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政策曾有过一次重大调整，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反对仇华的日本吉田政府、中断两国间政治关系转变为愿意同日本恢复正常关系，进而采取了一系列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措施。关于这次中共调整对日政策的原因，学术界虽多有涉及，但多散见于论述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论文或著作的个别段落中，缺少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深度的研究分析。本文拟对影响中共在这一时期对日政策调整的若干因素做专门论述。

　　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反对由美国主导的片面对日媾和，反对美国长期占领和重新武装日本，反对非法的《日台条约》。在揭露和抨击美国的对日政策的同时，也对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的错误做法给予严厉谴责；其次，采取将反动的日本政府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的政策，与反共仇华的吉田政府做坚决斗争，支持日本人民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建立与日本人民的友好关系。再次，在中日间政治关系中断的情况下，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思路，利用民间渠道，大力发展同日本的民间外交，促进中日关系早日实现正常化。

　　对日外交作为中国总体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政策的调整必然要根据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调整而调整。朝鲜战争结束后，面对趋于缓和的国际环境和东亚局势，中共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国内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上来。如何创造一个和平的、稳定的、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周边与国际环境，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1]首先就是要维护远东地区与世界和平。中共认为，中日关系是关系到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要从战略高度来思考和处理中日关系。因此，“希望亚洲各国能够和平共处，恢复正常关系，这对世界和平是有好处的”，[2]“中日两国间正常关系的建立，将有助于增进远东和平与中日两国的和平共处”，[3]基于这种外交思想的指导，周恩来在1953年9月28日接见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时指出，“我们是主张恢复与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正常关系”，“希望中日两国能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真正能够共存共荣”。[4]10月29日，郭沫若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团长池田正辅之等一行时，提出如果日本能断绝与台湾蒋介石当局的关系、摆脱美国追随者的地位、成为和平、独立的国家，那么“中国与日本的正常关系可以建立与发展，而且中国与日本之间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也是可以考虑的”，“中国人民愿意……和日本人民一道为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而努力”。[5]明确向吉田政府和日本人民释放了两国关系能够正常化的信号，并提出了实现正常化的基本原则。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印度、缅甸期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适用于广泛的国际关系中，应作为各国平等交往的准则。1954年8月3日，郭沫若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时指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是日本政府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样适用于中日两国关系。[6]10月11日，周恩来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学术文化访华团时强调，“我们和日本也同样可以根据这五项原则来承担彼此义务”，还说：“日本人民投吉田先生的票，我们就承认吉田先生代表日本……日本人民投谁的票，谁得的票多，谁组织政府，我们就承认谁。”[7]郭沫若和周恩来的上述讲话实际上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政策已开始出现调整，改变以往视日本政府为反动派、卖国贼的态度，承认吉田内阁可以代表日本人民，吉田内阁也不再是中国的敌人，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中日关系的重要目的首先是要突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和遏制。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和中国，其对日政策由占领初期的惩罚和遏制转变为武装和扶植。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使日本在今后对付可能在远东发生的新的极权主义的威胁方面，充分起到强有力的稳定的防波堤作用。”[8]既然日本对美国的亚洲战略意义重大，如果能够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美日同盟就有可能陷于分裂，美日对中国的封锁自然会归于瓦解。其次是要建立一个反美联合阵线。如上文所述，中国的对日政策在1954年前后发生了转变，从打倒美日反动派转变为争取中日关系正常化。这种转变客观上是基于反美反帝、争取“中间地带”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在1954年8月24日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提出，美国的目标“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欺负它们，控制它他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这包括日本、德国在内”。[9]12月1日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更明确指出“现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变化，变成半被占领国了，处于困难的境地”,“日本民族受到压迫”，因此“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也不那么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态度”。[10]周恩来1956年8月19日会见以远藤三郎为首的日本前军人访华团时说:“美国现在压迫和干涉我们，也压迫和干涉你们，我们应共同消除这种压迫。”[11]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表明，中共在这一时期已经把日本视为受美国控制的中间地带，因此对日政策也由“打”转变为“拉”，争取处于“中间地带”的日本能够加入反美联合阵线，打破美国对华战略遏制。

　　中日民间交往在这一时期发展势头良好。从1952年开始，中国政府主动利用各种机会积极推动民间交流，目的在于以民间往来带动官方接触，为尽快恢复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打下基础。在中国政府和日本民间团体的努力推动下，双方在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54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访日代表团——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成功访问日本，打开了中日间互访的大门；1955年4月，第一次中日民间渔业协定在北京签署，中日民间经济交流活动的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宽；中国贸易代表团首次访日并签署了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在民间交流的促动下，中日政治关系也日趋缓和，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对中日关系的前景产生了比较乐观的看法，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构想呼之欲出。

　　1954年10月12日，中苏两国发表对日政策的联合声明，表示“愿意采取步骤，使自己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公开提出愿意主动采取措施恢复与日本正常关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政策将要进行重大调整。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确定了中共对日总方针：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孤立美国，给日本政府施压，迫使日本改变对华关系，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第一个全面的对日政策文件，成为此后一段时间内中共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根本依据。在这份文件精神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日本战俘问题、日侨归国问题、民间交往等问题上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来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

　　二

　　《旧金山和约》生效后，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日本希望能够早日加入联合国，提高其国际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在美国的支持下，1952年6月，日本政府连续三次向联合国递交入联申请书，但在安理会审议时，均被苏联利用否决权予以否决。入联的失败，使得日本政府意识到苏联在国际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要想加入联合国，必须要征得苏联的同意。同时，由于苏联未在《旧金山和约》上签字，日苏两国法律上仍处于战争状态。为避免卷入战争，如果日苏能实现邦交正常化，不但消除战争的潜在威胁，还可以使日本成为美苏两大对立阵营之间的沟通桥梁。因此，调整日苏关系成为日本外交的当务之急。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由于“特需”锐减，日本经济受到很大影响，战时的繁荣不在，萧条不可避免。经济形势的逐步恶化，让日本政界、经济界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吉田政府对美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巨大危害。他们要求吉田政府改变其对外政策，发展和改善同苏联、中国的外交关系，迅速开展日中、日苏贸易，扩大贸易出口，力图扭转经济萧条的困境。1954年以后，日本国内广大民众要求恢复日中、日苏贸易，实现日中、日苏关系正常化的呼声愈发高涨。到吉田执政后期，日本政界一些保守的政治家在财界的支持下，掀起了反吉田、建立保守新党的运动。1954年底，已穷途末路的吉田政权宣布辞职，民主党总裁鸠山一郎就任新一届内阁首相。

　　鸠山一贯主张“自主外交”。他上任以后就开始着手调整日本对外政策，主张恢复日苏、日中邦交。鸠山深知，在中苏同盟的背景下，要恢复日苏邦交，必定要改善日中关系。12月9日，鸠山在竞选途中表示：应该采取步骤结束同中苏两国的战争状态，作为恢复关系的第一步。[12]。12月10日，他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谈论外交方针时说：“与苏联、中共也可以进行贸易”，“我认为自由主义国家把苏联、中共当作敌人，不进行交往的贸易，倒会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是互相间和睦相处、努力维持和平、大力开展贸易为好”。[13]12月11日，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发表声明说，日本愿意在彼此可以接受的条件下，恢复同苏联和中国的正常关系，并且说，不管其意识形态如何，日本愿意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14]鸠山内阁对发展中、苏关系的表态不仅得到日本国内各界的支持，同时也得到苏中两国政府的欢迎和积极回应。

　　自《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订后，分化美日同盟成为苏联对日政策长期的，也是最主要的目标。斯大林去世以后，与一切国家和平相处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1953年8月8日，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第一次表明苏联政府“迫切的任务”就是恢复与日本的外交关系。[15]赫鲁晓夫担任苏共第一书记后，外交政策的转向更加明显。在对日问题上，赫鲁晓夫希望通过调整对日政策促成苏日复交，一方面能够缓解远东地区紧张的国际局势，树立一个实行和平相处政策的大国形象，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调整苏日关系来分化日美同盟关系，削弱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地位。

　　1954年7月21日，苏联第一代理外长维辛斯基在会见来访的日本国会议员访问团时表示，苏联政府希望推进日苏邦交正常化及两国之间的贸易文化交流。[16]9月11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答复日本《中部日本新闻》总编辑铃木的声明中表示：“苏联愿意使它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如果日本也将表示同样愿望的话。”[17]明确传达了苏联准备与日本恢复外交关系的信号。苏联政府在对日政策上的主动表态，让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吉田内阁处境更见艰难，下台已经不可避免了。吉田内阁辞职后，鸠山内阁表达了愿意恢复日苏关系的愿望。12月16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用发表声明的方式做出回应：苏联政府表示赞同重光葵先生12月11日关于日本苏联关系的声明，苏联政府准备讨论关于使苏联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正常化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如果日本政府真正希望在这方面采取步骤的话。[18]

　　三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局势，中国共产党果断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在对日政策上采取了与苏联协调一致的立场。1951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目的是：“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同时条约规定：“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19]很明显，条约将日本和美国作为中苏两国共同敌人和潜在威胁，并表示中苏要在彼此协商的基础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制止日本和美国的侵略行为。事实上，中苏在反对美国长期单独占领日本、反对旧金山片面对日媾和等问题上就曾有过很好的

　　配合。[20]

　　赫鲁晓夫当选苏共第一书记后，在很多重要问题上迫切需要来自中共的支持。特别在国际问题上，更希望能得到中共的支持与合作。赫鲁晓夫上任不久就亲自率团来华参加中国国庆五周年庆典活动。10月3日，在中南海举行的中苏两国最高级会谈上，当赫鲁晓夫等苏方客人听到毛泽东在发言时说到“我们在对外关系和国际活动中，多进行磋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时，顿时“喜形于色，很表满意”。[21]在得到中方的保证后，中苏双方又进行了三次会谈，“在这些会谈中，双方再次表达了互相合作和团结友好的愿望，两党对国际问题的意见也是完全一致的。”[22]无论赫鲁晓夫上任前是否同中方在对日复交问题上进行过沟通，但毫无疑问，通过这次访华，赫鲁晓夫在苏联改变对日政策方面取得了中共坚定的支持。10月12日，中苏发表《关于对日关系的联合宣言》，表明中苏两国愿意采取步骤同日本关系正常化。联合宣言的发表实际上是在向世界宣布，中苏两国在对日恢复邦交的问题上是协同一致的。

　　在苏联外长莫洛托夫12月16日发表关于对日本关系的声明后，我外交部立即做出反应，在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认为这份声明“来得异常及时，这样就逼得鸠山政府不能不表示态度。如果鸠山政府不答应同苏联谈判，就会陷于被动。为了配合苏联政府这一重大外交行动，我政府似应考虑同样表示愿意同日本政府就中日关系采取措施，如果不表示准备同日本政府采取措施，仅仅再一次表示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的愿望，似乎有点不够”。至于用什么方式来表示，外交部认为“我总理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到中日关系的问题，当然是一种表达方式，但政协会议的讲话，究竟是对内的……不能成为对日本政府的一个正式答复。为了加重对鸠山政府的压力，我政府似应同苏联政府一样，用外长的名义发表声明”。[23]21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中日关系的讲话，再次重申：“我国是愿意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的，如果日本政府也能抱有同样的愿望，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中国政府将准备采取步骤，来使中国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24]虽然中国政府并没有以外长的名义发表对日关系声明，但显而易见，周恩来发表这次讲话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配合苏联的对日外交行动，向日本政府施压。

　　1955年1月下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约见即将赴任驻苏大使的刘晓时，要求中国驻苏使馆要在对外政策方面与苏联配合，要根据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精神同苏方进行广泛接触和合作。[25]其中自然包括在对日问题上与苏方的配合与合作。1955年2月12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祝贺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五周年的电报中再次强调“中苏两国愿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并积极支持日本人民走上独立发展和国际合作的道路”。[26]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苏联对日复交政策的态度。在后来苏日复交谈判期间，周恩来和毛泽东还多次对来访的日本代表团发表谈话，阐明中国政府在苏日复交问题上的积极姿态。

　　四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中国共产党调整了对日政策。这其中既有国际环境的因素，也有自身发展的需要；既有来自日本国内政治斗争的因素，也有民间交流的促动。在众多的因素中，苏联因素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对苏“一边倒”外交战略背景下，大到中国整体外交政策，小到具体对日政策都不可避免地具有阵营对抗的色彩。《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从体制上强化了中苏的战略同盟关系，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必然受到苏联因素的影响。具体到对日问题上，即使不考虑其他因素，中国共产党也有责任、有义务对苏联调整对日政策予以配合。因此，虽然中国共产党深知“在正常关系的树立方面，也许日苏要(比日中)容易”，[27]“中日建交问题在目前还是困难的”，[28]但通过调整对日政策，即可保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规定的“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的精神，也可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宣告中苏同盟是牢不可破的。

　　总之，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在内因和外因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必然要做出调整对日政策的决策。其调整时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良好的大局观和决断力，以及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的决策方式。虽然这次对日政策调整没有达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目的，但中日关系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较大进展为后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