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如下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与全国人民共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征程中，浙江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勇于实践，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路子，创造出引起广泛关注的“浙江现象”、“浙江经验”、“浙江模式”。浙江的发展路子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鲜活素材，也为我们继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浙江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进创业创新，走过了风云激荡的岁月。

　　（一）改革开放的起步（1978~1982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浙江省委就召开全会要求各级党组织解放思想，及时地、果断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探索具有浙江特点的发展路子。

　　浙江的改革率先在农村起步。1979年，浙江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开始恢复农村集贸市场，开放农副产品市场，农村商品经济开始萌动。省委还提出在确保全民所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加快发展社队企业（1984年改为乡镇企业），允许社员个人发展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社队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在浙江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在农村改革风生水起之时，浙江开始以扩大企业自主权、试行经济责任制和改革流通体制为重点，探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配合改革，浙江开启了对外对内开放的窗口。1978年宁波港开放，1980年7月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成立，浙江对外开放进入起步阶段。在对内开放方面，1979年，浙江成立“浙江省经济协作领导小组”，与兄弟省开展煤炭、木材、钢材、水泥等物资调度，加强与国家有关部委的经济协作，有效弥补了国家计划分配物资的不足。同时，浙江产品的销售逐渐向全国市场拓展。

　　改革开放的启动，使浙江经济社会迅速走上了恢复发展的轨道。

　　（二）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和温饱问题的解决（1982~1991年）

　　中共十二大特别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浙江进行农村第二步改革。由于各级党委、政府坚持不争论、不压制、不张扬，尊重和保护群众的首创精神，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及股份合作制经济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把农村商品经济推向了新的阶段。浙江培育了一大批活跃的市场主体，初步形成了“建一个市场，带一批产业，活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兴一座城镇”的发展格局。浙江“小商品、大市场”模式为全国关注。

　　在农村改革继续推进的同时，浙江全面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对一些国有小企业和亏损企业实行“改、转、租”，试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和厂长负责制。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给企业较大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并于1983年、1985年，分别对国有企业实行了第一步和第二步利改税。同时在试行股份制、组建企业集团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

　　全省人民的创业热情持续高涨。到1991年，浙江的市场个数和成交额均居全国前列，市场大省初步形成；乡镇企业产值占到全省工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个体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发展较快；市场与产业互动的块状经济开始兴起。在对外开放方面，继1984年，宁波、温州被列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后，浙江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范围，完成了从沿海向内地的推进。

　　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显现出改革的先发优势，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均成倍增长，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继1985年前后全省人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后，到1991年，部分地区开始向小康迈进。

　　（三）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和总体小康的实现（1992~2002年）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后，浙江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探索乡镇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符合浙江经济发展路子的所有制结构不断完善。市场建设辐射突破地域界限，向省外甚至国外发展，“市场大省”名扬中外；各种要素市场开始发育，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大力发展“一优两高”农业，探索农业产业化经营，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对外对内开放取得重大突破。到1996年，在全国率先实现 “县县有外贸”；在外经贸系统进行股份制试点工作。浙江外经贸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逆势上扬，引起了全国关注。在对内开放方面，浙江的经济技术协作由政府主导过渡到政府推动、企业为主，区域外投资贸易趋于活跃。

　　与此同时，浙江的社会、文化、政治建设的改革创新实践也日益增多，显示出了“走在前列”的态势。

　　1992年，省委、省政府提出“科教兴省”发展战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成果转化；全面加强基础教育，成为全国第三个实现“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省份；高等教育跨入大众化阶段，民办教育、职业教育得到蓬勃发展。1999年在全国较早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

　　在前期发展中小城镇的基础上，加快城市化进程，努力推动大城市、中心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

　　此外，浙江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就业制度、住房制度和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生育和失业保险等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率先开展了审批制度改革。开始提炼浙江精神，加强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

　　通过这一阶段的迅速发展，浙江形成了富有活力的区域特色经济格局，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县域经济发达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色。提前三年实现翻三番，并于1999年提前实现总体小康。浙江成为全国各地区竞相学习和效仿的对象，“浙江模式”、“浙江现象”、“浙江经验”成为人们研究和思考的热门课题。

　　（四）统筹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2002年底至今）

　　中共十六大后，浙江相继做出实施“八八战略”[1]、扎实推进“创业富民、创新强省”和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的重大战略部署，并于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分别做出生态省建设和建设“平安浙江”、文化大省、“法治浙江”的决策部署，初步构建了“五位一体”的工作格局。2010年，省委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新的部署，进一步完善 “五位一体”的发展布局。2014年又做出了“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的决定。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以“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理念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以增强企业主体活力为核心，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坚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在推进新型城市化建设的同时，在全国率先开始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率先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以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为重点，以“美丽乡村”为载体，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实施“欠发达乡镇奔小康”、“百亿帮扶致富”、“山海协作”[2]等工程，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

　　积极建设“法治浙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得到加强；村民自治、社区自治、企业基层民主制度不断推进，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正在建立，全社会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

　　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文化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推动浙江精神与时俱进，扎实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培育“务实守信崇学向善”的浙江人共同价值观；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3]，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人民综合素质不断提高。

　　全面建设“平安浙江”，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加强社会管理和社会公共安全建设。2013年，全省城市化率达到64.0%，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37851元和16106元，分别连续13年和29年居各省区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下降为2.35∶1，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坚持以生态省建设为抓手，全面部署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从“绿色浙江”、“生态浙江”到“美丽浙江”。深入开展污染治理，积极淘汰落后产能，推进生态修复，发展循环经济，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成效，生态环境质量全国领先。

　　二、主要成效

　　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浙江经济社会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已成为我国体制机制最活、开放程度最高、经济发展最快、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社会和谐稳定的省份之一。

　　（一）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一是实现了从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的历史性跨越。有效克服了人多地少矛盾突出、要素禀赋不足、工业基础薄弱等发展限制，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2013年，全省生产总值37568.5亿元，由1978年的全国第12位上升为第4位；人均生产总值68462元，由全国第16位上升为第4位；全省财政总收入6908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3797亿元，均由全国第14位上升为第5位。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并显示出强大的生机活力。三十多年来，浙江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大力培育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起了相对完善的区域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全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三是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由落后的农业社会迈入了先进的工业社会。2013年，全省工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47亿

　　元增加到11701亿元，三次产业构成由1978年的38.1∶43.3∶18.6转变为2013年

　　的4.8∶49.1∶46.1。四是实现了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历史性跨越。到

　　2013年，浙江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全省进出口总额3358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4797倍，其中，出口2488亿美元，增长4976倍；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5万多家，“走出去”的境内主体数和建立境外机构数量均居全国首位。浙商已成为全国最活跃的企业家群体，约有600万浙商在全国各地投资创业，此外还有150万浙江人在世界各地创业经商。浙江基本形成了内外联动、互利共赢的开放格局。

　　（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加完善

　　注重发挥地方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建立健全地方党委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了党对人大、政府、政协和政法机关，以及工、青、妇等组织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作用，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壮大。创新发展基层民主，完善村（居）民自治制度，不断健全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等制度，强化基层自治组织建设，除在全国率先实现全省所有行政村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还全面开展“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全面推广“民主恳谈”等制度，切实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全省有97.5%的村开展了“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95%的村达到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规范化建设标准。坚持民主执政，建立健全重大事项全委会表决制和常委会票决制，实行党政“一把手”年度总结报告工作制度，探索地方党代会常任制、党代表直选、党代表闭会期间开展代表活动制度和“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全面推行村党组织成员“两推一选”，党内民主建设稳步推进。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努力建设法治型和服务型政府。切实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三）文化软实力显著提升

　　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坚持和发展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浙江精神。紧紧抓住浙江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的契机，不断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步伐。全省义务教育和高中段教育的各项主要指标居全国前列，在全国率先普及从学前3年到高中段15年教育。2013年高考录取率达85.9%，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1.7%。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均等化、便利化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建成了以省级文化设施为龙头、市级文化设施为主干、县级文化设施为基础的城市文化设施网络，实现了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村村响”和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向公众免费开放，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如火如荼。积极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组建了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省电影有限公司、浙江广电集团、杭州市有线电视网络中心等一批面向市场、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国有文化企业集团。公益性文化单位内部改革稳步推进。文化产业发展喜人，打造出了横店影视实验区、杭州高新区国家动画产业基地等具有较强聚集和带动功能的文化产业区块。积极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进入文化产业领域，涌现出华谊兄弟、顺网科技、华策影视、宋城股份等文化企业。文化精品工程和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相得益彰，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民众的文化素养不断提高。

　　（四）民生状况全面改善

　　浙江以社会保障、就业和再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等十大领域为重点，着力解决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依法推进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障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以养老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专项救助为辅助，以其他救助、救济和社会性帮扶为补充的新型救助体系；全面实施以大病统筹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对象集中供养制度，重点解决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浙江已迈入“全民社保”时代。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强化就业培训、指导和服务，基本解决了城镇零就业家庭的就业问题；加快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和工资协商调解机制，推动广大劳动者工资收入稳步增长。加大统筹城乡基础教育发展力度，着力解决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教育基础薄弱问题，完善困难家庭学生助学政策，做好进城就业农民子女就学保障，教育公平迈上了新台阶，建立起了能基本满足群众需要的教育新体系。城乡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农村“20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基本建成，县以上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4%，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7%，均处于全国前列。建立健全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防控体制，以建设“平安浙江”为载体，深入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浙江被认为是全国最具安全感的省份之一。

　　（五）生态环境改善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推进，浙江环境污染的问题日趋严重。面对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浙江省委、省政府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开始逐步重视和加强生态环保工作。先后开展了“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浙江”的植树造林活动，上马了一大批重点骨干水利工程，开展了城市防洪设施建设和山区的小流域治理，在江河源头县、重点林区县开展了生态公益林建设，实行退耕还林。关、停、并、转了一批耗能高、浪费大、污染重的企业，对棉纺、丝绸、水泥三大传统行业进行整体结构调整，实施了杭嘉湖地区水污染防治倒计时“零点行动”，开展“一控双达标”[4] 工作，全面实施三轮“811”[5] 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和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6]。以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为重点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建立了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重点生态功能区示范建设试点取得新突破，有序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扎实推进“四边三化”[7]、“三改一拆”[8]、“五水共治”[9]……浙江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三十多年间浙江省森林覆盖率已从36.4%提高到61.04%，城市绿化覆盖面积达到8000公顷。浙江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以牺牲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目前，浙江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生态环境质量位居全国前列。

　　三、浙江样本的主要经验与启示

　　浙江改革开放走过的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国成功实践的缩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浙江样本，既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也有普遍的示范、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发展“老百姓经济”是浙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动力之源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与主要依赖于政府大规模投资、特殊优惠政策或利用大量外资的发展模式不同，浙江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同时，从原有公有制经济比重较小这一实际出发，在思想大解放的激励下，营造起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浓厚氛围，充分保护人民群众的创业热情，支持群众发展乡镇企业、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股份合作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各类专业市场，积极推动农村经济体制创新、产权制度创新、流通体制创新、投融资体制创新，以市场化支撑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块状特色经济，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集群，小城镇、大发展”的充满生机活力、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浙江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老百姓经济”为主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路子。民营经济几乎覆盖了浙江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特别是浙江的县域经济主要就是由民营经济构成。浙江这种源于草根、始于普通百姓创业的“老百姓经济”，非常适合市场化运作。这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的形势下，不再是独家秘诀，这一模式已被迅速复制至全国各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浙江样本启示我们：对于绝大多数区域特别是那些基础相对薄弱的区域而言，“老百姓经济”是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路径所在。不但在思想上要认同“老百姓经济”，而且要把“老百姓经济”作为发展的引擎来重视，提高民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要从消除体制性障碍入手，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提供优质服务，为“老百姓经济”发展开辟广阔的空间，迅速做大“老百姓经济”总量。

　　（二）改革创新是浙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支撑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浙江之所以能从一个资源贫瘠、欠发达的农业省份跨越式发展为工业大省、经济强省，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全面创新。正因为有了体制机制的创新，才有了民营经济、块状经济、专业市场、小城镇等的繁荣发展，才造就了“温州模式”、“台州模式”、“义乌经验”等。正是因为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从投资驱动、要素驱动转变到创新驱动上来，大力培育创业创新主体，弘扬创业创新文化、不断健全创业创新机制，加快完善创业创新政策，着力优化创业创新环境，浙江发展的竞争力才得以维持和发展。正是因为努力在经济领域进行创新的同时，高度关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创新，千方百计地将先进适用技术和创新成果运用于城市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生态建设等各个领域，浙江的发展才做到了量质齐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浙江样本充分说明：全面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动力。以创新促发展，以创新促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行的最佳途径。

　　（三）人文精神是浙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动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浙江人民把浙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基因与创业创新的时代要求相结合，铸造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并结合新的实践又形成了“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这种精神因为具有一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有土壤就发芽，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内在特质，也被誉为浙江“草根精神”。这种精神潜移默化、世代相传，始终流淌在浙江人民的血脉里，跳跃在浙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十分活跃的创造力，与浙江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实践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正是在这种精神熏陶下，浙江人民具有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发现商机、特别能化解危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优秀品行；正是在这种精神引领下，浙江人民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大力培育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市场主体，极大地解放发展了生产力，赢得了发展先机，创造了“浙江奇迹”；正是在这种精神激励下，浙江人民始终保持了勇往直前、敢闯敢创、开拓创新的勇气，走在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前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浙江样本深刻地启示我们：文化的竞争是终极的竞争，必须高度重视精神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要以培养创业精神为中心，继承区域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不断进行文化创新，重建区域文化，让全体人民在文化的洗礼中不断励精图治，开拓发展。

　　（四）社会和谐稳定是浙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前提

　　浙江作为东部沿海相对发达省份，不但在经济发展上，而且在统筹协调发展上领先于全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浙江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广义“平安浙江”建设。把关注民生和促进社会和谐放在重要位置，坚持统筹兼顾，坚持标本兼治，坚持协力推进，重视推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重视改善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生活和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重视提高人的文明素质，重视社会建设和管理，使浙江呈现出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人民生活幸福的新面貌，成为全国最具有安全感和幸福感的省份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浙江样本表明：社会和谐稳定是一切事业的必要保证，是改革和发展得以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所以必须在经济社会的动态发展中，不断破解发展对社会和谐稳定提出的新课题，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同步协调发展。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以统筹的方式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真正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五）党政有为是浙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浙江的发展主要依靠民间的力量，政府是无为而治。但是，深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成功实践就可发现：浙江各级党委、政府“有为”是浙江又好又快发展的真正奥秘。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基本上采取不争论、不张扬、不攀比、允许试、允许看的态度，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让人们自己去闯、去创业、去克服困难、去承担风险，让实践来检验。正是这种自由、宽松、平等的环境，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形成了体制机制上的先发优势，催生了民营经济的崛起和腾飞。这样积极的“无为而治”，在当时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其实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正确选择，是最大的“有为”。如果说，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无为”，是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那么，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加强政策引导，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经济社会管理，则是浙江的“有为而治”。如制定一系列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引领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打造“信用浙江”，改善市场经济秩序；健全法制、强县扩权和扩权强县、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优化创业环境；适时提出“科教兴省”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建设生态省、建设“平安浙江”、建设文化大省、建设“法治浙江”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浙江样本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各级党委、政府必须科学地把“无为”与“有为”结合起来，把社会的自发力量与政府的自觉力量结合起来，把市场活力与政府行为统一起来，有效地发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和政府管理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