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1]事实也是如此。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做出了巨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初步探索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中，“道路”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它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习近平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要发展中国、稳定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在理论界和学术界，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始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不太完整。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了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的初步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辟了前进方向和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确立提供了思想来源。 

　　1956年，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的暴露和中国在“一五”期间建设经验的积累，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对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重大的经济、政治关系等问题，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见解。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毛泽东还提出了发展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如1958年3月10日他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4]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5]1960年6月1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6]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是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中体现。 

　　此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对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探索。比如：1963年3月19日，朱德在听取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提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我们要找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65年12月30日，他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24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7]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因此，我们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8]1961年6月9日，周恩来在同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帕里夫蒂谈话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是个复杂困难的事情，而且无先例可循。虽然苏联的经验可以学习，但各国情况不同。还是得靠自己摸索经验。自己走出来的道路是最可靠的。[9]1963年10月12日，他在向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期召开的五个专业会议的代表作报告时又提出：我们需要摸索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概括的原则，计划经济，按比例地发展。但是具体的道路根据我们的总路线、总方针，还需要在实践中来发展，把它具体化，要创造自己的经验。[10] 

　　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等为特征的“苏联模式”，越来越不适合中国的情况。有鉴于此，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便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他们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准备。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探索了改革、开放及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等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人曾就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方面，特别是改革体制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向外国学习和同外国进行经济交往等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与经验。建设社会主义，既要依靠“内功”，又要借助“外力”。毛泽东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并探索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就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企业无非是这样两类：一类是生产过程的企业，工业是厂矿，农业是生产合作社；一类是流通过程的企业，就是运输业和商业。这些企业应当有怎样一种独立性呢？我这里是随便这么讲，表述不是很准确，叫做要有点‘独立王国’。高岗的那种独立王国当然是应该反对的。这里的所谓‘独立王国’，是说要有半独立性，或者是几分之几的独立性，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我这个话不能上宪法，不能上党章，也不能上决议案。总之，如果因为反对独立王国就把一切独立自主都反掉了，没有一点自主权了，那事情也很难办。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12] 

　　根据中共八大关于改进体制的决策，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体制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这三个文件于1957年11月8日由国务院通过并公布施行。对此，薄一波指出：“上述对体制的各项改进，虽然其深度和广度都不能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相比较，但是，对于当时那种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以高度集权、纯而又纯、政企不分为特征的苏联传统体制模式来说，却打开了一个重要缺口。”[13] 

　　此期，第一代领导集体除了探索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还对如何看待资本主义以及开放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比如：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4] 1958年12月17日，朱德在河南省视察时指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还需要补课。现在我们还没有一样产品按人口平均能够超过人家，在生产方面还很落后，要教育大家不要自满。 [15]1956年12月29日，刘少奇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2次会议上发言时说：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 [16]1957年4月6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44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时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17] 陈云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提出并具体阐述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问题。[18]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做报告时说：“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对我们用处很大，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我们要善于接受苏联的经验教训，这样就可以少受损失。当然我们也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有先进的东西我们也要学。”[19] 

　　值得指出的是，在开放问题上，朱德有很深的思考。他反复告诫全党：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的形式要多种多样，要加强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包括接受国外投资，要学习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方法，多请一些外国专家来中国工作；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关起门来，必须打破闭关自守的错误想法，要同世界各国做生意。新中国成立前，他就提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成立后，不仅要同苏联做生意，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还要同日本、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955年，他又提出：过去我们有关门主义，今后必须与兄弟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合作。朱德特别强调要动员一切国际力量和积极因素来为中国的建设事业服务：一是同兄弟国家互通有无、互相帮助，二是同反殖民主义的国家相互往来、互通有无，三是同帝国主义国家往来。[20] 

　　虽然，我们在前面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做了一个简要的梳理，并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要素不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才有，而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便有，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或比较全面深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起始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么，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有改革开放呢？也不是。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21]所以，从历史上和逻辑上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社会主义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已包含着改革、开放，以及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的问题等等。 

　　三、奠定了日后全面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丰富，它既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又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和制度成就。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功的基础上，又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全面探索。这个探索，从道路以及理论体系和制度上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 

　　（一）奠定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2]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第二代领导集体及其之后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基础。从1978年到现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快速发展的时期，其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段。 

　　从1978年到“南方谈话”为第一个时段。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二大召开，这期间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和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对历史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从中共十二大到中共十三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中共十二大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并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方面，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从中共十三大到“南方谈话”，这期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中。中共十四大从九个方面阐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正如胡锦涛所说：“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23] 

　　从1989年到中共十六大为第二个时段。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越来越完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正如胡锦涛所说：“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的。”[24] 

　　从2002年到中共十八大为第三个时段。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是对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 

　　从2012年到今天为第四个时段。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新思想，中国梦连同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一系列讲话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上四个时段表明，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及其之后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更加全面和深入，不仅延伸了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探索，从内涵上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且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二）奠定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25] 

　　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既为之后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做了铺垫，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同步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既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起始标志，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起点。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的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从狭义上说，最新成果则是指最近被概括出来的新的理论成果，指的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党同志和亿万人民共同实践和创造的理论，它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综观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史，毛泽东思想对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科学发展观将起到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学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必须一以贯之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必须牢记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作用，必须全面系统准确地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还要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的一系列讲话精神。 

　　（三）奠定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 

　　习近平指出：“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　

　　保障。”[26] 

　　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和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是既遵循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切合中国情况和实际，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制度的探索，为第二代领导集体及其之后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习近平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27]回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走过的艰难路程，回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经历的风雨岁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做出独特的贡献。这个探索及贡献，为第二代、第三代及其之后的历代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1]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2]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求是》2013年第1期。 

　　[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370页。 

　　[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6]《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2页。 

　　[7]《朱德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 1707页。 

　　[8]《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3~424页。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15页。 

　　[1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86页。 

　　[1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1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1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71页。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15]《朱德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5页。 

　　[16]《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页。 

　　[17]《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1页。 

　　[1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19]《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3~264页。 

　　[20]朱德：《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 

　　[2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22]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9日。 

　　[2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2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25]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9日。 

　　[26]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9日。 

　　[27]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