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党的中心工作转到经济建设上，人才成为现代化建设最为短缺资源，如何在全党、全社会迅速扭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如何评价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价值和贡献；如何使全体党员干部转变革命思维，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新情况、新任务，既需要在思想上、理论上，更需要在政策中和实践中加以解决。邓小平时代之初，成功地解决了困扰人们已久的知识分子问题。[1]同时，全力推动干部制度的顶层设计，使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水平和执政能力稳步提升，促进向知识型社会、管理型政府的转型。这两支人才队伍建设，为顺利实施和完成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提出的目标，以及跨世纪的持续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邓小平必须解决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问题的时代课题

　　（一）知识分子队伍状况和政策调整

　　知识分子问题始终是中共历史中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党的重要领导人都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在中国革命中，知识分子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在爱国主义旗帜感召下，坚定地追随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问题却成为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断遭遇困境的问题，严重阻碍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科学技术，以原子能的利用，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展为标志，正在经历着空前的变革，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人才资源的世界性流动和争夺也是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在新的世界竞争中，一个国家是否拥有人才、拥有多少人才，能否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持续不断地产出人才，成为各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较量的重要砝码。而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2]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策的宽松、对外交往的增加，中国出现一股汹涌的人才外流潮，严重冲击着青黄不接的中国知识分子队伍。中国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一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低下，在政治上得不到应有的信任，在社会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党没有在理论上彻底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导致在实践上知识分子政策始终摇摆不定。接连不断的思想批判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做出的“两个估计”对新中国成立后文教科技事业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识分子的整体价值和社会地位堪称跌落至历史的最低谷。他们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些毕生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至死都不能被批准入党。在各种政治运动和社会价值导向中，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和走资派”之后，被称为“臭老九”，处于社会阶层的最底层。二是当时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低下。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专业人员学非所用，很多科研文教机构不具备基本的工作条件，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工作尚未完全恢复。在生活上，知识分子生活负担和精神压力沉重，很多人健康不佳、疾病缠身，甚至英年早逝。这两个问题在当时已经成为知识分子在事业发展上和实际生活上都不可持续的重要威胁。特别是科技知识分子，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世界各国投入巨资进行科学研究、科技创新，而国内很多专业机构仍体制僵化、机制不灵，科研资金匮乏，缺少基本的实验设备、情报信息、学术交流等，不少科学技术关键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突破，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更是滞后。因此，国外优厚的待遇，特别是成熟优越的科研环境，对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阴霾的知识分子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邓小平对知识分子队伍状况十分忧虑，在第三次复出前后，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密集的考察，发表了多次谈话和讲话，对相关文件资料做出多个批示，集中表达了解决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知识分子问题的迫切心情和坚定决心。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为期五天、有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发表了多次讲话，分别就科研机构的管理体制、知识分子脑力劳动的性质，特别是对新中国知识分子的评价等问题，进行了对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产生深远影响的分析和说明。在6日的座谈会上，当听到科技人员要用很多时间跑器材时，敏锐地意识到现行的科技体制制约了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他说：“我现在仍主张搞‘三套马车’：一个是配备党委书记，多半是外行，但对科学教育事业要热心，当然找到内行更好；一个是管业务的，这应当是内行；再一个是管后勤的，即后勤部长。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后勤部长。科学院党委在一定意义上讲要成为一个后勤部，教育部也要兼后勤部。”在座谈对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精神压力的“两个估计”时，邓小平坚定地指出：“从马克思到毛主席，都认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无非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的区别。”这就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阐释，为彻底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脑力劳动者；新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针对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分歧，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对中国知识分子做出的最明确、最有说服力的政治判断，在理论上澄清了党内外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诸多疑惑，为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为在实践中正确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依据。

　　改变党内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偏见，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是新时期调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另一重大举措。1982年和198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先后转发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关于加强在中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的报告》、《关于大量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报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二）干部队伍状况和制度设计

　　党的干部队伍是推动和完成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是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完成不同历史任务并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建立了一整套选拔、任用干部的制度和方法。在新的历史时期，党能否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部队伍的状况。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合格的干部队伍也是革命和建设极为重要的人才资源。

　　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干部制度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干部制度自身存在的制度固化、机制僵化等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显露出来，干部队伍年龄老化、文化水平偏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愈来愈突出，如果不做出变革，将难以胜任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从年龄结构上看，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年龄人均65岁；1982年机构改革前，国务院各部委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为63岁，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为62岁多。省部级领导干部中50岁以下者仅占总数的15％，相当一批干部连8小时工作都难于坚持，根本无法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3]机构改革后，据国务院经济口34个部委的统计，137名正副部长、正副主任的平均年龄57.93岁，比机构改革前下降5.7岁。[4]从文化程度上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只有9％的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初中以下文化程度高达70％以上。80年代初，干部文化程度虽有所提高，但全国两千多万干部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而初中和高中、中专程度的则各占40％。[5]从专业结构来看，“缺乏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多，具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少”[6]。在经济建设、教育、科学等领域具有专业能力的干部更加缺乏。1980年，中国司法干部起码缺100万，[7]严重制约新时期的法制建设。因此，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干部选拔标准中，除了政治标准，突出强调“懂行”和“年轻”。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明确提出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组织上迫切需要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选拔和使用制度化”。[8]同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重申这一观点，对干部“四化”做出完整的概括和表述：“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说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9]

　　二、邓小平的人才资源视阈中的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推进科技体制改革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以全球化的视野，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人才资源的战略高度，把知识分子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资源。因此，邓小平率先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10]

　　邓小平是从尖端科技领域和年轻化两个方面抓科技知识分子队伍建设的。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技教育工作，频繁地接见、会见参加各种科学会议、来华访问的尖端科技领域的中外科学家，关注世界尖端科技发展水平，详细了解世界发达国家尖端科技发展情况。十分慎重、高效地处理、批示中外科学家对中国科技事业的各种建议、来信，保持着与众多华裔科学家的紧密关系。

　　如何实现中共十二大提出的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20年奋斗目标，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要抢时间，前10年要为后10年做准备，其中重要的准备是要调动几百万知识分子骨干的力量，坚决改变在实际工作中知识分子学非所用、学非所长的严重状况。他把发展科技，特别是优先发展高科技作为重要基础和手段，对每一个高科技项目都亲自过问，提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不要失掉时机，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1983年，邓小平亲自批准了高科技项目——用于高能物理实验和同步辐射应用研究的大型科研装置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1988年工程竣工时，邓小平再次视察时谈道：“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11]

　　邓小平十分重视科学家对我国科技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并高瞻远瞩地迅速加以落实和实施。如对中国科技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高技术工程“863计划”等。前者从提出到实施，仅仅半年时间。后者从提出建议到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仅仅用了八个月的时间。邓小平在多个批示中要求“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立即组织实施”。[12]

　　邓小平对科技队伍知识老化、年龄老化的问题十分着急，力主在科研工作、科研项目中不拘一格地发掘人才，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以保持科技创新活力。并把发现人才、爱护人才，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作为各级领导的职责。邓小平十分痛惜“文革”十年“使我们耽误了一代人的时间，影响了二十年。”[13]他提出，“中国目前人才往往从五六十岁的人中挑选，这样就不能体现活力。中国只有出现三四十岁的政治家、科学家、经济管理家和企业家，并由这批人担负重任，国家才有活力，政策才能保持长久……有才干的年轻人要上去，学术界才能活跃，光靠老同志还不行。论资排辈的状况一定要改变。”“对少数尖子人才的待遇可以高一些。应该向尖子人才提供较优厚的待遇。对有才能的人应该破格评级提升。”[14]1979年11月，在出席中国科学院建院30周年的茶话会上，再次强调青年人才对科技发展的重要性：“世界科学发展史说明，在科学领域里做出杰出贡献的往往是中年人和青年人。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只要做出了贡献，符合研究员、教授的标准，哪怕只有三十岁，也要把他们提拔到研究员和教授的岗位上，给予应有的学位和技术职称……在这个问题上要改变论资排辈的现象。”[15]

　　开展科学研究，发展科学技术，归根结底是要服务于经济建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在经济体制做出重大改革之后，计划体制下的科技体制制约了科技成果转化的速度与质量。邓小平推动了具有跨世纪影响的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的最大目的是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科技与经济、与市场的结合，使科技人员走出书斋，走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大量科技知识分子摒弃传统观念，成为生产者、创业者，体制的活力迸发了科技创造和发明的活力，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把科技成果转化为财富，在社会层面上，成功地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形象，极大地提升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和地位。这一举措也体现了邓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邓小平以最高领导人之力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凸现知识和智力劳动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使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从外力的解决转化为知识分子的内生动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问题。

　　（二）加强干部制度顶层设计，推动干部队伍“四化”建设

　　干部队伍也是现代化建设事业极为重要的人才资源。干部队伍的“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是抗战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的现代表述和意义的延伸。1939年，党在《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和“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的要求，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对干部队伍的文化训练被列为同等重要的问题，把工农干部提高文化素质也同样提高到事关革命事业成败的高度。战争年代，由于环境的严酷，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强调得多。又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对干部队伍的知识分子化却重视不够。新中国成立以后，进入和平年代，干部队伍的知识分子化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干部队伍“四化”思想的雏形最早由陈云提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新任务，党的干部队伍状况十分堪忧：各级领导在年龄上严重老化、干部队伍青黄不接，在思想观念、文化知识上远远落后于形势需要，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亟待提高。特别是在两年“徘徊”时期发生的“洋跃进”，更凸显出干部队伍与形势变化的不相适应。陈云在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以及其他会议上多次提出培养有专业知识的年轻干部的问题。为了改变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并针对一些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被长期拒之门外的情况，陈云还提出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

　　邓小平深感在“新的长征”中人才紧缺、断档的压力，十分赞同、支持陈云的意见，“我们的人才本来就少，决不能再浪费人才，我们经不起这个浪费。老同志的最主要的任务，第一位的任务，是提拔年纪比较轻的干部”。[16]在1980年8月中央政　　　　　　 　　 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17]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年轻干部的培养问题和老干部的离退休问题最终形成了制度化，彻底打破了干部任职终身制，为选拔、培养“四化”干部创造了重要条件。

　　干部队伍的“革命化”是“四化”的前提和基础。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文革”中干部队伍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一些人反对改革开放、一些人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下主张全盘西化等干部队伍思想比较混乱的状况，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正确的政治路线“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又强调：“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考虑，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中再次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

　　三、新世纪的挑战

　　邓小平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既重视对知识分子本身的定位，同时又超越了对知识分子本体的认识，把知识分子群体放在国家、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发展中、放在世界潮流的大局中进行审视，对知识分子做出既符合历史，又超越历史的判断，从而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彻底地解决了党关于知识分子的重大理论问题。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储备人才资源的战略布局，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保障。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有力地保证了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不断提高。知识分子问题的彻底解决，使具有忧国忧民传统、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迎来了真正属于自己、属于中华民族的春天，这是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工业革命以来，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深刻影响了世界力量格局。每一次人才资源的重新聚合都改变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新中国成立后，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回归祖国，他们与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一道，奠定了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两弹一星”、多复变函数论、陆相成油理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成就，高温超导、中微子物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纳米科技、干细胞研究、人类基因组测序等基础科学突破，超级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高性能计算机、三峡工程、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移动通信、量子通讯、北斗导航、载人深潜、高速铁路、航空母舰等工程技术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为国防安全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也为中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奠定了重要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科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演化为创新体系的竞争，创新战略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科技创新，就像撬动地球的杠杆，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面对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我们不能在这场科技创新的大赛场上落伍，必须迎头赶上、奋起直追、力争超越。”“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18]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21世纪中国科技发展的新课题。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不仅渗透到各个传统产业，科学技术本身也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参与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人才资源与自然资源一样，成为经济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制约因素。如今，我国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防技术总体发展水平已经赶上或正在向世界水平靠近，尖端科技众多领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科技队伍和干部队伍，并正在吸引越来越多人才的加入。2010年，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5700万人，位居世界首位；2011年，回国创业的海归人数18.62万，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最大的人才流出国，转变为世界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国。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从世界发展趋势看，从人才资源战略角度看，这两支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水平，特别是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等，仍然是新世纪面临的严峻挑战。科技队伍创新型科技人才结构性不足矛盾突出，世界级科技大师缺乏，领军人才、尖子人才不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同生产和创新实践脱节。中国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号称制造业大国。但是科技创新基础还不牢，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创力还不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才问题仍然是新一轮“国际竞赛”中的关键因素。而干部队伍，特别是基层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科学化的水平，适应世界发展新形势、新挑战、新变化的能力仍有待进一步提高。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能否成功，“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水平也是极为重要的制约因素。

　　站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上，仍有许多困局需要破解、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要做，邓小平从人才资源的战略高度看待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思想已成为新阶段的思想资源，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仍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