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于1950年8月7~19日在北京顺利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卫生部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基本方针。会后各级卫生部门开始在广大农村、城市街区和工矿企业建立基层卫生组织，同时在全国还建立了各种专业防疫机构和成立防疫队伍并开始加强医学教育，大力培养基层医药卫生人员。此次会议不仅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为保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足见该会议之重要影响。但时至今日，本人还未见到关于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影响的专论。[1]

　　一、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概况

　　1950年8月7~19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联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于北京燕京大学举行，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1949年九十月间军委卫生部召集的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所确定方针的实施情况并总结经验，制定1950年全国卫生工作的总方针和任务。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代表有：正式代表421人，列席代表161人，其中有中央和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各大行政区以及军队系统与特聘的代表，也包括医药、公共卫生、卫生教育、助产及护士、卫生行政、中医等各部门卫生工作者。卫生部长李德全指出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就在于交流和总结过去的经验，讨论和更明确地肯定今后全国卫生建设的总方针，并制定出一些具体办法来保证这一方针的贯彻”[2]。

　　8月7日上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预备会议召开。首先由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委会副主任姜齐贤报告筹备会议的情况，接着选举产生由李德全、贺诚、苏井观、傅连暲、姜齐贤、各大区政府和军队卫生部门的负责人、知名专家以及英雄模范人物共45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会议设立了会议秘书处，孙仪为秘书长，林士笑、白希清、张步峰、李新农为副秘书长，下设秘书组、宣传组、警卫组、总务组、展览组等四组，约有工作人员247人。此外与会的421名正式代表根据所在行业被分成六个专题组：教育组，宫乃泉为组长；公共卫生组，齐仲桓为组长；医政组，白备伍为组长；中医组，钱信忠为组长；药政组，李维桢为组长；军队组，殷希彭为组长。[3]

　　是日下午3点，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正式开幕。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和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黄炎培以及内务部副部长陈其瑗等参加了会议。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首先致开幕辞并提出本次会议的四项任务：一是确定卫生工作总方针；二是讨论卫生教育如何实施；三是研究国防军卫生建设的任务；四是团结一切力量。之后朱德副主席做重要讲话，重点明确了两个问题：“第一，政府和军队的卫生医药工作，应当确定为群众服务的方针，并依靠群众去推动和发展人民的卫生事业……第二，今后卫生工作的任务，是保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在这个任务下如何去贯彻为群众服务的方针？怎样依靠群众呢？一，要加强疾病预防工作，……要发动、组织广大群众，把卫生工作推广到广大的人民中间去，并依靠群众来做，才能把卫生工作做好。二，中西医务人员要团结起来，互相学习，共同发挥所长，为群众服务。三，要充分利用中国原料，制造药物和医疗器材，逐渐做到自己能制造各种主要的药品器材。四，大量培养卫生医药干部。一方面要速成普及，培养初级、中级干部人员，同时也要深造提高，培养高级干部人员。五，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全体卫生医药人员，不论新老干部，都要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下亲密团结起来，发挥所长，为群众办更多的事情。”[4]朱德副主席的讲话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8日，卫生部长李德全做政府卫生工做报告。报告指出：卫生部成立半年来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是接管和整顿旧的卫生设施，建立新的卫生机构，并提出“预防为主是我们卫生建设的总方针”。9日，卫生部党组书记、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卫生部长贺诚做军队卫生工作报告，同样提出“预防为主”的卫生建设总方针。10日，苏联专家介绍卫生工作的经验。11~14日进行分组讨论。各组在讨论时，在原有六个大组的基础上又分门别类地分成若干小组，如医学教育组分为高教、医助教育、护士教育和助产教育等小组；公共卫生组分为城市、乡村、工矿交通与防疫等小组；药政组分为药政和药材生产小组；军队卫生组分为医政、防疫保健、干部教育、药政与兽医等小组。15~16日，各大组分别向大会汇报讨论情况并做总结发言。17~18日，与会代表参观医药卫生展览会。19日，首先，由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刘子久做《关于组织卫生医药工作者工会》的报告，提出组建全国医药工会的意见。其次，贺诚做会议总结发言。指出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于目前中国的卫生状况，以及人民对保健的迫切要求，有了深刻的分析和一致的认识。第二、对于全国卫生工作总的方针获得了更明确和一致的认识。第三、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地方与部队的卫生工作之间有了进一步的联系，加强全国卫生工作的统一领导。第四、经过反复讨论，解决了若干重要的具体问题。”[5]最后，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医学教育大量培养卫生人才》、《关于健全和发展全国卫生基层组织》、《关于调整卫生部门中公私关系》、《关于医药界的团结和改造》和《关于军队卫生工作当前任务》等决议案。此次会议还在整顿医院、公私医疗机构的合理分工、卫生工作人员的交流与合作以及药品的生产自给等方面取得一致意见。

　　二、确立新中国三大卫生方针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时间仅13天，但却在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次会议不仅确立了新中国成立后卫生工作者的立场问题，而且制定了新中国卫生事业的方针以及中西医的团结问题，即把“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作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基本方针，这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确立了新中国卫生工作者的立场问题——“面向工农兵”

　　“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我们工作唯一的出发点”，这是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的首要基本方针。正如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在此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所言：“我们确定了面向群众，为人民服务的立场”[6]。“这是因为工人农民人数最多，又是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和生产建设的基本力量，他们受疾病的灾难最深，得到的卫生保障也最少。兵是武装了的工农，是国防建设的基本力量，没有它生产建设与平民生活就无法获得保障。”[7]但是由于旧中国卫生资源的分布极不合理，不仅西医分布不合理，而且中医分布亦不平衡。西医集中分布在大城市，中小城市与乡村寥寥无几，边疆地带几乎没有；即使在大城市，西医也多分布在商业繁华的市中心地区。中医虽然在城市中也有部分存在，相对而言，还是在乡村和边远地区居多。针对这种现象，朱德副主席指出：“在农村中生了病不但不容易请到西医，甚至中医也请不到，中国的科学医生太少了，几十年只培养了一万多个医生，药品也不够，而且多是从外国来的，目前中国农村病人有百分之八十找不到医生治病。”[8]为此，卫生部决定尽快在全国建立各级基层卫生组织，“必须努力争取在三、五年之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任务，也就是说使中国大部分的县份有两到七个专科医师和一个药剂师或调剂员的卫生院组织，逐渐使区有一至两个医士和一个助产士的卫生所组织，工矿街坊也都有卫生组织，乡村要有卫生员。”[9]为达此目的，卫生部规定“今后凡是医学校的毕业生，首先要分配到农村工矿和部队去，工作三年之后，再回来做城市较大医院或教育机关工作，或者进修。”[10]这是一种长期实施的方案。另外一种则是短期措施，可以“组织防疫医疗队到乡间去工作。对于城市的大医院，要给以一定的任务，定期的分配医务人员到城市以外的小医院或门诊部去帮助工作，使城市的大医院成为一定区域的中心医院性质。”[11]以解决人民群众医疗卫生之迫切需要。

　　（二）确立了新中国卫生事业的方针——“预防为主”

　　新中国成立前后，流行病的传播状况令人十分担忧。当时不仅医疗条件差，而且严重缺乏药品与医疗器械，加之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低，封建迷信盛行，医疗卫生意识淡薄，如果某地发生疫情，则往往使疫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而导致迅速蔓延，病人死亡率极高。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死亡率情况，可以参考下表：

　　新中国成立初期死亡率最高的7种疫病统计表

　　

疫病种类	麻疹	痢疾	流行性乙型脑炎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百日咳	白喉	伤寒
死亡率（%）	66.71	10.96	9.86	5.58	4.59	1.60	0.78

　　

　　注：7种疾病死亡总人数为34009。

　　资料来源：余信忠：《清代江南的瘟疫和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事业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因此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确立了“预防为主”的基本方针。李德全指出：“预防为主的方针是根据广大人民的需要而提出来的，是治本的办法，也是经济的办法。”[12]贺诚对于如何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提出两点要求：“预防为主，并不是忽视治疗工作……在进行预防工作时，必须是组织工作与宣传工作同时进行，群众性的卫生运动与科学研究工作及卫生人员教育工作同时进行，必须做到卫生部门与其他文教部门的密切配合，特别是与新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的密切配合。”[13]傅连暲也提出“要想贯彻预防为主，卫生工作者首先必须与群众结合”[14]。1951年9月9日，毛泽东在批复贺诚给中共中央关于防疫工作的报告中指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还指出：“今后必须……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15]正是在这种重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情况下，从1949年到1951年，“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接种了牛痘”[16]，这就相当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接种纪录的29倍多；其他一些传染性疾病，如疟疾、黑热病等，也在“预防为主”方针的实施下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

　　（三）确立了新中国成立后卫生力量的团结问题——“团结中西医”

　　贺诚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团结中西医”的原因。这是因为对于中医这一国粹，应该辩证地认识，“中医在医理上虽然缺乏科学的根据，但它实际的治疗经验很丰富，其中有许多治疗方法是暗合科学原则的。”不仅如此，中医具有西医所没有的人数众多、分布广泛的优势，“中医的人数远超西医，而且分布于广大农村”。基于此，贺诚提出：“对中医必须采取团结和改造的方针，使中医学习科学理论，使其治疗经验获得科学的分析与整理，尤须灌输以预防医学知识，以补充中医的缺陷。”[17]对于西医而言，同样既有优势亦有劣势，“西医有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这种理论和方法是中国医学发展的基础，但他们的工作作风不够大众化和中国化，不善于适应中国人民的生活习惯、体质、气候、地理及物质条件，在许多地方拘泥于西洋的形式，使许多文化水平较低的人民怀有疑忌。许多西医对于中国药材和中医经验往往一味抹杀，而且西医之间也有门户派别的成见，以致力量涣散。今后西医必须大众化，学习接近群众的作风，并且研究中国的经验和中国的药物，西医本身之间应加强团结，消除门户派别之见。”[18]

　　为促进中西医的团结，中央卫生部于1951年3月7日邀请在京的中西医20余人，举行了针灸疗法座谈会。为扩大宣传，《人民日报》刊登了著名针灸专家朱琏撰写的论文《针灸疗法的重要性及其原理》，从理论上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中央卫生部要求中医研究所等单位组织针灸研究小组进行研究，从而使我国这一宝贵的医学遗产得到很好的发扬和广泛的推广。之后按照卫生部的要求，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卫生工作者协会与中医学会。如福建晋江于1950年成立“晋江县卫生工作者协会”，1951年成立“中医学会”。“全县二十个区相应成立中医工作组。中医界人士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与县卫生工作者协会的同仁，并肩作战，投入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基层，上山下乡……为全县人民防病治病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9]

　　三、确立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其他一系列卫生事业发展的相关问题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不仅制定了上述三大基本卫生方针，而且还确立了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卫生事业发展的相关问题，如关于医学教育与医学干部的培养问题，卫生工作人员的政治学习、思想改造与整顿医院作风问题，关于药材生产与医药界公私关系的调整问题等。

　　关于医学教育、医学干部培养和医学人员的分布问题。卫生部决定“建立新的医学教育制度，来发展医学教育和大量培养卫生人员”。李德全指出：“新的医学教育制度应分为高、中、初三级制，并在高级医学教育实行分科重点制。”[20]医学高等教育提前分科是为了快速普及医学教育，但仅此是不够的。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需要医师约几十万人，而当时正规医学院校培养的医师不到两万人，远不敷用。因此“目前最应迫切着手进行的是中级教育，这是目前医务教育任务中的中心环节”。这一措施既可以建立县级卫生院与区卫生所，也可以为培养初级卫生人员提供条件。至于初级卫生人员的教育，“就是培养乡村卫生员与改造旧产婆，其中改造旧产婆工作尤其重要。”否则“农村中最迫切为害最大的婴儿死亡问题就无从解决”。[21]

　　关于卫生工作人员的政治学习、思想改造与整顿医院作风问题。为更好贯彻会议提出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基本方针，卫生部要求全国卫生系统“应该进行广泛的政治学习与思想改造，纠正医药人员与政治无关的糊涂思想，提倡革命的人道主义思想。”[22]尤其在医院作风上应有明显的改善。因为目前部分医院存在着“认真负责精神不够，技术不高和保守观念重，又加以医疗制度不健全，尚有许多医院发生失职失事的现象。”基于此，卫生部“要求各医院从思想、技术、制度三方面作一次大检查；并由三方面来整顿。首先应该改善领导，建立民主集中制的院务委员会，对一切医院人员加强政治思想领导，建立‘一切为了伤病员’的思想。其次，健全各种制度，贯彻执行制度。在制定制度时，应想到如何适合病人的需要，以求简化手续，认真地进行检诊、护理。再次，是提高技术，除了应该加强业务学习外，应建立病案总结会、临床病理研究会”。[23]

　　关于药材生产与医药界公私关系的调整问题。对于药材生产，卫生部决定“自力更生，尽量利用中国自己的出产，来解决所需要的大部分药材装备。”[24]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正在进行公私关系调整工作，由于当时全国医药界存在着“公私关系不密切，私人业务萧条的现象”，于是医药界的公私关系调整问题开始全面推进。为此，“要把私人业务组织起来，对人民卫生的公共事业，要有合理的分工。在防疫保健工作上，在区域负责制的公共卫生事业上，要给私人医院以一定的任务。对其困难的解决，应给以一定的照顾和帮助，在征税问题上，将酌情减免，特别是农村工矿地区应该免除。政府卫生部门，对私人业务有经常的指导，帮助他们改变作风，改进技术，改善制度，对于少数具有不正当行为——譬如蒙骗病人，以诈取利者当然也应给以制裁”。[25]

　　四、结语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专门为此次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26]10月23日《人民日报》也就此次会议发表了题为《人民卫生工作的正确方向》的社论。社论号召卫生医药工作者切实按照会议所确定的方针，团结一致，戒骄戒躁，共同努力，克服困难，更有效地反对疫病，力求改进我国人民，特别是工农兵及其他劳动人民长期的健康不良状况。[27]1952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动员起来，讲究卫生”的号召，提出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从此，“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与“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四大卫生工作方针开始在全国全面贯彻实施，这不仅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保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