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领导社会主义干部制度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立足中国国情，经过深刻思考，创造性地提出新时期选拔干部总的方针，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化”方针，并经中共十二大写入党章。重温邓小平干部“四化”方针提出的历史，将有助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部工作体制机制的艰辛探索，使干部工作始终保持健康运行的内在

　　活力。

　　一、“革命化”思想的形成

　　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局面，建立什么样的干部队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长治久安？这是改革开放前后邓小平关于干部队伍建设思考最多的问题。在拨乱反正的历史情境下，邓小平干部队伍“革命化”思想逐渐形成。

　　第一，邓小平对领导班子的政治标准尤为重视。在具体实践上，邓小平强调有步骤地对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早在1977年底，他就开始积极进行干部革命化的初期实践工作。在领导班子建设的步骤上，邓小平把自上而下地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放在首位，认为配备班子的时候首先要把一、二把手选准。在邓小平看来，选准一、二把手的标准就是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1]后来，他又多次阐释领导班子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的具体标准。还举出反面例子具体说明不能进领导班子或者不能重用的人。他指出的几类人包括搞法西斯专政、称王称霸的；搞打砸抢的；投机钻营、招摇撞骗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好搞宗派活动的，玩弄权术，专门整人的；耍小聪明，搞小动作，不老老实实的；革命意志严重衰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2]以德为先是邓小平革命化标准一以贯之的原则，邓小平特别强调对党的优良作风继承。比如他认为有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好多事情都会变化，都会好起来。所以选干部，特别是选高级干部，要选艰苦奋斗或者比较艰苦奋斗的。[3]

　　邓小平认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单位干部的革命化标准应该是一致的。在用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邓小平对干部的政治要求十分坚决。他认为，地方领导班子包括企业单位的领导班子，要有威信。敢字当头，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能很好地工作。不能只要求中央派人，或省、市、自治区派人，并特别提出军队也一样。[4]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干部“革命化”的思想并不是片面的，更不是以“革命化”为唯一标准。他指出，有的干部没有专业知识，又不认真学习，尽管抱了很大的热心建设社会主义，结果做不出应有的贡献，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甚至还起相反的作用。[5]

　　第二，邓小平对干部“革命化”的思考是全面的。邓小平将干部的政治品质视为基本条件，在实践中逐渐扩充了“革命化”的内涵。1980年8月，邓小平指出人才问题主要是个组织路线问题，[6]年底，他又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首先是要革命化，强调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7]在当时拨乱反正的历史条件下，许多同志在评价干部是否革命化的标准单纯看是否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邓小平认为看待干部是否革命化要看长期表现，因此调配领导班子时，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人是当然不能让进。风派、溜派以及搞“地震”的人，那些错误严重而又态度很坏的人，那些有问题没有查清的人，也不能让他们进。[8]在邓小平看来，干部是否“革命化”的标准还不应仅限于此，在配备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配备一、二把手的时候，还应注意同“四人帮”没有什么牵连或者有点牵连也并不大的另外一种人，这种人政治品质不好，思想体系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其中有些人干了很多坏事，民愤很大，实际上是坏分子。[9]邓小平对干部“革命化”的要求也是包容的，并不求全责备。对一些属于个人缺点的非原则问题更是辩证看待，给干部以改正的机会，比如说，对于“骄傲”的问题，他就认为，凡是有点干劲的，有点能力的总是相信自己，是有点主见的人。越有主见的人，越有自信。这个并不坏。真是有点骄傲，如果放到适当岗位，他自己就会谦虚起来的，要不然他就混不下去。[10]应该指出，邓小平对干部“革命化”标准的思考是辩证的，干部的革命化只是政治基础，并不是唯一条件。他说，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是红。[11]

　　二、“年轻化”思想的形成

　　邓小平对干部“年轻化”的意义、目标和方法做了深刻思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代代相传的事业，必须认真选拔与培养一代又一代事业接班人。正是基于这种长远认识，邓小平一直在考虑培养、选拔接班人的意义和目标问题，并不仅仅限于解决干部队伍客观上的青黄不接。他指出：“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12]干部年龄结构的优化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老龄化现象严重，这是特殊历史情境下的特定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化大革命”及此前党的组织建设的受损使干部队伍面临着一系列优化的问题，一些干部的年龄在客观上难以适应改革开放进程中日益繁重的工作，但是，干部队伍年龄结构的调整涉及的利益面比较广，很多人觉得中青年干部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没有经验，感到不放心。因此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上阻力很大。邓小平本着政治紧迫感和无私精神，认为如果干部“年轻化”问题处理不妥，将制约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发展。

　　邓小平一直对党内不安定的因素的兴风作浪，坚持“四人帮”思想体系的人将来掌权保持警惕之心。特别是这些人有的隐藏得很深，数量也不少，普遍比较年轻。早在1977年，他就说，现在我们的领导干部年龄都比较大了，五年以后，五十岁以下的人，打过仗的就很少了。[13]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当时干部队伍的危机感。1979年，邓小平提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14]

　　正是基于历史经验和政治大局的双重考虑，邓小平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建设提到战略层面上来，以培养一支信得过的接班人队伍，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因此，他提示要分析原因，找出办法，认真有效地解决一部分青年忽视政治的倾向。事实上，只有可供选择的干部队伍数量上去了，才能使干部队伍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和稳固的政治基础，邓小平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干部年轻化的问题。1979年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中，邓小平指出选拔接班人就是要认真选拔比较年轻、年富力强的同志。1980年2月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具体化了年轻化的方针，认为必须注意从年纪比较轻、身体比较健康、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好的同志里面选一批接班人。1984年10月，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提出要大胆起用中青年干部。1987年6月，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同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他又一次指出，要坚决执行领导班子年轻化的方针，各级领导班子都要年轻化。

　　在实现干部年轻化的具体方法上，邓小平形成了一整套的指导思想。

　　第一，注重“年轻化”与“革命化”的结合，具体分析年轻人的情况，不能一味以年龄为标准。邓小平多次强调年轻干部要选得“准”，这个“准”字就是对年轻干部政治素质的要求。1977年在谈到调配领导班子时，邓小平注意到不能片面地要求干部年轻化，在贯彻干部年轻化方针的同时，必须将革命化放在首位。为此，邓小平特意强调配备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配备一、二把手的时候，只注意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没有牵连的问题还不够。这里不单是指选老干部，选年轻人特别要注意这一点。[15]邓小平具体说明了年轻化与革命化的关系，认为有少数青年人受“四人帮”的思想体系的毒害很深，至今还不悔悟，决不能选这种人当接班人。如果现在不注意这个问题，将来我们都不在了，或者管不了事了，会有大批这样的人上来接班，会给我们党、我们国家带来灾难。[16]

　　第二，将老同志的传帮带工作提高到合乎不合乎党员标准和干部标准的高度去认识。有些老干部觉得“文化大革命”后，自己重新出来工作不久就要退，难免有些情绪，而且，不可否认，中青年干部的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比起老干部来确实要少些，这就需要实现干部队伍的代际衔接。邓小平指出，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他以自己为例说明自然规律不可违抗。[17]邓小平提醒老同志们眼光要放得远一些，积极发挥骨干作用，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这件事做好了，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见毛主席，见周总理。[18]

　　第三，随时了解干部年轻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是论资排辈的问题。邓小平提出判断干部的标准不能只讲年龄大小，辈数高低，并很具体地谈到有几个年轻的科学家国内国际都出了名了，为什么不能够提为教授，提为研究员？在学术上，只要有创造，有贡献，就应该评给相应的学术职称，不能论资排辈。在工厂，总要选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比较高的人当厂长。[19]二是全面打破老框框的问题。邓小平要求地方、企业单位、学校、科研单位选拔人才可以破格，他针对当时的一些情况尖锐地指出，有些省、市、自治区党委也提了一两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干部，但所谓年轻，也是四十多、五十岁左右了，而且名字总是排在尾巴上，这也说明没有完全打破框框。邓小平特意提到军队高级机关干部年轻化的问题，在承认军队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干部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来提的基础上，邓小平还是要求军队打破框框，大军区也要选一点比较年轻的干部。[20]

　　三、“知识化、专业化”思想的形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将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中央到地方都需要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队伍。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将年轻化与专业化相结合，着重地讲了从组织上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自觉地更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逐步实现领导人员年轻化、专业化的问题。[21]

　　第一，对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始终紧扣组织建设，明确提出包括各级党委在内，各级业务机构，都要由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领导。[22]邓小平指出，许多同志对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也很不重视。这也是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的一种恶果。[23]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加强在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中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成为重要内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几年中，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到1981年10月，全国835万各类专业技术干部中，已有党员185万，占22.2%。[24]值得一提的是，在邓小平看来，知识化、专业化是对干部的水平和领导班子结构的要求。并不只是要求年轻干部，不能因为年龄而放松要求。为此，他提出，在哪一行的，不管年龄多大，必须力求使自己学会本行。学不会的或者不愿学的，只能调整。[25]

　　第二，“知识化、专业化”涵盖的内容是全面的。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当选党的各级委员会委员的条件时将专业化具体解释为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26]在工作中，他既看重干部的系统培训的专门知识背景，也看重干部实际的业务经验和管理水平。经济建设不断发展，凸显出专业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各种专业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按经济规律办事，就要培养一批能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我们需要一些专家、懂行的人，现在不懂行的人太多了，“万金油”干部太多了。在邓小平充分认识到专业技术的生产力作用，在他看来，干部结构不合理，不对路，必须走“知识化、专业化”的路子，不然，有好机器、好设备，也发挥不了作用。[27]邓小平十分重视专业干部的待遇，认为凡是合乎标准的人，就应该授予他相应的职称，享受相应的工资待遇。现在工资规定低一点也可以，但不能太低，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吃大锅饭。在一个研究所里，好的研究员的工资可以比所长高。在一个学校里，好的教授的工资可以比校长高。[28]

　　第三，对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的考核标准是动态的，也就是说，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可以通过不断培养进修和刻苦自学取得，并不只有接受正规学校教育一条途径。邓小平指出，解放后大专、中专毕业的学生七八百万，其中大多数出身于工农家庭，经过了十年以上的锻炼。没有受过大专、中专教育的中青年干部有实践经验，缺点是文化知识水平低一点，只要有计划地训练和培养，很多人一定可以成为又红又专的干部。在邓小平看来，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办法就是学。一个是办学校、办训练班进行教学，一个是自学。要下苦功夫学。[29]对于大量的自学成才获得专业知识的干部，邓小平持鼓励和肯定的态度，将他们视为知识化、专业化干部的一部分。他说，还有一大批刻苦自学的中青年优秀人才。上山下乡的青年中，也有不少深入群众、用功学习、很有才干的人。[30]

　　知识化、专业化能力的提升需要必要的时间安排和基础设施。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中对政法机关干部、战士和职工的专业训练做出明确规定，从军队和其他单位调到政法机关的要进行半年以上的专业训练。[31]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培养不仅重视短期培训，而且要注重常态、长效机制。邓小平提议，在学校里面，应该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这样的职称。在科学研究单位，应该有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实习员这样的职称。在企业单位，应该有高级工程师、工程师，总会计师、会计师等职称。邓小平在中国科学院成立30周年纪念会上又强调要建立学位制度，也要搞学术和技术职称。《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也提出恢复和扩大建设政法院校、政法干校、公安学院、警察学校、司法学校和各种训练班，大力加强干部的培训。抓紧筹办中国政法大学，把它办成我国政法教育的中心。[32]

　　四、对“四化”方针表述的概括

　　应该指出的是，干部队伍“四化”方针表述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与陈云、叶剑英等领导同志充分交流关于新时期干部选拔标准的看法，充分吸取他们关于新时期干部选拔标准的阐述，最终形成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的完整表述。

　　1979年7~8月，邓小平到山东、上海、天津等地视察，在谈到选拔接班人问题时指出，必须选懂行的和比较年轻的。同年9月29日，叶剑英在新中国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提出选拔接班人的三条标准：一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同时提出，要注意干部队伍的逐步年轻化和专业化，努力使我们的组织状况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任务相适应。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做报告，对叶剑英提出的三条标准表示赞同，并同样强调，“从精力上说，能够顶着干八小时工作，这一点切不要忽略。做四个现代化的闯将，没有专业知识是不行的，没有干劲是不行的，没有精力是不行的”。[33]

　　1980年1月28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对《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的修改意见，在谈到当选党的各级委员会委员的条件时说：总的趋势应该是年轻化、专业化。[34]同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引用了陈云关于新时期干部“德才兼备”的标准。邓小平说：“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35]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说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36]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把这一提法正式写进了党的决议，即“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同年7月1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谈到中国的干部问题时指出：“过去我们实际上存在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这要废除，要逐步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37]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把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作为今后一个时期要抓紧进行的四件工作之一，[38]干部“四化”方针最终写进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邓小平干部“四化”方针的提出，指明了干部队伍建设的方向，探索和完善了干部工作的机制，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精髓的继承和发展，因此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