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经济总体增长速度较快，但经济增长方式是典型的粗放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提高经济效益的新路子，迈开了扭转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步伐。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此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伴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江泽民率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中国共产党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与实践推到新阶段。江泽民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探索集中于经济增长方式方面，这是党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探索过程中的重要阶段。[1]

　　一、在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努力探索和创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保障和动力机制，确立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思想

　　20世纪80年代，在经济管理体制放权让利刺激的同时，由于缺乏相应体制和经营机制的创新，多数国有企业尚未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缺乏活力。另一方面，又缺乏科学发展的理念，生产过度依靠大量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实现经济增长，出现超高速度生产与超出国力的大规模建设，经济结构、效益、质量及生态环境方面出现许多问题。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1990年12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上提出：必须下大力气搞好大中型国营企业。现在财政困难，问题主要在大中型国营企业效益低。这里有许多复杂因素，要从改善外部条件和内部管理两个方面来解决。1991年9月江泽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要把经济工作真正转移到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的轨道上来，体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2]；下决心关停并转那些效益低下、没有前途的企业；开拓有效的市场，挖掘企业内部潜力，在提高职工素质、经营管理水平、经济效益方面下功夫，抓好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

　　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明确了中国改革的方向。10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郑重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优化生产要素组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着全新的意义。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江泽民在全会讲话中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相互促进的思想。他说：要“不失时机地推出已经准备好的各项改革措施，为经济发展创造好的体制条件”；“发展也要有新思路，真正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不能继续走盲目追求产值和扩大投资规模的粗放经营的老路。”[3]

　　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促使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注，由20世纪80年代侧重利益调整和刺激，提升到体制保障和动力机制的高度。在微观经济层面，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中心，推动企业内部管理模式的进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在市场运行机制方面，推动商品和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转轨，进一步理顺价格体系，不断完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外部环境。在宏观管理制度方面，通过政企分开、国有资产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分开，从下达指令性计划转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的间接管理办法，探索有利于推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宏观调控方式，同时推进计划、投资、财政、金融等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科技与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为激发整个社会经济活力，提高生产效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了好的体制环境。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江泽民不断引导全党去认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促进的作用。

　　1994年11月，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明确使用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并清晰地表达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和实现途径。他说：促进整个经济的良性循环，“根本要求就是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为主向集约经营为主的转变，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核心内容和主要课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是要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注重结构优化效益、规模经营效益和科技进步效益”。[4]为此，必须发挥计划和市场两个手段的作用，大力促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注重发展规模经济。合理调整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加快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强化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要把合理利用和节省各种资源提高到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对待。

　　1995年9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就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12个重大关系发表意见，在谈到“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时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思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明确提出，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总体效果不明显；问题往往出在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速度增长，忽视经济质量，效益不理想，整体素质不高；原因是复杂、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问题”；“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5]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现‘九五’和二〇一〇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6]

　　此后，江泽民不断强化全党在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观念。1997年9月，他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新世纪“两个十年”和“两个百年”的战略目标，并明确指出，在这一宏伟目标实现过程中，“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

　　路子”。[7]

　　“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8]的思想，是江泽民率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经济增长展方式转变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重大理论观点。经济体制改革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体制保障，将不断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扩大、推进和巩固市场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又将成为促进经济体制改革不遏的动力；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社会经济的进步。“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运动规律，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线和主题。自中共十五大后，“两个根本性转变”，始终是国家经济工作全局性的战略格局，并贯穿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个实践过程中。

　　二、在国家重大经济战略的实施中，努力拓展和丰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和内容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为应对时代发展的挑战，各国政府根据国情，都在努力推出新的发展战略。江泽民带领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针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面临的一系列急迫解决的问题，先后推出一系列重大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一）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中，努力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在“九五”计划研究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于1993年5月和1994年6月先后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是中国实现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和简单劳动的投入，逐步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驱动力，也是重要途径。

　　江泽民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在我们这样一个有近十二亿人口、资源相对不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依靠什么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呢？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条，就是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真正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9]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面对知识经济新时代的到来，江泽民敏锐地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与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构想结合起来。1998年3月，他在同全国政协科技界委员座谈时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并再次强调，“把科技进步和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0]在江泽民的推动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在1999年迈出重要步伐。

　　（二）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战略中，提高企业科学化管理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合理利用人力资源，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为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1995年5月江泽民到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6月又赴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前后考察近五十个企业，召集十多次座谈会和汇报会。通过调研，江泽民明确指出，要通过加强管理来提高企业效益，“向管理要质量，向管理要市场，向管理要效益”。[11]为实现这一思路，江泽民指出要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同时，要加快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和形成大企业配套服务、从事专业化生产经营的企业群体。二是引导国有资产向高效益的领域转移，对现有低水平、分散、重复的企业结构，通过兼并、联合，进行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三是今后国家投资新建的企业，一开始就要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规范，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参与市场竞争。四是加强企业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形成企业的技术创新机制，提高产品的档次和质量，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在“九五”计划中，重点产业和支柱产业地区结构趋同现象仍然相当严重。针对这种情况，江泽民在1996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认清大势，把思想真正统一到中央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经济建设新路子的要求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要靠全面深化体制改革。” [12]关键是实行政企分开，加快投资体制和有关配套体制改革的步伐。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和投资主体。把投资决策权和经营权交给企业，同时由企业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同时必须切实加强和改进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切实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推动企业技术进步。积极培育和扶持新的经济增长点。

　　要提高企业经济发展效益，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胜劣汰新机制，走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规范破产、鼓励兼并的路子是必然趋势。江泽民深刻揭示了国有企业工人下岗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及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必然联系。中国经济成长进入新的阶段，随着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必然要加快产业结构的重组和调整，就业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传统产业用工减少是一种客观趋势，也是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都经历过的。在江泽民以及朱镕基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国务院推出了突破国家原有劳动用工制度及经济增长方式中劳动资源使用方式的新方针，即：“要建立和完善市场就业机制，实行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按照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要求，大力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13]

　　这一时期在提高国企科学化管理水平方面，还推出两项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着重要影响的措施：一是专业经济部门大幅度减少。[14]这些部门的变动为政企分开创造了条件。二是建立稽查特派员制度，成立中央大型企业工委。企业科学化管理水平的提高，是直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

　　（三）在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中，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保护自然环境，是社会经济进步的标志，也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倒逼因素。1995年9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15]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但在许多干部头脑中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并没有确立起来，经济工作中重GDP增长，而轻视环保的现象依然严重。为此，1996年7月江泽民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严肃指出：“在加快发展中决不能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确保环境安全，“最根本的是依靠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过速度与效益的有机结合，将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污染排放量和资源生态损耗量降下来”。[16]

　　20世纪末，江泽民将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统一及经济持续发展进一步整合考虑。1999年3月，他在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和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而确定的基本国策。要积极推进资源利用方式从粗放向集约转变，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发展新路子；积极推进资源管理方式的转变，建立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中统一、精干高效、依法行政、具有权威的资源管理新体制。[17]江泽民的讲话反映了党和国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表示了党中央下决心转变盲目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坚定决心。

　　总之，江泽民率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推出的上述重大经济发展战略，有力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科教兴国战略，明确了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提高的根本途径；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促进了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优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形成了对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倒逼动力。

　　三、在国际经济形势的突变中，引导全党积极探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路径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风暴，引起全党对经济工作的深层思考。1998年2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亚洲金融危机向人们提供了三条深刻的启示和教训：一是“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合理的经济结构之上，必须有自己强大的基础产业”。二是现在谁也不可能回避全球化趋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对于像我们这样经济技术实力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在于“既要充分利用其中可以利用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来发展自己，又要清醒认识和及时防范其中可能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和风险，稳步推进对外开放。”三是经济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但不是孤立进行的。[18]江泽民的论述，不仅为全党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提供了思路，而且引导全党审时度势，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发展方针。

　　（一）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

　　1999年8月，江泽民在大连主持召开东北和华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时提出，要重点培育好一批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使其“成为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重组的重要力量，成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骨干”。[19] 随后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全党“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拓展发展空间，尽快形成国有企业的新优势”。[20] 2001年9月，国家经贸委会同有关部门形成了《关于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的指导意见》。

　　（二）以繁荣农业经济为抓手增强内需拉动力量

　　根据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党中央确定了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战略方针。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扩大内需，关键是要提高农民购买力和生活水平，这就必须繁荣农业经济。1998年9月，江泽民在安徽考察时指出：“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现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引导农民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21] 随后，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依靠科技进步，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要依靠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使农业科技和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完成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

　　（三）实施开发西部战略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999年3月，江泽民在“两会”党员负责人会议上提出，要研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6月，他在西安主持召开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时进一步明确说：“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思路。”“西部地域广大，自然资源丰富，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加快发展西部地区，可以促进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和流动，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推动力量。”[22] 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确定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项战略的实施，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扩大国内需求，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东西互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巩固全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23]

　　（四）把结构调整确定为发展的主线

　　中国经济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后，经济增长逐渐由过去的数量扩张型变为质量效益型，同时出现了主要产品产量已基本满足市场需要，需求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日益突出。进入21世纪，中国面临着世界范围内的结构重组和产业升级的有利时机，从客观情况出发，江泽民不断在全党强化调整经济结构刻不容缓、势在必行的战略思想。2000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明确了“十五”期间，“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全面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4]的战略方针。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了今后五到十年，是我国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时期。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25]的战略构想。

　　上述经济发展方针和政策的落实，不仅益于中国在复杂国际经济局势下，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也使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和重点在新世纪更加

　　清晰。

　　总之，自20世纪90年代初到中共十六大，江泽民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大动荡、国内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经济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环境下，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整个探索过程呈现出三个明显特点：一是在努力推进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积极探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路径和制度保障。二是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践，与国家一系列重大经济发展战略紧密结合，相互促进，使党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拓展了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的认识。三是根据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推出了一系列战略方针，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进一步突显。这些探索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过程中，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及深层存在的问题，为以后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实践经验和坚实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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