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正确认识和对待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关键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继承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传统，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1956年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认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掀起“向科学进军”的运动，随后又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迎来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高潮。回顾总结1949~1957年春这一阶段的历史经验，对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应有所启迪和助益。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并正确贯彻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在会上讲话进行解释，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党和人民政府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即在争取、团结、信任和使用知识分子的同时，适时地向他们提出学习和改造的任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对知识分子“要团结他们”,“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改造”。[1]由此，正式宣告党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2]　

　　这个方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期就已形成的对知识分子科学认识与正确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科学界定；二是对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评价。

　　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有过一系列论述。其中重要的观点有：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是分别属于不同的阶级；只有一部分附属于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知识界，是革命的敌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包括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小资产阶级，它与半无产阶级一样，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3]1948年中共中央规定：“知识分子不应该看做一种阶级成份。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其家庭成份决定，其本人的阶级成份依本人取得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4]这些论述，表明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知识分子与党和革命的关系的认识，十分明确和科学。这是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的关键问题，也是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基本上采取了“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的方针政策。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制度变了，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变了，“这就存在着他们（指知识分子）如何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的需要的问题。”[5]党根据时代的要求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具体情况，对知识分子方针政策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基本上没有变化。1950年8月20日公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规定：凡有专门技能或专门知识的知识分子，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从事脑力劳动，取得高额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例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份与一般职员同。而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只有私人经济机关和企业中的资方代理人不得称为职员。[6]

　　按照这个《规定》，大部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人，是知识分子的主体，有200多万人。他们和从事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和劳苦大众并不完全相同。他们的情况比较复杂。从世界观来看，由于他们中的多数出身于有产阶级，其中不乏官僚、地主、资本家等社会上层家庭。他们所受教育，不是旧中国的封建主义教育，就是西方的主要是美、日、英等国的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的教育。在旧社会生活过一段时间，有过这样那样的经历，因而，他们的头脑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剥削阶级思想或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们的立场和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缺乏思想准备，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很不熟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新环境还不适应。要使他们适应新中国的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他们重新学习，逐步改造旧的世界观。否则，将直接影响他们的进步，影响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是紧密联系的统一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同他们讲团结，是由于他们是使用脑力的劳动者，对革命和建设事业有重要作用，应受到珍惜和保护。人民政府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包下来”的方针，绝大多数都给以适当的工作，有少数还被安排到负责岗位；对原来失业的知识分子也帮助他们就业。毛泽东、周恩来还多方努力，将一批海外求学乃至功成名就的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如李四光、老舍、钱学森等，吸引归国效力。“教育、改造”，就是帮助他们克服头脑中存在的剥削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把他们塑造成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型知识分子。

　　为贯彻实施“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党和政府采取了多种途径和方法：

　　（一）举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和各种训练班，教育培养知识分子参加新中国各项工作

　　1950年约有100万人参加了各种培训学习。华北大学在北平解放后半年内先后招收新学员15000多人，分批进行政治教育。东北革大、华东革大等也招收大量知识分子，分批培训。北平市1949年夏天举办暑期学习班，组织中小学教职员5800多人学习。清华大学运用上大课的形式举办专题讲座，对在校学生和部分教职员进行政治教育。通过这些方式，对广大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教育，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改造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能够从事适应新社会要求的工作。

　　（二）组织参加全社会的群众性学习活动，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和理论

　　水平

　　为了巩固政权、发展革命胜利的成果，中共中央做出在全民中迅速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战略部署，在全社会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有深远影响的学习活动主要有两次。

　　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8月起，通过评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的《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开展广泛的学习、座谈、讨论，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侵华及最终归于失败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历史，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具体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又一次更大规模的学习活动，是随着《毛泽东选集》的出版而掀起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通过读《毛泽东选集》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通过读《实践论》、《矛盾论》学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大大提高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

　　（三）组织、推动知识分子参加各项社会改革和政治运动

　　在党和政府的号召、组织下，知识分子分期、分批地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通过直接参与各项政治运动，使他们在政治学习中学到的社会发展史、阶级斗争等理论，得到了实际的印证，从而逐步学会在实际斗争中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四）进行思想改造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作，乃是改革教育的重要前提之一。从1951年9月开始，在改革旧教育制度的同时，对知识分子进行了以改造思想为主的学习运动，称为“思想改造运动”。

　　1951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1952年1月7日，全国政协做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逐步扩展到文艺界、科技界、各民主党派、各级政府机关、各人民团体、各工商界和宗教界中的广大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初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思想改造运动与“三反”运动结合进行，从3月中旬起，各地高等学校的“三反”运动，陆续转入思想批判阶段。５月以后,各校逐步转入清理阶级阶段。组织了忠诚老实交清历史运动，清查了隐藏的反革命

　　分子。

　　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经历了学习、参加“三反”斗争、思想批判和组织清理等阶段后，于1952年秋基本结束。这是一次全面地对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运动中贯彻了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通过这次运动提高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思想觉悟，普遍树立起正确的政治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纯洁了队伍。[7]

　　（五）开展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

　　1949年6月，郭沫若在筹备第一届文代会时说：“辉煌的军事胜利，所消灭的主要是有形的敌人，而两千多年来的封建思想，百余年来的买办思想，二三十年来的法西斯思想，这些无形的敌人，还须得文化战线来彻底消灭。”[8]为了彻底消灭这些无形的敌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工作中的指导地位，毛泽东亲自发动和主持了思想文化界的批判运动。从1951年到1955年5月，先后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年）、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1953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4年）、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1954年）以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1955年），直至发展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二、1956年：以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为标志，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和理论形成较完整的体系

　　历史进入到1956年，这是积极探索的一年。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破除对苏共和斯大林的迷信，克服教条主义，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提前完成，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愈来愈迫切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需要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而当时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着“六不”：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周恩来认为，这些问题不迅速切实地解决，就很难适应即将到来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高潮，社会主义建设也就很难成功。

　　1955年11月2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提议召开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毛泽东表示赞成。

　　1956年１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我国现有的384万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正确地估计和使用这些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帮助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断进步，是党和国家极其重要的任务。”“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但同时也存在着麻痹迁就的倾向。”“因而不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认真研究和解决有关知识分子方面的问题；对于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报告指出：“我们所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就是为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必须尽一切努力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报告从“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要求出发，对扩大知识分子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水平提出明确的要求和具体的政策、措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提出了切实的计划、要求和措施。报告满怀信心地指出：“随着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而来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关于知识分子的一系列问题加以全面的解决，这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疑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党一定能够领导知识分子在科学文化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

　　胜利。”[9]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一直开到1月20日。会议闭幕这天，毛泽东讲话，他称赞“这个会议开得好！”他指出，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不行，全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10]

　　1956年２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批准成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全国上下迅速贯彻落实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一个“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全国掀起。

　　三、1956年至1957年春：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

　　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以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都反复阐述有关“双百”方针的问题。对它的必要性、性质、内涵和政策原则，做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并且强调“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办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11]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科学而深刻的阐述，表明他对发扬艺术民主、学术民主的坚定信心。“双百”方针是改善党与知识分子关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体现。深受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大大调动了他们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创造性、积极性。

　　同时，应该看到，毛泽东这时把知识分子问题与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意识形态、世界观作为判断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依据，这就使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政策出现了偏差。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一方面说：“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该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12]同时又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和他们辩论，进行恰当的批评。[13]为此，他提出了识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并认为“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

　　用的。”[14]

　　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强调：“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团结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同时他又指出：“但是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因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因此，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除了“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联系到“双百”方针，毛泽东认为：“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15]这段话后来成为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的所有做法的理论依据。毛泽东一方面主张艺术民主、学术自由，百花齐放，同时又把艺术和学术问题与世界观紧密联系起来，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来概括、观察一切学术问题。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强调上层建筑领域内两个阶级思想的斗争。“思想改造”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思想文化的一个十分独特而显著的特点。

　　这次讲话系统阐述了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和理论，补充、发挥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理论的正确的方面。但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做出错误判断，种下了此后一系列“左”倾错误的根源。

　　四、1949年至1957年春：贯彻实施知识分子方针政策的主要经验

　　总的说来，1949~1957年这一阶段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及其理论，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这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思想觉悟迅速提高，积极性最高涨的时期之一，知识分子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繁荣发展新中国文化科学事业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最为重要的经验是：必须正确界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肯定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充分信任和重视知识分子，是制定和实施“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基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吸收了历史的成功经验，又依据新中国成立新形势的需要，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政治情况，明确界定：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属于劳动人民，“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及时制定并贯彻实施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基本上达到使知识分子心悦诚服、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的效果。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能积极地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服务，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力量。以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为标志，进一步形成了一套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为前提的、以“团结、教育、改造”为核心的知识分子政策及理论体系。双百方针的制定和贯彻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归纳起来，知识分子问题上成功经验有四条：一条是科学界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肯定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一条是正确制定和实施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一条是明确在知识分子从事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条是对知识分子的任务、地位、作用、前进方向明确提出动员口号和努力目标，即“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和“又红又专”的要求。实践证明，这四条是党的知识分子方针政策最为重要的四个关节点。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从中国实际出发，用富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语言做出富有中国特色的概括。

　　实践证明，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这个问题上，如果出现差错就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20世纪60年代的过火批判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通过学习理论、参加社会实践、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进行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等途径，实践证明，是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这一时期，“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基本得到积极贯彻。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越来越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政治状态的评价，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以世界观来划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从而认为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强调实行以改造为主的政策，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的策略。虽然他同时也提出“不可用粗暴方法”，“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这样一些正确的要求，但由于在根本问题的认识上把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作为资产阶级看待，加之一些党员、干部存在歧视、排斥知识分子等旧思想，势必出现违反知识分子政策的过“左”行为，严重影响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