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留学教育工作的开拓者、改革者和建设者。以往研究由于文献所限大多集中于邓小平留学教育思想的分析和阐发，[1]本文则根据最新解密的档案史料，从加快留学生的派遣、改革不合理的留学管理制度、建设吸引留学生回国的用人制度等三个方面，解读邓小平对留学教育工作的原则指导和政策实践，进而阐明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留学教育工作所起到的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

　　一、留学教育工作的开拓者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主动承担了教育和科学方面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严重冲击了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工作，使中国总体科技水平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科技人才呈现青黄不接的局面。面对这样的形势，邓小平反复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和非阶级性，强调派遣留学生到外国学习先进技术的重要性。1977年7月23日，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自然科学和语言一样没有阶级性，哪一个阶级掌握了，就为哪一个阶级服务。指南针、印刷术、火药，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外国人还不是学去用了，并且发展了。中国人很聪明。有些中国人写的东西，我们自己不知道，外国人拿去用了。”[2]他说：在科学技术上“我们国家六十年代和国际上差距还比较小，七十年代差距就比较大了。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你们可以花钱把外国技术资料买来，编到教材中去，也可以派留学生去学，还可以请外国技术专家来教。只有学到手了才能发展，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3]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谈教育问题时，提出“要派留学生出去，请人来讲学，把愿意回国的科学家请回来。”“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4]邓小平将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先进技术视为在科技领域追赶科技先进国家步伐的一个重要

　　手段。

　　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中国的留学生外派工作呈现停滞状态。从1972年开始，随着中国外交转向的需要，中国开始向国外派遣语言留学生和进修教师，但这些公派留学生多以语言留学生为主，少有学习科技的留学生。从1972年底到1977年底，中国先后向50多个国家派出语言留学生1162人。[5]1973~1978年，中国通过教育交流渠道先后向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联邦德国、瑞士、丹麦和澳大利亚等8个国家只派出了90名科技生。这样的情况很难满足中国现代化建设对科学技术的需要。为了扭转这一状况，邓小平积极拓展中国的海外留学之路，是新时期留学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一）亲自出面请华裔科学家带中国学者出国学习

　　1977年，诺贝尔奖得主美籍华人丁肇中教授偕夫人回国访问。8月17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丁肇中夫妇。在会见前，邓小平与方毅、吴有训、刘华清、张文裕谈话。邓小平提出：“我们先派几个人去丁肇中领导的实验室学习。要用外国的条件，来培养我们的科研人员。以后，可以根据他们的接纳能力，再多派人去。对派出去的人要选好。我相信，中国人是很聪明的，是可以学好的。”[6]与丁肇中的谈话中，邓小平说，“四人帮”胡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我还想管十年科学教育。现在是后继无人![7]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但不是什么都赶超，是在部分领域或一些方面赶超。要先学，学得好，才能赶超。对科技工作，要想得远一些，看得宽一些。一是要派人出去学习，二是要请人来讲学。[8]邓小平进而主动提出请丁肇中帮助中国培训物理学家。[9]

　　10月15日，邓小平在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林达光教授和夫人陈恕会见时强调：“要加强学术交流，我们已决定派十个人到丁肇中的研究所去学习。方针定了，还有政策问题，政策确定后，还得有措施。如果没有措施，方针政策也是空的。我们这么落后，应该拿世界最先进的成果做起点，努力奋斗，才能谈得上赶超。”[10]

　　经过一系列讨论和协商，1978年1月，中国科学院派高能物理所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十名科技人员到德国汉堡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DESY）在丁肇中指导下学习工作。这十名科技人员成为“文化大革命”后我国对外派出的第一批科技进修

　　人员。[11]

　　与丁肇中会见后不久，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FNAL）的加速器专家、美国当时最大高能加速器的设计者美籍华人邓昌黎教授也回国访问。10月10日，在同邓昌黎会见前，邓小平与方毅、吴有训、钱三强谈话，指出要派科研人员到邓昌黎那里学习。由于当时中美还没有正式建交，方毅顾虑中美关系问题有可能影响留学人员的派出问题。邓小平则高屋建瓴地指出：“这个（指派留学生学习）和（中美）正常化没关系，派四到五个人去，派几个人去。”[12]“尽快派人去，学习回来后搞我们的建设。去过一次的，以后还可以去。去的人不在年龄大小，而是要有点水平有点基础的，这样容易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拿回来。”[13]邓小平会见邓昌黎教授和夫人黄乃申时提出，“我们可以派几个人到你那里去学习一年，时间不够可以学一年半到二年。”[14]经过邓昌黎的联络和安排，1978年5月，以谢家麟为首的十名中国科技人员抵达美国费米实验室开展学习与交流。[15]1978年3月4日，邓小平在听取关于计算机发展问题汇报时，就计算机项目发展和人才培养问题时，提到“还要派人出去学习，到丁肇中、邓昌黎那里去学习。”[16]

　　邓小平亲自出面为中国科技人员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拓宽了渠道。这一举动的示范效应表明了中国对外开放对外学习的决心，促使海外华裔科学家纷纷回国为祖国建设提供帮助和便利，建立了一批留学特别项目，如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教授建立的“中国—美国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华裔科学家吴瑞教授倡导建立的“中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考试”项目、华裔科学家丁肇中倡导建立的“实验物理研究生项目”、华裔科学家陈省身教授倡导建立的“数学研究生”项目等，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的留学之路。

　　（二）发出扩大留学的号召

　　邓小平亲自出面请华裔科学家带中国科技工作者去外国学习，虽然可以解决重点研究领域的部分问题，但是对于国家现代化的需要，还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加速人才培养、学习吸取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其他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以适应国家四个现代化的需要，邓小平发出了“成千上万”派遣留学生的号召。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谈到清华问题时提出了关于大量派遣留学生的要求。他说，“我赞成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今年选三、四千，明年派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办法。”“请教育部研究一下，在这方面多花些钱是值得的。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留学生管理制度也要改变一下，不要看得死死的。留学生可以住在学校，也可以住在外国朋友家里。暑假还可以让他们回来一下，了解国内情况。教育部要有一个专管留学生的班子，可以到留学生较多的国家去看看，经常了解留学生的状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他还叮嘱，“今年派三千出去，怎么选派，派到哪里，要订好

　　计划。”[17]

　　7月11日，教育部就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报告》放弃了此前原定的派遣200名科技生的计划，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计划在1978年选拔留学生五千至六千人，至少派出留学生三千名。[18]8月4日，教育部就发出了《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8月21日至9月7日，教育部、外交部、国家科委召开了部分驻外使馆文化参赞会议，各驻外使馆积极支持加大留学生派出力度，并反映世界舆论认为中国大批派遣留学生的举措是“迄今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尚无先例”，“使在北京的外交官感到震惊”，“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国的）政治自信

　　心”。[19]

　　邓小平的指示成为新时期中国留学政策的一个分水岭，此后留学生的数量呈现直线迅速增长的趋势（见下图）。留学人员也从“十个八个”发展壮大为“成千

　　上万”。

　　1972~1978年度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统计图

　　资料来源：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

　　690~691页。

　　（三）打开中美留学交流之门

　　美国的科技和经济实力总体是世界最强的，但是当时的中美关系还没有实现正常化，这对我国派出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一个阻碍。邓小平则亲自打开了中美留学交流的大门。

　　自尼克松访华之后，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中美关系并没有迅速正常化。面对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扩张，卡特总统准备加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为此，1978年继布热津斯基访华后，美国政府特地派遣卡特总统的科技顾问、总统科技办公室主任弗兰克·普雷斯率领“美国有史以来规格最高的科技访问代表团”于7月6日开始了为期三天半的访华之行。[20]

　　美方起初仅将交换留学生作为谈判的筹码，列为议事日程的最后一项，其数额仅仅为50人。[21]在7月7日的谈判中，中方代表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询问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美国的留学生数量后，提出希望大幅度增加中国留学生名额。这完全出乎美方意料，由于没有预案，美方颇为尴尬，经过临时商量美方提出可以接纳500名中国留学生。方毅在当晚的欢迎宴会上祝酒时说，希望中美双方在科技交流和合作方面，“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路子要开得更宽一些”。[22]在这样的氛围下，科技合作谈判进展顺利。

　　7月10日，邓小平会见了普雷斯代表团。邓小平指出：中美两国进行科学技术交流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比其他国家先进一些，我们愿意吸收你们的技术……我们现在需要向发达国家，包括你们学习。[23]美方代表团成员阿金森问邓小平，“您是否担心一些中国学生也许一到美国就不回中国了？据我所知，苏联也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但是苏联惧怕本国留学生受到美国的腐蚀。”邓小平以博大的胸襟和战略眼光表示，“可以预计到会有少数人不回国。不过中国人不是苏联人，中国人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对祖国都是忠诚的。而且从长远考虑，那些没有立即回国的人是中国的一种财富。”[24]会见期间，邓小平说：“你们关于留学生问题的建议是很积极的，我们非常赞成。你们提出近期内接受五百人，我们提出的人数可能更多一些。用你们现成的条件，为我们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为什么不干呢。我们还要请更多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学者来帮助我们，请你们帮助改造一些企业。”[25]据卡特总统后来回忆，邓小平在会谈时要求美方接受5000名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这一数字之大超越了代表团的权限，以至于普雷斯必须要在邓小平身边直接打电话给熟睡中的卡特总统。[26]

　　邓小平的积极态度直接推开了中美留学教育事业发展的大门。普雷斯使团回国后不久，7月29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唐占晞（JohnThomson）将普雷斯的信当面交给方毅副总理。普雷斯在信中指出，中美互换留学生是中美之间改善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并邀请中方派遣高规格的代表团访美，继续就中美互换留学生事宜进行进一步的商谈。[27]10月7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协会代主席、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教授为代表团团长，中国教育协会副会长李琦为代表团顾问，包括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教育部和清华大学代表的中国教育代表团一行11人抵达美国。代表团通过8天的艰苦谈判与美方达成了11项口头谅解。口头谅解中明确了“美方接受我在1978至1979学年派出500至700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即进修人员），并同意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间进行直接联系。我方同意接受美方派来60名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对于可能提供的任何奖学金，双方均可充分利用。”“双方相信这样的交换是有助于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的。”[28]1978年12月26日，根据双方口头协议，中方派出了首批52名留学生，中美互换留学生工作正式开启。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在1月30日早9点40分的会谈中，卡特总统特别感谢邓小平为推进中美互换留学生工作所做出的贡献。[29]最终，邓小平亲手打开了中美留学交流的大门。

　　二、留学教育事业的改革者

　　随着中国留学教育事业在邓小平的推动下迅速发展，旧有的不合理的留学规定限制了留学工作的开展，邓小平充当了改革者的角色，通过他的多次批示推动了留学教育制度的改革。

　　（一）改善对留学人员的经费支持

　　在开启新时期留学教育工作后，邓小平进一步关心留学生的生活和工作。

　　随着留学人员的增多，留学管理问题逐渐提上议事日程。1979年，教育部、国家科委、外交部报送给邓小平《关于试行〈出国留学人员管理教育工作的暂行规定〉的请示》报告。这份报告对留学人员的派出目的、管理机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业务学习等做出了原则规定。关于留学生生活，仅有第九条规定“指导留学人员安排和处理好生活，方面的问题，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30]这一规定很宽泛，并没有具体措施难以落实。4月下旬，邓小平在审读这一报告时批示道：“留学生生活费太少，根本不能同外国学生交往，此事必须解决。”[31]

　　当时留学生的国外经费使用还是根据1975年由教育部、财政部、外交部发出的《关于试行派往国外教师、留学生经费开支的暂行规定》来执行。根据这一规定，出国教师在国外工作期间每人每月发给相当于40元人民币的当地货币，而留学生则仅能拿到相当于10元人民币的当地货币。[32]邓小平的批示显然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言的。很快，留学人员也开始反映生活费不足的问题。

　　5月30日，在德国留学的作家老舍的女儿舒雨写信反映零用钱不足，已经使中国留学生不得已只能削减朋友的活动，或找借口回避，以至于使外国朋友莫名其妙，产生了中国人不如其他国家的人那么好接近的印象，有损于中国人的尊严。舒雨的信经方毅报送给邓小平。6月6日，邓小平作了批示：“请方毅同志商同有关方面，提出具体改进办法，迅速付诸实行。”[33]

　　很快，相关部门修改了不合时宜的经费管理办法。1979年8月8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科委、外交部发出了关于试行《出国留学人员经费开支规定（国外经费部分）》的通知。此次修改生活零用费的额度进行了调整，提高了留学生生活零用费的金额：“每月发给进修人员相当于40元人民币的当地货币，发给研究生相当于30元人民币的当地货币，发给本科生相当于25元人民币的当地货币。”[34]新的规定提高了留学生的生活标准，为他们在海外更好地学习提供了条件。

　　（二）废除奖学金上缴制度

　　1979年新的“经费开支”规定，虽然由于邓小平的批示而提高了留学生的生活费，但是仍然沿袭了1975年老规定中关于奖学金上缴的规定。关于奖学金上缴的规定很快就引起了足以导致改革开放初期留学教育事业挫折的问题。

　　1979年9月30日，著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教授致信方毅副总理，直言他本人对于奖学金上缴一事“大为吃惊，难以置信”。[35]他在信中说：“奖学金并非奖金，给奖学金是有固定目的的，并不是得奖学金的人可以任意支配的。我们系里的奖学金的数目是在使学生安心研究学习的原则下，依据适当生活的最低要求，经慎重考虑后才确定的，是不能再减少的。”李政道在信中提出疑问：“最近听说，国内有文件，要学生将部分经费上缴，假使这消息是真的话，这必然使将来派学生出国的这条路受极大的打击。以后每一学者出国，中国将全部负担他们的一切费用，您一定知道，这是有害无益，因小失大，对四个现代化是很不利的事情。”[36]方毅感到事关重大，10月14日转呈邓小平。10月20日，邓小平批示指出，“李政道的意见是正确的。请方毅同志召集有关部门讨论，改变现在不妥的办法。”[37]

　　10月26日，方毅召集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科技干部局的副部级干部开会，讨论如何贯彻邓小平的批示，改变现行不妥的办法。根据会议讨论的精神，由国家科委起草了由教育部、中科院、财政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外交部、国家科委等六部委联名签发的《关于拟改变对外留学人员、访问学者所得奖学金和资助费的处理办法的请示报告》，并于11月3日上报国务院。11月初，邓小平批准了该报告并由国务院下发执行，其中规定：“凡我派往国外的留学人员和访问学者，其国外所给予的奖学金、生活费或资助费用全部交由个人，用作学习和生活等一切费用。”[38]

　　然而，国务院下达的文件在执行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我国一些驻外使馆纷纷来电表示不好执行，认为这样做会造成不公平和人为矛盾，留学人员所得不但会高出我们的援外人员及其他国外工作人员所得的国外发给的费用，而且会比大使得的钱还多，使馆人员想不通，甚至外交部、教育部也想不通。[39]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蒋南翔部长于1980年1月至2月召开了两次会议讨论此事。会后由教育部执笔会同财政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外交部制定了《关于执行〈关于拟改变对外留学人员、访问学者所得奖学金和资助费的处理办法的请示报告〉的实施办法》，规定：本人只能留下所得奖学金、资助费的一小部分，超出我国规定国外经费标准的20％以内的归个人；其他大部分仍需上交国家。[40]这个控制办法实际上是没有把国外给的奖学金和资助费全部归己。

　　由于“实施办法”没有解决奖学金和资助费全部归己的问题，国外仍有强烈反映。中国两大留学生输出地联邦德国和美国的科研机构纷纷就奖学金问题表示异议，并准备削减中国的留学生资助。德国洪堡基金会要求来华访问，并表示要谈奖学金归己问题。德国洪堡基金会代表说：“我们资助留学生是出于人道主义援助，如果你们嫌多，我们可以减少。”[41]美国基特峰天文台台长给中科院北京天文台台长王绶琯院士来函说，他们在得知中国学者要把多余的钱上交国家后，要改变对中国学者的资助数额，由原来的每人每年1万美元减少到5000美元，对再接受的访问学者就不给资助了。[42]

　　这一情况迅速汇报到中央，邓小平做出批示：“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外交、教育、财政部门一直不通，真难理解。”[43]1980年9月，万里副总理主持召开了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财政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外交部、国家科委等六部委会议。会上转达了邓小平的口信，外交人员是我国政府派出的官员，拿的是中国政府的工资，怎能同留学生的奖学金相比呢？[44]万里副总理严厉地批评有些人不讲大局，是平均主义思想，是不顾国际影响，是见钱眼红。万里副总理说：留学人员奖学金和资助费所得超过大使有什么关系!根据这次会议精神，由国务院直接拟定了《关于修改出国留学人员、访问学者所获得的奖学金和资助费实施办法的通知》。《通知》指出：“实施办法”不够妥当，修改为：所获奖学金和资助费一律交由本人支配。[45]至此，在经过邓小平反复批示和关照后，奖学金归己这个几乎危及新时期留学教育工作的问题才得以解决。

　　（三）改革用人机制

　　随着留学教育事业的发展，留学生陆续回国报效祖国。邓小平高度关注留学生回国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改革各种不合理的人事制度，为留学生提供发挥能力的各种条件。

　　1983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社第590期《情况汇编》刊登的文章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文章的标题是《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留法学生回国一年半后还未分配工作》。文章讲述了一位名叫李武强的归国留学人员，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法国巴黎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拒绝了法方的执意邀请，回国报效祖国，却由于中央一些主管部门相互推诿，以“等待分配”为由，本着“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直接将其分配回原工作单位——陕西省富县广播站。一位学“机器人”的留洋博士，由于专业不对口，只能被分配去做爬电线杆、架线，修理舌簧喇叭，往山上扛水泥袋子这样的工作，而不能发挥自己的专长。李武强本人为工作分配问题，三赴西安，两进北京，写了几百页材料却投诉无门。[46]

　　了解情况后，邓小平批示：“请国务院检查。天天讲缺人，有人不能用、不会用，为什么？是谁的责任？如何纠正？需要弄清楚。”[47]短短52个字中，邓小平连用了3个问号，突出了问题的严重性。

　　为了贯彻和执行邓小平的批示，中共中央组织部立即做出三条决定：（1）复印这篇内参，分发局级以上干部传阅；（2）立即召开部务会议，专门讨论如何贯彻执行“批示”；（3）由劳动人事部部长赵守一负责监督落实李武强的工作分配问题。[48]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批示，决定在全国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大检查、大落实工作，并于1983年12月27日由劳动人事部发出《关于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进一步做好出国进修人员回国后专业不对口调整工作的通知》。《通知》援引了邓小平的批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的精神，对出国进修人员回国和的工作安排情况进行一起全面的检查，并于1984年2月前上报劳动人事部，专业不对口的要督促所在单位限期研究调整。[49]1984年7月中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领导小组组长习仲勋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并听取了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对这次全国检查的汇报。邓小平同志特别关注这次的“国务院检查”，并亲自听取了中央书记处的汇报。在邓小平的亲切关怀下，国家劳动人事部调配司司长亲自来延安地区办理了李武强的工作调动手续，分配李武强到机械部北京自动化所机器人研究室担任副主任。[50]

　　邓小平对不合理人事制度的改革的作用，正如中央劳动人事部的文件指出:“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对于我们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改进工作，开创人事工作新局面，指出了明确的方向。”[51]

　　三、吸引留学生回国制度的建设者

　　随着留学人员学成归国，如何更好地为留学归国人员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研究氛围，如何更好地使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成为摆在中国留学教育工作面前的重要课题。邓小平承担起了吸引留学生回国制度建设者的角色，建设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机制吸引国外留学人员回国。面对西方国家的封锁，邓小平更是提出了“来去自由”主张，并成为新时期中国留学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

　　（一）博士后制度的建立

　　随着留学人员大批量地开始回国，如何进一步发挥留学归国人员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4年5月21日，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会见了李政道教授夫妇。由于大批留学生即将毕业回国，李政道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以培养和选拔人才，并建立十几个博士后流动站作为试点。邓小平表示，“博士后”对他来说是新名词，并进一步询问“已经做了博士，为什么还要博士后呢？”李政道解释道：“杰出的科研人员必须自己找新方向，自己找重要的研究课题，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博士后。”“在博士后流动站上可以辨别超等和一等（人才）。研究单位可以通过流动站选人、造成竞争，使人才有所用。”李政道表示，“希望国家拨款两千万人民币建立十几个博士后流动站的试点。”邓小平深表赞同并表示：“我们现在对回来的人不晓得怎样用，这个方法很好，我赞成。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十个（流动）站，只解决二百人，是否太少了？”“十个太少，回来几千人，还有其他专业，也要采用同样的方法。”邓小平最后指出，“这是一个新的办法，成百成千的流动站成为制度，是培养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现在已出现回来的人不知怎么用的问题，使用不对专业，零零星星已有这个反映，成千上万的人回来是很大的问题。以后各行都可以参照这个办法，是使用培养，也是考核。”“看准了要行动”，“明天就批两千万。”[52]在邓小平的关心下，1985年7月，中国开始实行博士后制度。

　　（二）特区招聘留学人员机制的建设

　　1985年7月16日上午，邓小平又一次与李政道会面。李政道指出，“全世界最优秀的科技以美国为主，而在美国，几乎一流的研究院里最优秀的研究生都是华人，其中占相当部分的是中国派出的留学生。要吸引海外将来的科技领袖回国效力，就必须重视和发展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的工作”。[53]为此，李政道建议由国家拨款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吸引海外优秀的留学人员回国效力。邓小平深表赞同并责成有关部门负责，并强调人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办什么事情都要有人。我们现在就是缺乏人才，在好多事情上缺乏本领，各个领域都如此。现有人才不合拢来，丧失了可惜。”[54]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我们要加强同国外留学生的联系，科研机构要招聘最优秀的科研人员，要少讲空话多做实事。”“要赶快搞一个规划。”[55]

　　随后，在听取胡启立、方毅、宋健、严东生、周光召汇报时，指出：“人是最宝贵的财富。我们有几万名留学生在国外，这是财富，要争取他们回来。我们要加强同他们的联系。一个是搞博士后的方法，一个是特区、开放城市招聘留学生的方法。把他们吸引回来，还要想更多的方法。博士后只是一小部分人，要从更多的方面来考虑。有许多框框束缚我们，要改革。招聘要有对象，有名单，要赶快搞规划。尤其是科学研究机构，现在就要去招聘，把最优秀的先招聘回来。所谓少讲空话，多做实事，这就是实事，要落实到单位，落实到人。最优秀的，招聘的条件要提高。”[56]

　　经过不断的改革和摸索，1988年10月5日，深圳市发布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出国留学生来深圳工作的暂行规定》。“暂行规定”共17条，除了对留学人员到深圳工作给予户籍、住房、职称评定、经济收入、创办企业、家属工作和随迁子女就学等实施政策性优惠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来去自由的原则。“暂行规定”第三条明确规定：“凡自愿来深圳工作的留学生如要再次出国，只要本人提出申请，市政府将根据来去自由的原则尽快批准。如回内地工作市政府给予协助。”关于留学人员“来去自由”的明确规定被评价为当时“在留学生最关心的来去自由问题上作了极开明的规定。”因此，截至当年底，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有140多年名留学生来人或来函联系要求到深圳服务。[57]1989年4月，深圳市留学服务中心成立，5月，深圳市发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出国留学生来深圳工作的暂行规定〉实施细则》。同时，1989年3月2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布《广东省自费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安排试行办法》，鼓励和吸引出国留学人员来广东工作。[58]经过几年的努力，邓小平提出的“特区、开放城市招聘留学生的方法”终于开始实施。

　　（三）“不计前嫌，来去自由”号召的提出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致使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骤然恶化。一些曾经参与过运动的留学生对回国有顾虑。为此，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说：“对学生，包括参加过绝食的学生，主要是教育。请你转告你认识的人，包括在国外参加过游行、签名的人，中国不在意这个问题，请他们放下包袱。要说错误，我们确实有错误，许多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多话没有讲清楚”。[59]

　　为了争夺中国的优秀留学生，1989年11月19、20日美国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中国移民紧急救援法案》，取消J-1签证的中国留美人员在学业期满后必须回国服务两年的义务，严重违背了过去中美双方达成的有关教育交流的协议。事后，美国总统布什虽然否决了这项法案，但却于1990年4月11日，以“中国人回国会受到政治迫害”为由，颁布“总统行政命令”允许中国留学生延长在美国的居留期限。[60]这致使部分赴美留学生滞留不归。

　　1992年1月25日，邓小平来到珠海亚洲仿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亚洲仿真是一家创建于1988年的高科技企业，公司研制项目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公司总经理游景玉向邓小平介绍仿真系统工程。在交谈中，邓小平得知公司员工75%是硕士研究生，其中有不少在美国培训过，不少人放弃美国高薪待遇回国决心把中国的高科技发展起来。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带头，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希望他们都回来。不管他们过去政治态度怎样，回来我们妥善安排他们。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起码国内是相信他们的。在国外，真正相信他们，是靠不住的。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看着年轻的留学归国技术人员，邓小平很高兴说，“我要和大家拉一拉手。我很高兴，我们有这么年轻的科技队伍”，并与全体工作人员一一握手。[61]

　　在参观结束乘车前往拱北口岸的途中，邓小平说：“珠海这个地方就容纳了这么多高科技人才，从全国来说，就更多了。今天我们看到那么多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有希望啊！从中国出去的科学工作者，有很多人很想念祖国，这很好啊！要把他们吸引回来。”

　　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向邓小平汇报，广东省已制定了政策，欢迎留学生回来，也允许留学生再出去。邓小平说：“这个好嘛！这要有点胆量。不是讲改革开放吗？开放嘛，进出就是要自由一点嘛。回来不适合，他可以走。事实上，绝大多数留学生回来后，只要安排妥当，是不会出去的。”此后“来去自由”逐步成为新时期我国留学生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中央提出了新的出国留学工作方针。1992年3月，李鹏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讲话中说，对近年出国的留学人员，祖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是他们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对因种种原因仍在海外的人，也欢迎他们回国进行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参加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等方面的工作，国家从政策上保证他们来去自由，往返方便。[62]这是国家第一次提出，已在国外的学成未归的留学人员可以回国短期交流，国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随后，国务院办公厅1992年8月17日发出了《关于在海外留学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全面阐述国家对还在国外的出国留学人员的一系列具体政策。这些政策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公派出国留学人员有义务为国家服务；不能长期回国服务，也可以短期回国服务；国家保证留学人员来去自由。这些政策的具体内容包括：（1）欢迎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公派在外学习人员有义务在学成之后回国服务，包括短期回国进行学术交流合作。所有在外学习的人员，不论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如何，包括在国外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一律不予追究，都欢迎他们回来。即使参加了反对中国政府的组织，从事过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人员，只要他们退出了这些组织，不再从事违犯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反政府活动，也都一律欢迎回国工作。

　　（2）在外学习人员护照过期，一律给予延期。持因公护照者要求改持因私护照，也准予办理。加入外国籍的，按外籍华人对待。对公派留学人员，若与国内派出部门或单位有经济上或其他未了事宜者，由本人与原派出单位协商解决，但不影响办理上述手续。（3）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只要他们持有我国有效护照和外国再入境签证，无须再履行出国审批手续，可随时再出境。（4）留学人员回国后的工作，按“双向选择”原则，可回原单位工作，也可自行联系工作，包括进入“三资”企业工作或自行开办企业等。回国留学人员，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在国外兼职。（5）允许留学人员家属申请出国探望留学人员，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审批。（6）在留学回国人员比较集中的地方，可由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或社会团体根据需要成立留学服务机构，帮助留学人员办理有关事宜，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63]同年8月23日，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在长春与高等学校师生座谈时，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应该成为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总方针。1993年，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鹏总理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对出国留学人员实行“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欢迎他们采取多种方式参加祖国建设。自此，“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成为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总方针。

　　综上所述，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初期留学教育工作的开拓者，是不合理留学管理制度的改革者，是吸引留学生回国制度的建设者。邓小平留学思想和实践对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留学教育工作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