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界兴起回望20世纪之风潮，其中80年代的“文化热”引起诸多方面的诸多“热议”。80年代那一场“热”的余温犹存，扰动文化热持续升温的当事人还基本健在，而此“热”中细心梳理、理性思考和热切回顾之余，不乏对那段历史随意的放大和有意的遮蔽。本文尝试通过翻检一些史料，加以评析，企望有助于拨开迷雾，复原历史真相。 

　　一、“文化热”现象 

　　当代中国文化有三个来源，即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和西方文化。刚刚走出“文革”阴霾的中国，经济衰退，文化荒芜。传统文化遭受严重毁坏，西方文化因受到长期闭锁而隔膜，马克思主义文化则遭到越来越僵化的对待，个人迷信的封建桎梏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因此，“文革”结束后，如何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如何科学地理解西方文化，成为当代文化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伟大的思想解放旗帜下，当代文化迎来了一个爆发式的蓬勃发展时期。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党对思想路线进行重大调整，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对外交往的迅速增加和文化视野的骤然拓宽，思想文化界率先感知春江水暖，从对“文革”的反省批判迅即转向文化、哲学层面的深刻持久的反思与研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重新解读和阐释的热潮，延及哲学社会科学、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等多个领域，形成1980年代蔚为壮观的“文化热”，对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历史走向和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文化热”是由思想解放、时代变革和学术发展共同推动并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在中国思想文化界迫切探寻“文革”悲剧深层原因的驱动下，希冀借助中西方各种“理论”和“主义”对当代中国历史进而对中华历史和文化进行思想解读和未来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尝试。[1]创办于1979年的《读书》杂志，在创刊号中提出“读书无禁区”[2]，开启了“文化热”的时代，也标注了“文化热”的鲜明特征。 

　　“文化热”大体经历了以思想启蒙和西方思想文化理论译介、传统文化阐释批判和全盘西化论为主要内容的两个阶段，最突出的特点一是涌现了众多思想和学术团体，二是思想学术译、著的丛书（刊）出版热通过译、著丛书的大量出版和各种学术活动，二者相互交织，互相推进。思想和学术团体主要有以自然科学研究者为核心、以介绍世界最新科学成果、弘扬科学精神与方法为主旨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复兴国学为己任的“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围绕《新启蒙》杂志的理论家群体，以北大和社科院的青年学者为主体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引介和阐释当代西方人文思潮的《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等。这些思想和学术团体都是以各高等院校教师、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为主要成员的松散组织，以各种丛书为主要媒介，聚集在各大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上海译文出版社、　

　　三联书店、四川人民出版社等周围短短十数年间，从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学艺术等西方重要哲学文化思潮，以及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以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为主要内容的“新方法论”和以《第三次浪潮》为代表的未来学等数百种著作，几乎被悉数译介过来。 

　　这一时期，各地出版的丛书达数十种之多，且印数巨大。影响广泛的丛书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走向世界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岳麓书社）、“走向未来丛书”和“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流派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面向世界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文化哲学丛书”（山东文艺出版社）、“中国文化史丛书”（上海书店）、“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中华书局）、“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世界文化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三联书店）、“西方学术译丛”和“新学科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三个面向丛书”（人民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库”（华夏出版社）、“比较文化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外比较文化教学丛书”（中国文化书院）、“现代文化丛书”（光明日报出版社）、“传统与变革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美学译文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蓦然回首丛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等。除了很少一部分60年代的再版，绝大多数都是这一时期的新版书。在出版力量十分有限的1980年代，堪称知识界和出版界的黄金时代。 

　　除了以上大型文化丛书，融学术性与知识性于一体、通俗简明、每种字数只有六万至八万字的“文艺新潮丛书”（辽宁大学出版社）；借鉴出版前辈赵家璧先生半个多世纪前“一角丛书”而推出的“五角丛书”（上海文化出版社），以及“跨世纪丛书”（河南人民出版社），“中国文化丛书”、“世界文化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哲学现代化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民间语海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当代军人风貌丛书”（解放军文艺社）等，都对这一时期的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新中国十分重视西学经典的翻译出版，一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到“文革”以后，这项工作基本上停滞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理论界和出版界建议参照“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灰皮书”和“黄皮书”[3]的办法，翻译出版一些现代外国的学术著作。1980年4月19日，国家出版局召集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4]和情报所、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单位座谈，决定由人民出版社牵头提出《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书目》（100题）。此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和情报所、人民出版社、外交部苏欧司、中联部七局、苏联所、商务印书馆、北京图书馆等单位专家组成的“选目小组”先后提出3批、153种选目。到1983年底，分别由25家出版社出版了64种，加上规划外出版的译著，到1984年，已经翻译出版各类西方社会科学古典名著、当代一般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500多种，[5]成为1980年代译介出版西方思想文化著作热潮的潮头。 

　　在地方出版社中，湖南于1980年代初就开始了“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1980年到1986年间，这套丛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岳麓书社先后出版。丛书收录了1840至1911年间，中国人到欧美日本通商、留学、出使、游历和考察等所留下的日记、笔记和游记，如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及其它》、容闳的《西学东渐记》、王韬的《扶桑游记》、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广注）》、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曾纪泽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等等，共计36种，其中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0~1983年间出版了其中的20多种，以20册印行，岳麓书社于1984~1986年间出版了36种，以10册印行。[6]这些著作第一次记录了近代中国人睁眼展望西方现代文明的观感，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早期脚印。在国人重新眺望世界的改革开放初期，这套丛书在出版界、文化界以及广大读者中产生不小的影响，被李一氓[7]誉为“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 

　　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丛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8]组织编撰的，以青年读者为主要对象，“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9]“走向未来丛书”共出版《人的发现》《增长的极限》《激动人心的年代》《GEB——一条永恒的金带》《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看不见的手》《语言学与现代科学》《人的现代化》《没有极限的增长》《第三次数学危机》《凯恩斯革命》等译著、编译，以及国内学者的著作共74种。 

　　1986年底、1987年初，三联书店开始推出全面介绍西方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大型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包括《〈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等多个子系列，囊括了从海德格尔、尼采、萨特、韦伯等20世纪西方著名思想家的代表性著作。1987年底，科学出版社开始印行由中国学者撰著的“中国与世界丛书”。这套丛书集中展示了改革开放以后本土学者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思考与研究。 

　　在译介、出版外国著作的热潮中，文艺理论和文艺作品的翻译出版热极为抢眼。1970年代末，重印了五六十年代“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西方19世纪以前的理论著作和一些文学作品。1980年代，译介热点转向20世纪西方理论和文学创作，特别是“现代派”理论和创作，《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诗苑译林”，以及“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和“学术文库”等，几乎涵盖了20世纪西方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文学、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新小说派、垮掉的一代、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所有流派的文学创作和西方20世纪文论、哲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重要成果，如弗洛伊德心理学、存在主义、现象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阐释学、新批评、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理论，对80至90年代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文化热”中的“西学热” 

　　丛书出版热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和“走向世界丛书”为发端，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西方文化，正是要借他山之石为我所用。“文化热”中的“西学热”，呼应了前人20世纪初“睁眼看世界”、革新旧文化的期望，成为新时期“文化热”中突出的亮点。 

　　在1980年代“文化热”中，各种西方思潮走马灯般的“旗帜”变幻，既是世界思潮在中国的某种反映，也是遭受多年封闭的中国向现代化征途迈进之时对西方现代化思想和理论的集中探求。“西学热”中，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从崇尚理性到非理性泛滥时代的哲学、科学、文化思潮，潮涌般展现在中国知识界面前。对中国新时期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西方思想文化思潮，可以概括为理性主义思潮和非理性主义思潮。刚刚从“文革”的封建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知识界，以无比的热忱拥抱了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启蒙思想。因此，这一时期，又被学术界称为中国的新启蒙时代。与此同时，具有后现代特征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也迅速扩大，与前者互相渗透，共同绘制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图景。 

　　理性主义的启蒙思潮主要表现为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对新时期的哲学思想、文艺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学和美学研究领域提出主体主义、个体主义和人道主义美学主张。对人的重新发现，既包括20世纪初改造国民性的“新民”学说的再续，也针对“文革”时期人的尊严遭到肆意践踏而提出了人的基本权利等人道主义观点。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对人性的挖掘和呼唤，对人、实践、主体性，以及传统惯性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热切关注，都体现出浓厚的人道主义的价值关怀，也引发了始于哲学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 

　　非理性主义思潮是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特别是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后，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和抛弃。19世纪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主义是现代非理性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齐美尔、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现象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以及在历史学，宗教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和科学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想内容，都被视为现代非理性主义理论的表现。其基本特征是在个人存在为本体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基础上否定人的理性、否定信仰、道德中的理性内容，否认历史的发展规律，或者把历史看作有机体兴衰的非理性过程，或者把历史看作是个人意志或欲望的表现过程，直至把社会历史现象归结为某种本能活动（如性欲）的结果。[10]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革”的遗祸和经济转型初期社会无序、道德失范、腐败横生等社会矛盾叠加，以及思想理论战线的软弱涣散，1980年代中后期，启蒙思想中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一些思想观点迅速被异化非理性主义的抽象人性论、无政府主义、人本主义，成为1980年代后期“文化热”中的不和谐声部。 

　　非理性主义思潮对新时期文化的影响是复杂而多层面的。“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折射出这个时期社会思想文化的映像。在文艺创作中，深受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把历史过程偶然化、虚无化，把现实世界碎片化、功利化，把人性挖掘欲望化、丑恶化，把艺术探索审丑化、怪诞化，使文艺创作陷入灰暗、虚无、暴力、色情和艺术实验至上的怪圈。在社会层面，非理性主义思潮颓废、迷惘的特征，暗合了“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失去理想、青春而无所依托的后“文革”现实，使其由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走向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失望和怀疑。在思想文化层面，则由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到推崇蓝色文明进而否定绵延五千年被其称为“黄色文明”的中华文化，否定当代中国历史、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主张全盘西化，最终演化成为1989年的政治风波。 

　　被称为“老三论”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此后的“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的西方科学哲学理论在“西学热”中风靡一时，被广泛运用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1985年甚至被称为“方法论年”。“方法论热”既有举国向科学进军的时代背景，也是具有哲学意义的文化反思的组成部分，其中既包含着变革和突破传统僵化思维模式的强烈意愿，也包含了对科技本身的反思。 

　　“文化热”缘于对“文革”的强烈批判和深刻反思，并试图通过对西方文化的全面译介和重新评价，在中西文化的比较和借鉴中，构建中国现代性的新文化。实际上，在热度持续上升的“文化热”中，由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现代性问题尚未显现，后现代问题更是无从谈起，学界对理性主义，特别是非理性主义尚缺少清晰、明确的把握和深刻精当的理解，人们更多地是介绍、传播，以及极具照搬套用特征的所谓应用。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在反思、寻根文化传统的同时，引进和移植各种理论，探索和实验各种主义，掀起现代派文艺探索和实验的浪潮。这体现了开放的文化意识和试图与世界当代文化沟通与同步的趋向。但是文学的现代派实验，美术创作中的印象派、抽象派，在创作和理论上对传统提出根本性的挑战和否定，使与传统紧密相连的受众疑惑和失望，看不懂（指作品）、听不懂（指评论），也使现代派群体及其作品最终备尝失落和冷遇的苦涩。 

　　现代派文艺理论和实践是西方资本主义经过百年发展到20世纪的产物，其中一些形式和技巧方面的理论对于1980年代的文艺探索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帮助当代文艺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附庸的窘况，回归了文艺本体，却也加速了文艺卸载引领“国民精神”的社会功能。因此，现代派文艺创作更像是文学艺术试图摆脱新中国政治工具面目的一种过激的实践。从总体上说，现代派理论在1980年代的中国并没有生长发育的土壤，并不适合中国国情。 

　　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再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在20世纪的百年间可谓跌宕起伏，对传统文化的评价也时隐时显地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在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文化的艰难转型，始终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再评价和再利用。在1980年代，传统文化一方面成为新儒家的思想武库，在文化重建中高举起捍卫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大旗；另一方面，传统文化被视为正在或已经“衰落的文明”，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严重障碍，因此，把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物并以此为武器对传统文化进行毫不留情的反思和批判，成为这一时期“文化热”的重要特征。 

　　“文化热”中的“传统文化热”，主体上表面上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热”，实则是思想文化界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僵化对待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对长期研究传统文化的学人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大量的丛书出版和学术机构的建立，使传统文化研究进入到崭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这是新时期第一本概要介绍中华五千年文化历史的著作。最早成立的传统文化研究机构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文化史研究室，自1981年开始共同筹办的《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于1984年开始在上海出版。 

　　1983年5月，全国历史学科规划会议在湖南长沙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以上海学者和北京学者为主的南北两个编委会，编辑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和“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先后出版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甲骨学史》《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等十数种著作。此外，从1982年到1987年间，召开了关于传统文化研究的若干重要会议，[11]其中，1985年4月的中国文化与比较文化研究工作协调会和1986年1月的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具有重要意义。前者确定了全国各地的主攻方向：北京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化，上海侧重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西安重点研究汉唐文化，广州为岭南文化，湖北为明清文化；后者则是在国内举办的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与会的70余名中外学者，是国内外与文化和文化史研究相关的20个学科中研究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会议所研讨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再估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两个主要议题，都是1980年代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界的关注焦点。[12] 

　　推动传统文化研究从学院向更广阔空间伸展的重要机构是中国文化书院。1984年10月，民间学术研究和教学机构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成立。书院由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周一良、任继愈、阴法鲁、张岱年、朱伯昆、汤一介等共同发起，联合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及台、港和海外的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一道创建。书院以培养从事中国文化史、哲学史、宗教史、历史、文学和思想史研究的中外学者为目标，招收大学程度以上的中国学生和中外学者，并代中国或外国大学培训研究生、进修生。书院聘请北京各高校和学术机构的著名学者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何兹全、戴逸、李泽厚等担任导师，[13]进行中外文化比较的函授教学，举办各类短期讲习班、读书班和研究班，举办“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宗教”“中国的近代化”等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14]1985 至1989 年间，举办“中国传统文化”“中外文化比较”“文化与科学”“文化与未来”等短期讲习班、进修班20多期，1987至1989年，举办了两年制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15]书院的学术研究成果结集为“中国文化书院文库”，分为“资料集”“演讲集”“论著集”等，陆续出版《论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比较》等书籍。书院为传统文化研究培养了大批人才，也成为海内外华人学者共同研讨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16] 

　　1980年代中期，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等地先后建立了一批传统文化学术研究机构，主要有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和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的思想文化研究所，福建师范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室，湖北大学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湖南大学的岳麓文化研究所，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的汉唐文化研究室，深圳大学的国学研究所和比较文学研究所，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的吴越文化研究室，华南师范大学的岭南近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等。此外，北京、山东等地还设立了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并创办《孔子研究》专刊）、中华孔子研究所、山东省社科院的儒学研究所、山东大学的传统文化研究所、曲阜师范大学的孔子研究所等多家儒学研究机构。 

　　这一时期的传统文化热衷，始终伴随着对传统文化价值的争论，对“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固步自封”“中庸”“保守”等传统文化概念的内涵做出现代阐释。以寻根文学为代表，当代作家从社会政治层面进入历史深处，以艺术形式追寻传统文化之根，并在历史、哲学等领域得到积极响应，形成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热潮。这股思潮一方面接续五四时期对国民性的探讨，直指在“文革”中大爆发的中华文化中的封建劣根性，带有鲜明的新启蒙特征；另一方面，在深刻反思和对包括20世纪之初新文化运动在内的中华文明的追寻和重新审视中，尝试重新确立中华文化的世界坐标，这是这个时期传统文化批判中的重要收获。 

　　在“文革”刚刚结束和改革开放的背景中，对中华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很快就延伸为中西文明的比较和争论。这是一场世纪之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之争论的延续。国民性和国民性改造问题，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都是20世纪初文化命题和中国道路选择的世纪之问。此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苏东剧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全面转向西方。美国学者放言“历史终结”，“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民族的冲突。开放的大门打开以后，重新“睁眼看世界”的人们，面对发达世界的物质文明、先进技术，以及看上去文明的秩序，重蹈世纪初的覆辙，把一切落后的根源归咎于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劣根性上来，再次陷入东西方文明优劣的世纪之争。 

　　应当看到，在“反传统”声浪高涨之时，并未淹没思想文化界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这为90年代以后传统文化作为重要文化资源参与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做了思想和学理上的重要准备。正是对传统文化批判的需要，促成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而这一次东西方文明之争，既是世纪初文化论战的回响，也是一个世纪以来对东西方文明的总结，开启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大幕。这种反思和研究，在90年代以后构建新时代文化的过程中，成为思想文化界重新检视中西文化、重拾传统、复兴国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对传统文化参与全球综合国力的软实力竞争、锻造中华文化的新质产生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1]徐友渔：《分化与流变——30年来的中国思想界》，《南方周末》2008年12月11日。 

　　[2]此为《读书》创刊号一篇文章的篇名。 

　　[3]所谓“灰皮书”和“黄皮书”是指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供内部参考批判”的书籍，包括西方及苏联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 

　　[4]马列所全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想研究所，2005年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准，在此基础上组建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5]《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翻译出版外国学术著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通知》，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编：《图书出版管理手册》（2006），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380~384页。 

　　[6]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重印了》，《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6月20日。 

　　[7]李一氓（1903~1990），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 

　　[8]该所后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9]《走向未来》丛书编者献辞。 

　　[10]参见夏军：《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23页。 

　　[11]参见张昭军：《复兴之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学术前沿论丛》2012年。 

　　[12]张昭军：《复兴之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学术前沿论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3]张昭军：《复兴之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学术前沿论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4]刘德伟：《汤一介谈中国文化书院》，《中国教育报》2000年12月26日。 

　　[15]《中国文化书院》，《孔子研究》2000年第6期。 

　　[16]葛兆光：《汤一介先生采访记》，《中国文化》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