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时，国际形势异常复杂。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安全环境极其恶劣，新中国的生存面临严峻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战后新兴国家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尤其是周边的一些邻国，由于历史原因，对新中国存在重重担心和忧虑。如何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如何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是第一代领导人不断探索和思考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执政的27年中，毛泽东在与周边邻国领导人会谈时，不断阐述新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毛泽东的周边外交思想正是在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毛泽东周边外交思想的基本内涵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捍卫新政权，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采取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同时，也在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自身发展的周边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毛泽东周边外交思想涵盖了相互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以平等的原则建立外交关系，以相互尊重的理念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与分歧，以互利合作促进与周边国家的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以包容的心态共同建设和平的国际环境。

　　（一）以平等的原则建立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

　　在毛泽东的周边外交思想中，大国小国一律平等的主张一直占有重要位置。毛泽东的周边外交思想首先体现在与一切主权国家平等相待，包括与周边不同民族、不同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以平等的地位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把民族国家间的平等作为建立外交关系的首要原则。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庄严宣布，“凡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与周边多个邻国领导人谈话时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与缅甸总理吴努谈话时说，“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2]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3]毛泽东强调指出，“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4]1956年8月，毛泽东在与老挝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谈话时说，“我们对大国、小国都一律平等看待。”[5]毛泽东主张以平等的原则建立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得到了缅甸、印度等周边国家领导人的积极响应。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首先提出并与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而为发展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

　　（二）以相互尊重的理念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相互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是毛泽东和平周边外交思想的一项基本原则。毛泽东主张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反对干涉包括邻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内政，更是反对对外侵略。1956年8月，毛泽东在与老挝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谈话时强调说，“小国的地位也应尊重”。[6]毛泽东在与包括缅甸在内的多个邻国领导人谈话时都阐明了中国和平友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表示中国不会干涉邻国的内政。1957年12月14日，毛泽东在与缅甸领导人谈话时说，“我们坚决反对侵略，对任何国家的侵略都是一样反对。”[7]毛泽东指出，“中国不会发生对外扩张的事。”[8]1960年3月，毛泽东在同尼泊尔王国首相谈话时表示，“人家一寸土地我们都不要……自己国家的事情都搞不赢，哪里会要别人的土地？要别人的土地是犯罪的。”[9]毛泽东甚至主张，中国在国外的华侨也要遵守驻在国法律法规。“中国政府一向鼓励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令，不要从事政治活动，并且鼓励他们把他们的人力和财力为所在国的利益服务。”[10]毛泽东对外交人员也有明确的要求，“我们要检查工作，如果发现有人对外国态度不好，就必须责令他改正错误；如果他不改，就调回来。”[11]毛泽东反对大国主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和平思想和主张一直贯穿于新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的始终，这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能够赢得周边国家信任和尊重的一个重要

　　原因。

　　（三）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与分歧

　　以和平对话和协商的方式解决矛盾和分歧是毛泽东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毛泽东认为，“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12]毛泽东强调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就是要保护双方的利益。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与缅甸总理吴努谈话时说，“我们应该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互信。也许有些问题现在还不能解决，例如边界问题，不过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13]毛泽东认为，邻国之间应该加强往来，增进了解，在不断交往中消除疑虑，促进友好与合作。毛泽东在与缅甸总理吴努谈话时说，邻国之间也应该多往来、多了解。“我们往来多了，更熟悉了，就能更好相处。两个国家在一个时期之内互相不够了解，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毛泽东认为，国家之间也像朋友一样，“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14]但是，国家之间的这种吵架不会影响彼此之间的合作。

　　（四）以互利合作的形式与周边国家发展国家关系

　　互利互惠是毛泽东和平周边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认为，与周边国家交往同与其他任何国家交往一样，通过互利促进合作，只有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才能进行长久合作。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阐述了中国对外交往的这种立场，他说，“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15]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合作不能对任何一方有害，否则就不能持久，一定会破裂。不论是朋友之间、国与国之间或是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合作，都是如此。合作一定要有利，否则谁还干呢？”[16]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与吴努谈话时也说，“我们既然讲合作，就不能互相损害，否则就合作不好。”[17]即使是不同制度的邻国，也可以开展互利合作。毛泽东在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时指出，“我们之间的社会制度虽然并不一致，但这个不一致并不妨害我们相互的尊重和友谊。”[18]毛泽东主张国家之间也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不过，毛泽东没有把中国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做法与经验作为教条向其他国家推广，而是认为中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19]

　　（五）以包容的态度与周边国家共同建设和平的国际环境

　　以包容的态度对待邻国是毛泽东周边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邻国的不解、误解甚至猜疑，毛泽东都能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尤其在发展日本关系问题上，更显出毛泽东的包容特质，尤其是他关于中日关系面向未来的主张展现了中国领导人的气度和风范。他曾经对缅甸总理吴努说：“过去亚洲有一个日本是侵略国，但是现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变化，变成半被占领国了，处于困难的境地。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也不那么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态度。”[20]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时说：“过去的老帐并不妨害我们，今天制度的不同也不妨害我们。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主要是将来的问题。”[21]他还说，“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22]他希望中日两国“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23]而对于当时少数受美国怂恿参加东南亚条约反对中国的国家，毛泽东也能够抱有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关于是否邀请菲律宾和泰国参加亚非会议时，毛泽东肯定地表示，“应该邀请”。他说，“虽然我们同这两个国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那不要紧。”[24]毛泽东认为，虽然他们的意见同我们的不一样，“但是我们仍然想说服这些国家，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25]毛泽东主张通过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进而建设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也是毛泽东和平周边外交思想的宗旨之一。毛泽东在与尼赫鲁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26]由此可见，稳定的周边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毛泽东对外交往始终不渝的目标。

　　毛泽东丰富的周边外交思想体现在新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多个方面，50年代形成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外交思想和外交智慧的集中体现，而这五项原则正是毛泽东在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实践中逐步探索总结出来的，对于新中国开创和平友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毛泽东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实践特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从各个方面加大了对新中国的制裁和封锁，试图扶植蒋介石扼杀红色中国政权。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建立稳定的国内秩序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新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包围和遏制，新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的同时，积极拓展与周边各国的联系，树立新中国的良好形象。毛泽东通过接待周边邻国领导人和友好团体，发出和平友好的愿望和诚意，尤其在与印度、缅甸等国领导人的具体交往中，他充分展示了新中国领导人与周边邻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愿望和诚意。毛泽东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外交实践是新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积极尝试，为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坚持求同存异，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

　　在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的同时，新中国也在积极发展与周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通过高层交往，解除周边国家的疑虑和担心，积极建立睦邻友好与合作关系。毛泽东主张通过谈判与协商的办法与周边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12月，在谈到缅甸政府要求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毛泽东认为应该请缅甸政府派一负责代表来北京商谈建立中缅外交关系问题，“依商谈结果再定建立外交关系。此种商谈手续是完全必要的，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27]

　　毛泽东坚持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发展与周边不同制度国家的思想在与印度领导人交往得到了充分体现。1954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说，“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欺侮有一百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三百多年。现在日本人也处在受压迫的境地。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28]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29]毛泽东认为，中印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30]两国人民重视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31]1954年，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印度领导人的共同倡议下，中印两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订立了协定，确立两国的友好关系。后来，毛泽东还主张，“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32]他甚至主张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二）耐心释疑解惑，传递睦邻友好诚意

　　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一个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周边邻国的疑虑不可避免，包括泰国在内周边国家存在一些误解，甚至担心中国去侵略他们。为了发展与泰国的友好关系，毛泽东倾注了不少精力。一方面，为了解除泰国的疑虑，毛泽东希望借助于印度和缅甸等国领导人的影响，来做泰国领导人的工作，多次表示中国发展与泰国友好关系的愿望。1954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与吴努总理谈话时几次表示：“我们很想同泰国建立关系，搞好关系。”[33]“我们实在是想搞好同泰国的关系。”[34]他希望吴努总理把中方的意愿转告泰国当局，帮助中国与泰国建立外交关系。“如果你们两位一起同泰国当局谈这件事，使得中泰两国之间也能有像中缅之间这样的关系，我们将会很高兴。”[35]直到1957年12月，毛泽东在与缅甸副总理吴巴瑞、吴觉迎谈话时，还请对方转告吴努总理，“希望他再帮我们一点忙”。[36]并认为中国同泰国的关系一定会搞得好一些。

　　另一方面，直接做泰国人士的工作。1955年12月至1956年2月间，毛泽东在与泰国友好人士谈话时，直接表达使中泰两国友好的愿望，“希望能够逐步地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后两国就会建立起邦交。”[37]毛泽东在了解泰国难处的同时，详细地阐述了中国与泰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举措，包括中国可以同泰国进行贸易的具体细节，以支持泰国的发展和建设。“泰国要卖几十万吨大米给中国，我们是可以买的。我们还可以买一些橡胶。你们需要什么？要钢，要铁，我们都有。要轻工业品我们也有。……如果你们需要，我们还可以派技术人员去帮助你们设计工厂，完工后他们就回来，把工厂全部交给你们。”[38]为了解除泰国的担心，毛泽东表示尊重泰国政府和泰国人民，“我们也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我们不挑起人家来反对他的政府。”[39]毛泽东向泰国方面表示，不会利用共产党组织和华侨干涉泰国内政，“你们国内也有共产党，我们也不去挑起他们来反对你们的政府……我们国外华侨的共产党组织也取消了，以消除华侨所在国政府的怀疑，使大家互相信任。”[40]总之，毛泽东希望泰国长期观察新中国对发展中泰两国友好愿望，“看的时间久了，就看清楚了。”[41]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央领导一直为发展中泰关系进行不懈的努力，1975年1月，中泰两国终于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睦邻友好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到1975年10月,我国已同大多数周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三）倡导和平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领土和边界问题是邻国之间最敏感的问题，也是新中国与周边邻国存在的主要历史遗留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前，西方列强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多年侵蚀，人为造成中国版图的变化，使中国与多个国家发生领土和边界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同时，主张积极与周边有领土争议的国家进行谈判与协商，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领土问题。20世纪50年代，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与印度、缅甸等国进行了多次谈判，坚持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希望与邻国通过谈判的形式，增加相互信任，共同协商解决领土和边界问题。即使有些问题一时还不能解决，也可以留到以后去解决，但无论如何要通过和平的方式去努力，使彼此的利益不受损害。1960年3月，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时，希望中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并建议将双方有争议的珠穆朗玛峰叫作“中尼友谊峰”[42]，由双方共有。1960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坚信，“只要双方友好，边界问题就好解决。”[43]毛泽东在与周边邻国商谈解决边界和领土问题时，始终坚持以友好与和平谈判的方式，做到“互不损害，我不损害你，你不损害我”，以达到“互相有利”。[44]对于有争议的边界问题，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本着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同缅甸、阿富汗、蒙古、朝鲜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公平合理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为国际和平解决历史遗留边界与领土问题树立了典范。

　　（四）支持正义事业，捍卫邻国民族解放事业

　　毛泽东积极支持中国周边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希望建立和平的周边环境。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就曾经表示，“对于南洋各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我们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能够得到建立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权利”。[45]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维护新中国的安全和周边地区的稳定，毛泽东以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方式，积极支持周边邻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毛泽东认为，“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46]1950年10月，为了支持朝鲜人民正义事业，保家卫国，中国政府决定向朝鲜派出志愿军。毛泽东同时向进入朝鲜境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出命令，“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47]毛泽东还要求，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越南战争发生后，在中国国内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决定向越南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无条件地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资，支持越南人民反抗美国的入侵。20世纪70年代，美国又策划与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毛泽东同样发出号召，支持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柬埔寨民族解放运动，直至柬埔寨的全国解放。

　　（五）提供无私援助，促进邻国共同发展

　　新中国虽然自身经济建设面临很多困难，但对于更加困难的一些周边邻国，中国政府还是提供了大量的无私援助。其中，越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有资料显示，中国政府对越南的援助按照当时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总额超过了200多亿美元。”[48]在对外援助过程中，中国政府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中国政府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对外援助方面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做法，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和平周边外交思想基本要求，从而赢得了周边邻国的支持和赞扬。

　　三、毛泽东周边外交思想的历史性贡献

　　新中国遵照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和理念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打消了周边国家人民心中的疑虑，不仅打破了美国和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和制裁，而且也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毛泽东周边外交思想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积极倡导和平外交，为发展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树立了典范。毛泽东在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上的外交实践，得到了周边许多邻国的理解、支持和赞扬，也为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树立了与周边国家和平友好的发展理念，为探索新中国睦邻友好的和平周边外交进行了开创性尝试

　　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必然引起周边邻国关注和担心，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如何消除周边国家对自己的疑虑、畏惧，一直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点和难点。除了社会制度的不同，加之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差异，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具有非同寻常的特殊性，这些都是新中国周边外交实践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发展与周边其他国家关系上，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执行和平、友好、平等的睦邻外交政策。无论是在推动与周边国家经贸关系上，还是在解决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而遗留的棘手历史问题上，以及在解决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与分歧方面，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领导人都本着和平、睦邻的思想，以平等的姿态对待周边邻国。毛泽东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探索，也为当今的中国睦邻周边外交积累的宝贵的经验，对于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进行了开创性尝试。

　　（二）打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遏制和孤立，开创了中国周边和平外交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不久，不仅同瑞典、丹麦、瑞士、芬兰四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同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巴基斯坦等亚洲民族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通过与这些国家建交，新中国向周边国家传达了睦邻友好的信息，向世界昭示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迈出了打破美国对新中国实行遏制和孤立政策的重要一步。”[49]毛泽东执政期间，中国政府通过正确的方式处理了周边国家的华侨问题，排除了周边国家领导人的担忧和恐惧，赢得了周边国家人民的尊重和信任，为新中国改善了国际生存空间。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迅速打开了新中国的外交局面，巩固和发展了与周边国家的团结，缓和了与周边国家的矛盾。

　　（三）明确了新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为中国周边外交制定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周边外交思想的宗旨就是建立和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毛泽东执政期间，毛泽东除了接见印度、缅甸领导人之外，还会见了如巴基斯坦、尼泊尔、印度尼西亚、越南、朝鲜、柬埔寨等周边国家领导人和代表团，他明确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新中国的外交实践表明，新中国自成立时起就不断努力与周边邻国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促进周边邻国的发展与进步，进而建立和平的地区环境和国际环境。在多年外交工作中，中国政府一直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一切分歧或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多边、双边协调合作逐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和问题。这也为世界各国和平友好地处理国家间关系树立了典范。

　　（四）确立了新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针，为中国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工作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过程中，从探索处理与周边国家边界问题、华侨问题及其他历史遗留问题开始，逐步提出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应遵循的原则，确立了中国政府解决各国之间矛盾与分歧的原则和立场，以和平协商方法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而不应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最后形成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印度和缅甸等国家领导人的欢迎和接受。新中国的外交方针为我国发展与周边邻国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一个长期的方针和准则，得到了包括第三世界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广泛支持和认可，它不仅仅是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原则，后来也成为中国处理与一切国家关系的准则。毛泽东的和平周边外交思想不仅巩固了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友好关系，也为亚洲地区乃至世界各国之间的和平相处做出积极贡献。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与邻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保持周边环境的和平稳定一直是中国周边外交政策主要目标，这是与中华民族睦邻友好传统一脉相承的，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奠定的周边外交原则。以毛泽东为首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周边外交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财富，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而且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毛泽东的周边外交思想成为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的理论基础。

　　必须指出的是，在毛泽东晚年，由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干扰了中国对外政策，毛泽东的周边外交思想中许多正确的原则和立场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外交领域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和干扰。在与邻国交往中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与一些周边国家建立结盟或准结盟关系，这种处理与邻国关系的方法必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也必然束缚自身外交回旋，从而制约了中国对外政策的选择余地，并妨碍与其他邻国关系的改善，甚至影响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友好关系的发展。过度宣扬“世界革命”，强调“革命性”的外交政策，也不利于构筑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不免引起一些邻国的猜疑和反对，导致中国与一些国家关系紧张。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的周边环境曾一度恶化，这样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深入思考和

　　总结。

　　六十多年来，国际形势不断变化，中国的周边环境也在不断变化，中国的国力也在不断增强，但是中国坚持毛泽东和平周边外交思想没有改变。在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的周边外交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主张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应该说，这是新的历史条件对毛泽东和平周边外交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