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领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在历史转折时期，领导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恢复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凸显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强调文化创造主体的作用，营造了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文化环境；推动文化的对外开放，实现了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转换，从而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 

　　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科学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新中国成立后，很快被确立为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但随着党的指导思想的“左”倾，其科学性被破坏。粉碎“四人帮”后，开始批判极左思潮，但要实现根本性的转变，首先要打破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局面，把人们从各种教条中解放出来，这是文化发展的前提。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针对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邓小平虽然尚未复出，因为觉得这是个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问题，即以高度的责任感给中央写信，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7月21日，刚刚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指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2]8月3日，他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话，商议为他起草在中共十一大的讲话稿，提出要讲唯物主义认识论，“讲毛泽东思想，不在引用很多毛主席的话，而在发挥他的根本思想。”[3]为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邓小平充分肯定和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号召：“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4]在他的推动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由无组织的小范围的争论变成全国性的有组织、大范围的讨论，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实事求是精神深入人心。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努力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也作为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载入史册。 

　　邓小平提倡解放思想以清除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束缚，又防止矫枉过正。当时，极少数人利用党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攻击毛泽东，出现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价值的错误思潮。对此，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5]1979年3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他帮助人们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指出：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6]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党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分析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创立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同时又正视探索中的失误，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区分开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分清了历史是非，认识历史发展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避免陷于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7]。决议廓清了思想的迷雾。邓小平的一系列举措凝聚了共识，化解了危机，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在新的实践发展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指导决议起草、写作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法论也成为我们与历史虚无主义做斗争的武器。 

　　二、调整文化的政策，确立“两为”方向 

　　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全面整顿时贯彻毛泽东“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的精神，对极左文化政策进行了一些纠正。如提出对文艺作品不能求全责备，“样板戏不能一花独放”，否则就会阻碍文艺发展；提倡文艺作品题材多样化，不能把“三突出”的理论绝对化，并积极推动电影《创业》的重新上映和《海霞》的公开上映。这是在文化领域拨乱反正的初步尝试。邓小平在1977年复出后，总结和反思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发展正反两方面经验，领导文化政策调整，重建文化秩序。针对文化领域乍暖还寒，历史的惯性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的状况，他强调实施“双百”方针。8月初，他在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8]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他郑重提出：“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9]，意在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文化繁荣。 

　　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文代会召开，邓小平代表中央致《祝词》，对新中国文化建设实践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回答，阐明了新时期文艺发展的原则立场。他指出：“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并集中阐释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他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10]肯定了毛泽东以人民为本位的文化观，又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作了符合时代精神的新阐释，从本质上揭示文艺与生活的辩证关系：文艺家要从人民生活中吸收营养创造文艺事业，又把最好的精神产品奉献给人民。创作题材上，“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11]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只要能够使人们从中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12]不再只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认可了文化的娱乐和审美的功能，丰富了文化内涵。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祝词》没有提“文艺为政治服务”，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13]要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营造保证文艺工作者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良好氛围，“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强调“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4]尊重文艺和文艺家的主体作用，为文艺松绑，改善文艺发展的环境，对繁荣新时期的文艺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二为”方向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 

　　1980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明确表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同时也指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15]在革命年代，“工农兵”占人口的90%以上，是人民的主体，在新时期，“工农兵”已远远不能涵盖文艺的服务对象，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根据邓小平等的意见，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明确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社论认为，这个新的口号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它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比起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邓小平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领导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把过去提出的正确的方针原则恢复起来，把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并根据时代的变化，适时实现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政策的重大调整，既为文艺建设提出质的规定性，又为文艺建设实践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以开放的视野接纳新的文化现象和鼓励新的文化探索，但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他反复强调“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一定要重视理论界、文艺界，以及整个思想战线的情况、问题和工作”。[16]这种领导不是具体的、直接的，而应当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领导，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的把握和引导。具体而言，即帮助广大文化工作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分析问题，引导文艺工作者加强同时代、同人民的联系，促使他们与党的事业同心同德。党报党刊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17]关注思想动向，对社会思潮进行引导。20世纪80年代初，他支持对电影《苦恋》进行的批判，但要注意摆事实，讲道理。在思想界、理论界发生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时，他指示要“写有分量的文章，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说话”。[18]他告诫大家，对思想领域的倾向斗争，要从实际出发，“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19]不能把“双百”方针理解为取消四项基本原则，违反了这个原则，那就超越了言论自由的限度。他强调社会效益第一，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惟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抵制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20] 

　　三、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叶剑英在1979年庆祝建国30周年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时提出精神文明的概念。一个月后，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重申了此观点，此后不断强调并系统化，成为他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构想。他明确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突出精神文明建设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这是对党的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1]精神文明建设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22]一再强调必须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标志着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新的文化范式的确立。邓小平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23]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在“四有”当中，邓小平最强调的是有理想。他说：“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24]他非常重视培育有知识有文化的社会主义新人。他说：“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在上层建筑领域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影响，就必须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25]人的全面发展内在地包含着人的道德水平的提高和全社会的道德进步，培育有高尚道德的社会主义新人是精神文明建设题中之义。 

　　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根本的问题在于教育人。邓小平主张要从青少年抓起。“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26]十年内乱造成了人们理想信念的扭曲和道德的滑坡、文化教育的停滞，新时期“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27]大量的思想认识问题要通过教育去解决，“一定要注意引导”，只能说服，不能压服，这是一贯必须坚持的原则。他认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28]由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继承优良传统而又体现时代要求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初步形成。 

　　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知识越多越反动”。邓小平致力于纠正这一错误。他在领导全面整顿的过程中，对“四人帮”给科技人员扣的“白专”帽子不以为然，表示：“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29]并着手纠正错误。粉碎“四人帮”后，他响亮地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30]因为“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31]他恢复工作后，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领导拨乱反正工作。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矛头就直指“四人帮”强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了17年科学教育工作的成绩，提出要恢复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名誉。9月19日，他与教育部负责同志谈话，指出：“‘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32]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全面阐述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是党的一支依靠的力量的观点，确立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地位，消除他们心头的阴影和顾虑。为建设一个宏大的人才队伍，1975年他即提出要挑选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1977年8月，他领导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从1977年秋天到1978年夏天，全国共有1160万人参加了高考。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变革，不仅扭转了人才队伍日益萎缩的局面，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对知识、知识分子的态度。“把知识分子团结起来，要有制度。”[33]“我们不仅要在思想上，而且要从工作制度上创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涌现和成长的必要条件。”[34]他要求在可能的条件下，改善和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使他们能够减少后顾之忧，并表示愿意当“后勤部长”。他强调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我们要开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是把人才卡住。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35]他非常重视青年文化工作者的培养，认为年富力强，思想敏锐，是我们文化事业的未来，是保证文化发展活力之所在。他“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36]他把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作为衡量一个领导者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贯穿于邓小平理论发展的始终，并把它“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37]来着手解决。这不仅奠定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的人才基础，而且激发全民族的创造活力，对中华民族的迅速崛起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和智力支持。 

　　五、以开放的视野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站在时代新的起点，面向世界，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有益成果，以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是邓小平文化建设思想的一大特色。他指出，“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38]对于古代的优秀文化，要运用阶级分析、历史分析的方法，分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再将传统的、积极的、有益的文化经过改造，变为当今的文化内容，即古为今用。任何民族、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长处。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他认为要善于学习。他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39]“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40]毛泽东晚年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我们已经具备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好的国际国内条件，同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成为可能。“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1]，“把世界上的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42]。邓小平亲自打开了中国文化开放交流的大门。1977~1978年，他先后会见了丁肇中、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袁家骝等海外著名科学家，一方面诚挚地邀请他们回国访问、讲学、考察，另一方面希望他们支持帮助开辟最初的留学渠道。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视察清华大学时提出了当年向国外派出3000人、次年派出1万人的建议。他说：“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请教育部研究一下，在这方面多花些钱是值得的。”[43]国家随即做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决策。1979年邓小平访美，开启了中美政府间包括高能物理等基础科学在内的交流与合作的大门，中美两国签署了合作的执行协议，为中国基础科学从封闭走向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在社会科学领域，新的思潮和新的研究方法相继被介绍到国内，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与世界的交流，并取得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平的成果。从此，对外文化交流与科技合作向着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方向纵深发展，中国开始从世界舞台的角度审视和发展中国文化。他提出的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后来发展为整个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 

　　对待西方文化，邓小平坚持以我为主的中国主体性原则，反对良莠不辨、片面接受，强调：“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44]他反对迷信西方文化，食洋不化，作茧自缚，警惕资本主义文化中对我们有害的东西泛滥，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科学世界观最鲜明的特征。他不但以巨大的勇气，领导完成文化领域拨乱反正的任务，而且，承先启后，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时俱进，把握时代主题，领导开辟了一条宽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迎来了新时期的文化发展与繁荣。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贡献是巨大的，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163页。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149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173页。 

　　[7]《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211~212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256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1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38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页。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2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 

　　[3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41页。 

　　[3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3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页。 

　　[33]《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3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3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3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3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276页。 

　　[3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页. 

　　[3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4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4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4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 

　　[4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页。 

　　[4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