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它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以下简称学部）的基础上，于1977年5月建立的。自1975年治理整顿开始，出于同“四人帮”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需要，邓小平开始关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并指示办好《理论战线》这个宣传阵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又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多有指导。本文试对其进行整理研究。

　　一、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院长为郭沫若。1950年6月，首批15个研究所成立，其中有4个是社会科学类研究所，即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研究所。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体制建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为4个学部之一。该学部由7个研究所组成，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1956年，国家在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时，也制定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1956~1967），《规划》的实施大大推动了院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发展。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已发展到14个研究单位，包括经济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法学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和情报资料研究室。

　　1957年7月，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党的领导，院党组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建议：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分党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术思想方面的问题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若干研究机构要取得中央各有关部门的业务支持和中央负责同志的联系指导。8月9日，中央宣传部批复同意。此后，哲学社会学学部逐步从中国科学院分离出来。1960年，学部划归中宣部直接领导。1961年以后，院属机构中不再列入该学部所属研究所。[1]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遭到严重破坏，内部派系斗争激烈，正常秩序被打乱。其上级主管部门中共中央宣传部，作为“文化大革命”重灾区，被称作“阎王殿”而打倒，导致学部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1969年后，随着“五七”指示和干校的建立，学部绝大部分人员被下放农村参加劳动。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学部人员回到北京并逐步恢复工作，学部暂时由国务院科教组代管。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后教育部恢复，学部又改由教育部代管。[2]但是，由于教育部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整顿教育的任务本身已经十分繁重，代管学部力不从心。

　　1975年初，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受命主持国务院工作，开始大刀阔斧对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的各领域进行治理整顿。他在全面整顿科学事业的同时，也着手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哲学社会科学，这样学部的管理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同时，出于同“四人帮”进行舆论斗争的需要，邓小平提出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以下简称政研室），并提议由政治研究室“代管学部”，加强对学部的管理和

　　领导。

　　二、邓小平要求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代管学部”

　　1975年1月6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的1号文件发出的第二天，邓小平就找胡乔木谈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问题。1975年7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并代管学部。邓小平希望通过政治研究室掌握这支中国最大的、有组织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领导权，将宣传理论队伍组织起来，为当时的中央做理论上和学术上的探讨。

　　邓小平所以如此重视政研室和学部，与当时复杂的历史环境紧密相关。“文革”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由“四人帮”控制。中央的“两报一刊”和上海的《学习与批判》都是他们直接控制的。“四人帮”及其控制的这些宣传从一开始就抵制邓小平的整顿。当时，所有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会议，以及邓小平在这些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即使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中央文件，在报纸刊物上都得不到宣传，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主张在报刊上得不到反映，几乎没有什么舆论宣传。甚至形成报刊宣传同邓小平领导的治理整顿工作互相打架的局面，这里说要安定团结，报刊宣传说还乱得不够；邓小平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四人帮”则宣传进行阶级斗争。按照邓小平的部署，6月以后，治理整顿要进一步铺开和深入。这势必会涉及“四人帮”长期控制的文艺、教育、科技、出版、理论等领域。因此，无论是治理整顿的进一步开展，还是同“四人帮”进一步的斗争，都迫切需要舆论宣传和思想理论工作的支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6月8日，邓小平约见胡乔木，商谈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有关事宜。关于政研室的任务，除了写文章承担编辑《毛选》五卷的具体工作外，邓小平明确提出“政研室成立以后要‘代管学部’”[3]，就是分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显然，由于当时意识形态领域被“四人帮”控制，邓小平希望通过领导学部这支当时中国最大的、有组织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将宣传理论队伍组织起来。胡乔木考虑到当时的工作，则表示负担不了。[4]

　　邓小平对学部工作抓得很紧。6月29日邓小平同胡乔木谈话，由于上次谈话中胡乔木对于代管学部表示负担不了，他再次提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一定要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业务工作管起来，并商定学部的政治工作由国务院政工组管，行政工作由国务院办公室管；还提出学部要办个刊物，由政研室指导。随后，指示中央组织部提出学部负责人人选，并要一位副总理召集国务院办公室、政工组和教育部，就此事发一正式通知。以后，还对胡乔木说：学部适当的时候要考虑从学术界人士中安排副主任。学部可以出好多刊物，每个所都可以出，现在先集中力量出一个综合性的。[5]邓小平如此强调政研室要代管学部，并要求学部办刊物，是因为，一是要掌握这支哲学社会科学队伍，二是建立自己的宣传阵地。这次谈话后，胡乔木即与有关方面商量学部领导人选。1975年7月5日，国务院办公室发出一个通知，宣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组成。7月9日，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向中组部提出的学部临时领导小组人选问题。7月11日，政研室负责人开会谈了学部工作，确定由胡绳联系学部。会后向邓小平写了简报报告。邓小平批示请李先念办。7月16日国务院发布学部领导机构名单，郭沫若仍任学部主任，并组成学部临时领导小组负责学部日常工作。7月17日，胡乔木召集学部新领导人开会，在会上谈了工作方针和他们的分工，确定准备把下去的业务人员调回来。7月18日，胡乔木再次向邓小平汇报了经中组部批准的学部人事安排和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分工情况。[6]经过治理，至7月下旬起，被派到学部的军宣队、工宣队陆续撤离，学部下放农村的研究人员被召回，研究所科研业务逐步恢复。

　　邓小平抓政研室和学部工作，引起了“四人帮”及其派系人员的警觉。据后来揭发，当时朱永嘉、王知常[7]两人讨论：“邓小平这个人识货，这批大秀才别人不肯用，也不敢用，他一下就抓到手里，成了他的办事班子和参谋班子。”朱永嘉后来交代：“我当时埋怨张春桥、姚文元怎么不抓学部，将来总是个祸害。如果要抓，我去搞几个月，就可以把机器开动起来。邓小平一抓政治研究室、学部，我认为对立面起来了。”[8]这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邓小平抓学部工作的重大意义。1975年9月，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哲学社会科学若干事项的通知》。通知中规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直接受国务院指导，其地位同于科学院，相当于部委一级单位”。[9]通知正式提出建立单独的社会科学院的计划。

　　三、邓小平指导学部创办《思想战线》杂志

　　在邓小平亲自领导过问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联系学部过程中有两件事情意义最为重大。一是组织了学部党组，帮助确立了领导人选和分工，一定程度开始恢复学部秩序，如上文所述。二是请示国务院准备办一个叫《思想战线》的杂志[10]。邓小平亲自抓了刊物的创办工作。虽然最终刊物没能办成，却体现了邓小平对学部和这个刊物的重视。

　　1975年邓小平领导治理整顿过程中深感宣传阵地的重要，但是当时“四人帮”掌握“两报一刊”，控制了宣传舆论和意识形态。为此，他只能另辟蹊径，成立政研室，抓学部工作和创办自己的理论阵地《思想战线》。6月29日他同胡乔木谈话中即提出“学部要办个刊物”，后来还说过：学部可以出好多刊物，哲学，经济学，每个所都可以出，现在先集中力量出一个综合性的。写文章要利用各种周年纪念，例如《整顿党的作风》发表多少周年纪念，这样题目就多。[11]邓小平对这个刊物非常重视，此后，他又在七八月间几次催问此事。

　　为此，胡乔木给党组专门开了一次会，谈如何办这个杂志，出了一些题目，提出先组织哪些文章。胡乔木在关于办《思想战线》的讲话中，重点非常明确，那就是杂志要全面宣传党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并且说，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目前报刊上安定团结没有得到反映，把经济搞上去也没有得到反映，而这个杂志就应该全面反映各项指示、各条战线。对于创办《思想战线》，“四人帮”非常警惕。他们在内部酝酿，准备这个杂志的文章出来一篇他们就批一篇，将杂志看作自己的劲敌。9月5日学部临时领导小组起草了关于创办《思想战线》的请示报告初稿。

　　随后，形势的发展，使邓小平更加认识到创办《思想战线》刊物的重要性。在毛泽东就小说《水浒》发表谈话后不久，1975年9月12日，江青在大寨群众大会上讲话，说：“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他怎么篡夺的领导权呢？同志们，他是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的岗位。这是他的组织路线。”[12]9月13日，邓小平会见来送江青在大寨讲话材料的胡乔木、吴冷西。在胡乔木谈到学部办刊物问题时说：你们也要抓紧筹备，把《思想战线》办起来。别人写文章，你们也可以写，但不要影射，要讲道理。这个刊物的重要文章，要交政研室审定，有些文章还要送中央和国务院审查。[13]胡乔木曾说，《思想战线》实际上不单单是学部的刊物，也不只是政研室的刊物，而且是国务院要办的刊物。[14]此后，胡乔木抓紧了刊物的筹办工作。

　　9月19日下午，邓小平会见前来请示工作的胡乔木。在谈话中再次从《化石》杂志谈到学部办刊物问题，指出：《化石》这样的刊物主席还这样关心，学部办的综合性理论刊物主席还会不关心？[15]《化石》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办的科普刊物。1973年创刊时为半年刊，由于毛泽东的关注，1975年改为季刊。邓小平谈话后，9月22日，学部临时领导小组起草的关于创办《思想战线》的请示报告初稿送给胡乔木审阅修改。胡乔木于9月29日改写后于10月4日以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名义上报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对刊物的刊名和性质、办刊方针等做了说明。第二天，即10月5日，邓小平审阅胡乔木改写的关于创办《思想战线》杂志的请示报告，并做出批示：“拟同意，请主席批示。”6日，又在毛泽东圈阅后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请政治局同志传阅后退胡乔木。”[16]邓小平创办《思想战线》的急迫心情于此可见一斑。

　　恰在此时，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10月中下旬，毛泽东就邓小平转呈清华大学刘冰来信反映迟群和谢静宜一事，对邓小平做了严厉批评。11月2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在会上对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的形势进行了攻击。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即使在这种环境下，11月4日邓小平再次约胡乔木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告诉胡乔木：你们以后就是抓紧这两件事：一件是把编辑《毛选》的工作做好，一件是帮助学部把刊物（即《理论战线》——笔者注）办好。要把办好这个刊物作为政研室的主要任务。[17]从中不难看出《理论战线》在邓小平心中的地位。

　　《理论战线》的命运同学部和邓小平治理整顿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10月4日，胡耀邦被邓小平任命为中科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他在牵头制定中科院整顿规划时，也开始为建立单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制定规划。后来，随着邓小平受到批判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兴起，政研室曾一度要被撤销，于1976年1月17日宣布不再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工作，社会科学院的建设计划被迫中止。1976年1月17日，邓小平同胡乔木见面，阅胡乔木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几位负责人商量后起草的给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和华国锋的一封信。信中请求国务院解除委托政研室代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业务的责任，并建议暂缓出版《思想战线》。邓小平阅后表示同意信的内容，并说政研室的问题要听候中央处理。19日，这封信发出。[18]这样，1975年治理整顿中的学部建设规划和《理论战线》杂志创刊工作就停止下来了。

　　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对中国社科院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指导

　　1976年秋“四人帮”被粉碎后，哲学和社会科学文化事业开始复苏。1977年4月5日，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向中央递交《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变名称的请示报告》。5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该报告，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地位与中国科学院等同，并将学部时期的14个研究所全部划过去。至此，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正式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去。随后，中央任命胡乔木担任中国社科院第一任院长、党组书记。1977年，“文化大革命”后复出的邓小平主动提出分管教育和科技文化工作，中国社科院自然也在他分管范围内。因而，这个时期他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进行了指导。

　　因为工作分工关系，他帮助处理了社科院不少具体工作。1977年9月9日，邓小平对《来信摘要》反映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研究人员建议恢复和重建我国民间文学工作一事，做出批示：“照转请华主席审示。我个人意见，提得对，但目前还来不及处理，待一些时候再说。”[19]9月22日　阅《来信摘要》，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反映该院有关负责人的问题，做出批示：“社会科学院处于无人负责领导的状况，应考虑。”并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20]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科院同其他部门一样，也面临着揭批“四人帮”和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为此，邓小平先后两次与社科院领导谈话，明确表示要把社科院单独保留下来。11月28日上午，邓小平和李先念听取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汇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情况，商谈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班子问题。针对有人提议将国务院政研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并一事，提出国务院政研室还是单独保留下来好，负责人可以兼两个单位的职。指出：名称就叫国务院研究室。还是你们这个班子。写文章，出资料。不适当的人淘汰掉一些，还可以吸收年轻一点的人，加以培养。现在能写作的多数人岁数都已经比较大了，要注意培养年轻人。政研室调来的年轻人也可以和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挂钩，研究所的有些活动他们也可以参加，扩大知识面。研究室的同志还可以和国务院各部委联系，搞调查研究。[21]12月20日邓小平和李先念再次听取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汇报。指出：要团结各种观点的干部和群众，集中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好，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少数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注意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要和一切犯过错误而改正了的同志团结起来，问题就容易解决。纠缠历史问题，算历史旧账，会改变政治方向，这不符合毛主席的政策。社会科学院的运动要与业务结合起来进行。[22]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社会科学院原有布局已经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在胡乔木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应增加若干研究所时指出：赞成增加新的研究所。什么事情总得有个庙，有了庙，立了菩萨，就可以动起来了。有些翻译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年龄都很大了，不赶快给他们立个庙，过些年就没办法发挥他们的作用了。[23]1980年1月21日，邓小平阅师哲[24]反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苏联问题的现状给邓小平、陈云的信，做出批示：“请乔木同志酌处。”[25]

　　按照邓小平谈话精神，1977~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成立了工业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财贸经济研究所、新闻研究所（现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世界政治研究所（后与世界经济研究所合并成立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现为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研究生院和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等16个研究和出版单位。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为东欧中亚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也在这个时期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

　　这个时期，邓小平关于社会科学工作也发表了几次谈话，明确提出“自然科学固然重要，要搞好，社会科学也很重要”，并“大力提倡学术讨论和交流”。1977年10月20日，他在同教育部门领导谈话时说：最近有人说我们只重视自然科学，文科没人研究。北大是综合大学，理科要抓，文科也不要丢掉。自然科学固然重要，要搞好，社会科学也很重要。[26]11月3日，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王浩教授。在谈话中肯定他提出的《关于促进教育科技发展的几点意见》，并指出：要善于发现和选拔人才，发现有前途的，要有比较好的方法帮助他们早出成果。不仅是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要大力提倡学术讨论和交流。各种学报和刊物，都是交流的场所，还要召开学术讨论会。要允许犯错误，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要允许犯错误，允许说话。[27]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举行。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第二阶段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要大家认识到社会科学的落后局面急起直追，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们面前有大量的经济理论问题，包括基本理论问题、工业理论问题、农业理论问题、商业理论问题、管理理论问题等等。列宁号召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我想，对于这两方面理论工作的比例来说，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不过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绝大多数思想理论工作者都应该钻研一门到几门专业，凡是能学外国语的都要学外国语，要学到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外国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使认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28]他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前进所不可缺少的。[29]这些意见对今天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依然颇具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