土地集中、雇工现象的再次出现。一些缺少资金、劳力、牲畜、农具的农户，一些鳏寡孤独、家庭负担重、家人生病等农户，在天灾人祸中基本生活难以自保，不得不出卖分得的土地。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条件较好的少数农户上升为富裕中农，还有冒尖成为新富农的。同时，农村中的合作经济不仅没有出现大发展的势头，连老解放区原有的互助组织也出现了涣散现象，这与毛泽东的期望相去甚远。[16]

　　本来，农村中出现的这种新情况是我国广泛存在着的小农经济的正常景象。然而，当时的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却作了较为严重的估计。在他看来，土地改革以后个体农民要求发家致富就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土地买卖、新富农的再现就是新的两极分化，中国农村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实危险。有鉴于此，他认为很有必要采取措施，及时地阻断这种趋势的滋生和蔓延。他的办法就是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发展策略，及早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他说，要“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17]1953年的10月15日，在同中央农业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进行谈话时，他要求各级农村工作部都要把互助合作看作极为重要的事来抓。“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18]这里，毛泽东是从政治的高度来看待农村的新变化。

　　从1953年开始，关于农业方面毛泽东讲得最多的就是发展农业合作社。除了政治方面的考虑之外，毛泽东还把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视作中国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经济之路。他说：过去我们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同农民建立起来的那个联盟，现在农民不满足了。对那一次得到的利益，他们有些忘了。现在我们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在农民还没有共同富裕起来，粮食和工业原料还很不充足。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就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找我们的岔子，向我们发起进攻。[19]他还说，“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20]我们要“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的农民都要富裕起来，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21]他说“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 [22]

　　1953年11月4日，毛泽东在另一次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长时间谈话中再次阐述了他的这种认识：不搞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难矣哉！在这次讲话中，他还认为：现在，私有制和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前者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财产”，搞“四大自由”，结果只能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道路。[23]这一时期，毛泽东认为“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事”是最主要的大事，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这个上面，他要求农村的各级领导干部也要把主要的精力转到这上面来。他甚至提出了生产合作社的具体发展计划，1954年秋收前发展32000多个，1957年可以发展到70万个，甚至100万个。[24]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直接推动下，1955年，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达到了高潮。毛泽东把这一年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他毫不讳言地说，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25]“是要使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26]

　　当“三大改造”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毛泽东对农业合作社、对提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更加肯定。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在讲话中专门强调说：“没有这个合作化，今年这样大的灾荒，粮食就不可能增产200多亿斤。在灾荒区，有合作社，生产自救也方便……”[27]到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再次谈及刚刚结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他说：“情况根本上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农民生产很起劲，虽然去年的水旱风灾比过去几年中哪一年都大，但是全国的粮食仍然增产……”[28]

　　从上述一系列讲话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办合作社是一举几得的好办法，既达到解贫救困、农业增产的目的，同时也可以阻止贫富分化在农村的泛滥，还可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改变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制度设计，提前并加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是毛泽东苦心孤诣求得更早更快解决经济问题，追求人民共同富裕所做的另一次重要尝试。

　　三、以赶超战略，追逐富强梦想

　　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发生了根本制度性的变化。但是，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还不可能随之很快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对此毛泽东是有认识的。 1956年9月，毛泽东对前来观礼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成员说：“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年至100年的时光……”[29]1957年2月他在另一次讲话中也强调“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30]但同时毛泽东也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作为新中国的领袖，恐怕没有谁比他更渴望早日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了。所以，毛泽东又时常流露出急迫的心情。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会议期间，他对出席会议的部分委员说：“我们必须要有时间观念，光阴一去不复返，要想干出一番事业，就必须抢时间、挤时间，走在时间的前头，要能够掌握时间，绝不能做时间的奴隶。人生的时间就只有这么多，我们要建设祖国，必须只争朝夕！”[31]1957年11月，他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再次袒露同样的心声：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还是个小国。中国人想努力，中国人非常热心工作，决心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32]在看望中国公派留苏学生时，他谈到国内的经济建设，“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全国六亿四千万人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我们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使全部合作社在生产和消费上都超过富裕中农。”[33]

　　应该说，摆脱贫穷，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一直是毛泽东的夙愿。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1957年的12月，他身边的警卫探家归来，带回了掺杂大量粗糙糠皮做的又黑又硬的一个窝头，诉说：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吃的都是这样的窝头。毛泽东禁不住泪如雨下，他失眠，禁不住感叹，我们是社会主义，不该是这个样子。要想办法。[34]

　　毛泽东一方面理性地看到中国摆脱贫穷走向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作为心系人民的领袖，当他看到新中国成立八年后农民仍然过着贫穷的日子，他急于发展的心情是愈加迫切。正如科尔奈所言，在所有落后的国家里都有一种所谓“后来者”的急迫和压抑心态。1958年“大跃进”的发动在当时的中国从上到下无疑具有浓厚的思想基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也不是空穴来风，“一天等于20年”的激情表达更是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为有雄心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使1958年的中国形成了一种建成社会主义指日可待、向共产主义过渡近在咫尺的热烈气氛。

　　本来，在新政权建立以后追求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让人民尽快过上富裕的日子，这是巩固政权所必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追求的目标。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速度是建立在怎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当年，中国共产党接手的是一个千孔百疮的烂摊子，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向全党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35]的确，从整体上而言，毛泽东这一代中共领导人对经济工作是陌生的。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多次要求中央和地方高级干部都要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在1956年9月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很是感慨地说：“我们对新的科学技术还不懂，还要作很大的努力。现在中央委员会是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中央委员会就是科学委员会了。”[36]但同时毛泽东又是有信心的，“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37]毛泽东把建设新中国看作是新的万里长征，他从内心深处渴望超越，实现靓丽的转身。“大跃进”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超常规发展的路径选择。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经济上“大跃进”的风起云涌，人民公社作为新生事物腾空而出，它是中国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又一次升级换代。毛泽东是人民公社的积极倡导者，他以少有的热情，盛赞人民公社的好处。1958年8月30日，他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样样都有；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实行工资制度，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等。他还说，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师团营连，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38]

　　就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最初设想来看，其目标模式和价值导向是明确的，这就是以更大更高更纯的公有制形式来实现人人丰衣足食美好生活的夙愿。当年，试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山东省范县，曾用诗一般的语言为社员描述未来的发展前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用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家园。”这样的图景，在毛泽东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39]

　　人民公社的出现与实践，显然是对此前认识的强化与发展。如果说，先前的合作化运动还只是中国农村迈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初期塑造了中国农村共同致富雏形的话，那么，人民公社则已经被看作是全体人民通向共同富裕、实现大同世界、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和桥梁了。虽然不久以后在现实的逼迫下，对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体制（如经济核算单位由公社下放到生产队）作了调整，但是，对于人民公社的这种实践模式，毛泽东始终是情有独钟的。在此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又以“五七道路”对他心目中的“新世界”再次予以了阐释。

　　四、结语

　　套用美国理论家丹尼尔·贝尔关于“革命的第二天”的术语，我们看到，在革命成功以后，革命党人往往会面临更大的考验，问题也往往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应该说，毛泽东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曾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称之为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对于革命胜利以后路途的漫长、任务的艰巨，风险更加叵测等有过预期。尽管如此，其后的艰难曲折仍然大大超出了当初的想象。在人类历史上，革命有时候还可能一蹴而就，但是经济发展上的“卡夫丁峡谷”却是难以逾越的。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书写又新又美的图画，把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带进共产主义的殿堂，这是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为之终生奋斗不已的理想。当新中国成立以后，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便立即向贫困开战，为着人民的幸福安宁生活，在反贫困的道路上，他们几经回转，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尝试：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为解决窘迫的经济困境、改善人民生活及发展生产，中国共产党遵照《共同纲领》，以非凡的气度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新秩序的建立，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土地改革，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这一“新经济政策”使国民经济在短短的三年内得到了恢复和初步发展。当土地改革即将完成之际，为着满足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时为了防止两极分化的发生，并致力于共同富裕，毛泽东又力主提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到1956年间，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广大农村如火如荼、遍地开花。但是，生产关系的“革命”并不能马上带来生产力大的进步，其效果未如初衷。之后，心情迫切的毛泽东又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推动“大跃进”的到来，这是一次以赶超为战略目标的重要尝试，遗憾的是，由于未能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最终以劳民伤财的大折腾落幕；而同时始于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从一开始就带有“穷过渡”等浓厚的空想色彩，虽然强撑了二十多年光景，然而其内在的体制性的弊端终究无法避免衰微的命运。

　　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每一阶段的反贫困路径选择，我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那个时代思想的脉动与贲张的激情。为着更快地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望，新生共和国的领导者们，在极端困难且没有经验的情形下，真诚且不遗余力地努力着，奋斗着，其间进行的方针政策及至战略的调整，我们用“上下求索”来形容应是贴切而不为过的。站在今天的高度来审视当年，我们看到，这些路径的选择与实践既有合于时代的精心预设，也有起于理想却脱离实际、主观轻率、急于求成等失误。它告诉我们：在赢得了国家政权以后，作为执政党我们拥有了自主选择适合的发展道路的权利，而具备这种能力则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