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甚至具有较大的差异，但是生态环境却并未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而对人们的影响效果相异。在超出行政区划的范围以后，生态环境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影响三地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产业一体化、政策一体化以及环境保护一体化的要求提出来以后，呼唤着新的生态环境共享共建机制的出现，以使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得以顺利进行。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是智慧环保的重要途径，是共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的有效助力工具。从生态学的原理来看，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目的是扩大环境容量空间，使生态环境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减少同一资源的低水平重复建设，让有限的生态空间得到最大的利用，从根本上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三地加强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有助于三者在生态系统的发展中找出各自正确的生态位，充分发挥自身生态位的优势，有效处理当下生态环境发展所遇到的难题。生态环境的“发展”是“协同”的目的，“协同”又是“发展”的前提，亦即京津冀生态环境的发展必然首先需要三地协同起来，从根本上摆脱京津冀一体化下生态环境面临的困境。

　　一、问题丛生：京津冀生态环境发展之伤

　　京津冀地区由于其复杂的地质地貌环境，如果集中整个地区的资源和环境来发展某几个特大城市，能够推动大城市的快速发展，但却并非能够支撑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从这一特点来看，整个区域的发展后续力并不强，继续以当前的模式发展下去，不但可能造成整个地区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而且也会导致整个区域资源总量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毁灭性破坏。当前的京津冀地区发展过程中，由于前期未将生态成本考虑到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从环境与资源的利用现状，还是从城镇建设的现状，或者从经济发展中的三地产业协作来看，其对于整体生态环境的影响还是巨大的，甚至已经成为阻碍三地经济继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第一，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承载力超载，生态贫困问题凸显。北京和天津地区的发展，资源和环境大部分来源于周边的河北地区，故而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和资源成为问题之时，必然成为京津发展的瓶颈。北京和天津的生态屏障和城市水源等环境资源来自于河北地区处于其上风上水的位置，相对来说，这些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开发利用比较严重，甚至出现过度开发的现象，因此生态贫困地区较多。例如，河北的张家口地区就是重要的京津生态屏障，但由于生态环境的问题，同时也成为京津地区的环境污染源头重地，风沙源重点治理区就处于这个地区。

　　京津冀地区的生态贫困带普遍存在，尤其是京津地区对于其周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过度开发，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生态贫困带。在这些地区，一方面，环境和资源不但自己没有充分利用上，反而要供给京津地区；另一方面，北京和天津的城市发展抑制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故而导致了这些地区和京津地区的区域差别和贫富差距。为了维持自身经济的发展，北京和天津地区往往也通过一些手段来治理生态问题，但采取的政策和手段均是暂时缓解且为了自身发展而考虑，真正顾及到当地发展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较少，故而这些生态贫困区也变得越来越敏感且难以治理。

　　第二，城镇建设与生态环境。城镇一体化的发展导致了城镇在建设的过程中，由于没有清晰的生态环境与城镇建设的界限，一部分原有的生态环境空间被挤占。尤其是各个地区大批工业园区的建设，一方面占据了大片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各行业的产业垃圾，由于没有严格的监管制度，都随意排入环境之中，造成了严重的水、大气等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底线在不断增多的各种生态失衡问题中遭到挑战。生态环境的问题同时反过来影响城镇的建设和发展，河北地区由于处于包围北京和天津的位置，具有地理和交通设施的优势，但环境承载力、水资源、能源利用等方面由于受京津地区的虹吸效应整体能力较差。

　　另外，“京津冀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从2004年的2949平方公里增加到2012年的3776平方公里，区域城乡格局逐步由自然景观为主的农村包围城市转为以钢筋混凝土为主的城镇包围农村”^[1]。可见，伴随着京津冀地区的人口继续增长，城镇建设也自然随之增多，对于整个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影响也将继续增大，城镇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将继续加深。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的城镇建设已经很严重地挤占了生态环境的空间。同时，空气、水、土地等资源的浪费和匮乏也成为引发生态问题的重要原因。从水资源角度来看，京津冀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无疑对于水资源都进行了过度的开发，尤其是北京和天津地区在水资源的利用上，往往是过度开发了河北区域的水资源，反而造成了整个河北地区在水资源上的匮乏。同时，由于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诸多的河道、河口、地下水位等位置的生态问题出现较为明显，也是短期内较难以修复的严重问题。由于过度的水资源利用，加之图一时经济的发展，对于水资源的污染问题也较少关注，导致了污染物向水中的排放量愈发增多，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水体和水质的恶化直接影响了京津冀地区的整个用水工程。

　　第三，产业协作与生态环境。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的产业转移也是导致三地经济发展不均衡和生态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城市的重污染企业向中小城市转移，一方面这些企业并非能够为中小城市提供较好的经济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污染源同时流向了中小城市，使得整个区域的污染都随之严重。生态环境具有系统性、无界限的特点，京津地区将污染源转移到周边的中小城市，其所受到的环境污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譬如雾霾天气的影响，河北省具有重工业较多、污染排放较严重的生态缺点，但并非这些生态问题仅仅影响本地区，同时也会影响到北京和天津地区。所以，即便不存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要求，北京和天津在发展过程中将污染产业转移到河北其他地区也都不是长久之计，最终酿成的后果也会重新回到自己手里。

　　就空气污染来看，京津冀是我国现阶段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据国家环保部数据，京津冀区域2013年空气质量较差，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37.5%，所有城市PM2.5和 PM10年均浓度均超标，部分城市空气质量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占到全年天数的40%。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中，河北占了7个之多。进入2014年以来，京津冀地区多地连发十数天雾霾天气，北京和天津的空气中的PM2.5有三到四成源自于区域的输送，意味着本地区的空气有很大一部分是周边地区扩散而来。可见，生态环境的治理如果不采取整个区域的系统性治理，单靠某一地区的生态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三方的生态投入如果不能够协调起来，生态环境的改善和治理也便遥遥无期了。虽然在治理大气污染上，京津冀共同展开了“三北”防护林建设、坝上生态农业建设、退耕还林、首都周围和太行山绿化等工程，在防治力度上也加强了对于企业的管制，对于农业的管理等各方面，但由于产业布局、能源结构等原因，大气污染问题依然存在，甚至趋于更加严重的形势。

　　第四，协同发展机制和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京津冀一体化下的共享共建与共治机制的构建也迫在眉睫，正是因为没有统一的管理机制，三个区域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环境享有格局、共同建设和共治机制。生态环境监管和治理力度不够，生态补偿政策体系不完善，都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问题的重要因素。在京津冀大气污染严重的今天，三个地区在大气污染的联防联控机制上建立较为完善，虽还未取得较大成果，但相比水、土壤等资源的污染防治上已经具有较大的管理和机制层面的进步。

　　生态补偿机制的不健全，使得京津冀地区尤其是京津周边的县区不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而且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在被过度消耗之后，生态环境面临的保护问题也逐渐凸显。即便没有京津冀一体化的建设规划，北京和天津地区的生态状况同样需要河北整个地区的统筹与协调，按照生态环境的整体系统性特点来建设绿色的生态体系，才是两个地区得以长久发展之计。京津冀一体化要求形成一个三个区域从政府到民众、从资源到环境、从共享到共治的合作平台机制，加强三个地区的信息交流，改变以往的区域分割低效治理环境问题的缺点。为了治理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的地区必然需要加大各方面力量，在北京和天津周边的生态贫困区采取多种治理措施，但这自然涉及到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投入。因此，在生态补偿方面的投入上，北京和天津地区并非积极，也就造成了生态环境敏感地区出现生态问题必然殃及两个特大城市的现象。

　　二、生态学原理与京津冀生态环境的永续发展

　　一切自然生态系统都具有开放性的特征，自然界中不存在孤立的生态系统，都必然与外界进行着能量和物质的交换。亦即生态系统是通过上下左右、方方面面与外界沟通的，从某一生物个体的生态系统到整个地球生态系统都具有同样的特征^[2]。故而，从京津冀的整体生态环境来看，北京、天津抑或河北的每一个地区，作为一个个的生态系统都在不停的和外界联系着，尤其是作为生态系统的非生物环境部分，如大气、水等在三个地区甚至更多的地区当中都是相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京津冀三地的生态环境协同发展对于缓解和根治京津冀一体化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由于生态系统的开放性，使生态系统本身的结构和功能能够得以不断发生和发展。如，气候能够影响生态系统中群落结构和生产力，同时也是影响生物群落的分布和外貌，从而促使生态系统发生演替。从开放性的特点来看，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成为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重要因素，甚至使生态系统的整个结构和功能开始发生变化。每一个区域的生态环境都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同相邻地区的生态环境互相成为一个整体，并且相互影响、互为共生。任何生态系统都具有开放性的特征，不管是简单还是复杂、低级还是高级的生态系统，都需要同外界的交流与联系，否则自身内部只会陷入死循环而无法获取物质和能量。生态环境的系统更加体现了这一特点，无论是水、大气、土地，还是其他矿产资源、化石能源等，都与行政区划下的其他地区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北京和天津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们的生态环境同河北地区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从整体的角度去建设三地生态环境才是解决一体化下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

　　其次，生物多样性成就了整个生态系统生产和生态服务的基础和源泉。人类生存于生态系统中，凭借着智商和工具使用的能力，向自然界索取了巨大的财富，同时加速了地球上物种的灭绝。生物多样性在生态系统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物种的繁多，并且每一个物种都具有其在生态系统中生态位的角色，发挥着自己的结构和功能作用。但是人类自从认识到自然规律之后，开始利用甚至改造整个自然界生态系统，使得其中的物种逐渐向着人类的需要发展。例如，为了满足人类对于食物的需求，农业生产过程中，人们往往选择种植过于单一的粮食品种，在提高农业高产的同时，由于物种多样性的减少，各种病虫害、作物疾病等也频繁发生。京津冀一体化的生态系统中也存在着生物多样性减少的现象。如，农业生态系统中由于地域的特点，为了保证人类的需要，许多土地原本生长的生物已然被各种供人类使用的农作物所替代，而且农作物种植的多样性具有较大局限；由于人们主观意识上对于森林资源缺乏保护，森林生态系统逐渐变得越来越小，其中的树种多样性也逐渐减少，整个系统越来越敏感且容易失去平衡；等。

　　最后，每一个生态系统都具有自身的负荷力。负荷力不但受到生态系统内部用户的数量的影响，而且和每一个使用者的使用强度具有密切的关系，同时用户数量和每一个使用者强度之间又时常保持互补的关系。即当某一资源所能维持的用户使用者强度逐渐变大之时，利用这一资源的用户个体数目就会减少。从这一规律出发，在生态系统建设的过程当中，能够将利用同一资源的生物物种控制在环境容量能够容纳的最大物种数量，以便能够最大效率的利用资源和环境。同理，在生态环境的治理上，也必须考虑环境的容量，其容量体现了生态系统所能容纳的污染物的最大承载量^[3]。可见，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环境容量越大，则其可以容纳的污染物就越多，而污染物的排放必须同环境的容量相适应，一旦超出环境容量，必然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出现问题。京津冀一体化的生态系统中，虽然环境容量相对较大，但囿于整个地区人口较多，气候条件下的森林、草原、水资源、农业等生态系统构成要素中，物种构成较为简单，较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干扰而失衡。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考量生态系统中的可用资源和环境容纳量等方面的负荷力，是获取整个地区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首要条件。

　　三、破解之道：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联动

　　京津冀一体化要求三个区域之间的各方面建设都要协调起来，摆脱传统只顾自身发展的模式，生态环境的协同联动更是破解京津冀生态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摆脱传统模式又并非朝夕之事，三个地区的产业协作由于其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导致一时之间无法将其顺畅协调起来，而且三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发展程度又并非完全一致，成为影响三者产业协作的关键因素。区域之间的协作，需要形成细致合理的分工，也需要有一个完整的区域产业链和环境保护体系，但京津冀三地都并未形成这一成熟的协作系统。基于这些现实情况的存在以及生态学原理的分析可以看出，三地在解决生态环境面临的问题时，要协调统一起来，构成一个与外界存在联系的生态系统，进而促使其问题的解决。

　　第一，京津冀一体化下的生态系统架构。京津冀一体化的提出，预示着传统单纯依靠一个区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整个区域的发展，这就必然要求区域间的协调与合作，尤其是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统一管理机构的构建。从生态环境的本质来看，是无法将其进行区域性的划分，如大气的污染，即便是三个地区具有固定的行政区划位置，但并非大气也为固定不变的位置，故而一个区域污染必牵连其他区域的大气质量。因此，一体化下必须构建一个完整的生态环境共享共建的协作机制，不但要建立专门的生态分区，而且要建立严格的分级管理制度。在不同的生态区域内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是不同的，将各类不同程度的生态破坏进行统一分类和管理，并制定更为可行和有效的治理政策。在不同的生态区域级别下，更应该建立明晰的生态奖励和问责制度，而且在三个区域内都应建立一致的分级管理制度，摆脱以往不同的管理制度形式，形成更为有效和统一的协作机制。

　　第二，建构生态系统模型，以便于考察和分析京津冀地区的整体生态环境现状及解决生态问题的对策。作为考察和描述生态系统的基本方法，生态系统模型中包含了整个系统的基本成分、组织结构、行为功能等，并且对系统的特性和行为进行简要描述。通过各种生态系统模型的建构，理出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通过改变其中的功能因素来转变其主要功能，使整个大的生态系统向着更优化与高效的方向发展。同时生态系统在建构过程中能够清晰体现出其开放性，这对于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的整体把握具有重要意义。生态环境不但担负着在小生态系统中作为外界环境，提供无机营养元素的输入和输出平台的职责，而且在京津冀大生态系统中担负着作为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生存和依赖的无机环境角色。通过建构生态系统的模型，对于生态环境的现状和出现的问题能够清晰的辨别出，并且针对这些问题，再通过对模型的分析来调整整个生态环境的现状，从而达到既治标又治本的目的。

　　第三，以生态环境的容量作为基本依据。每一个生态系统都具有其自身能够承载的负荷力，水、土地、大气、森林等各种生态系统都具有此种特性。从京津冀三地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整体来看，需要考虑每个地区的生态环境的承载量和生态保护的需求。在充分考虑各区域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和环保需求的基础上，一方面要考虑经济利益的增长，另一方面更要重视经济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污染的防治，尤其分析一体化下整体区域的规划方案和政策计划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考察生态环境的容量，就必然需要严格考察原有生态红线，以更为具体和细致的红线标准制定环境污染的机制。红线标准的制定离不开对于生态环境容量的划定，如排污量和可排污染物标准的划定、对于清洁生产以及清洁生产扶持量的划定、对于不同区域控制和防治程度的划定等方面。

　　第四，提升整个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人们在长时间追求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尤其对于农业的发展上，追求了太多的高产、高效的农业品种，但在不经意之间却导致了各种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如种植单一的作物品种，一方面影响了土壤的肥力，导致土壤中的微生物和微量元素逐渐发生偏离平衡的状态，甚至土地沙化的现象发生；另一方面，可能造成这种作物品种的病虫害发生，而且一旦发生较难以治理。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适当保持生态环境中的物种多样性，多样性的物种能够保持土质中各种元素的平衡，一旦遭遇病虫害也不会出现整片农作物全部受害的现象，从而影响整个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在生态系统中能够提供多方位的服务，如森林的存在，不仅缓解了空气污染、水土流失、物种灭绝的困境，而且在贮存了百万年的太阳能后，又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因此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提升，尤其是植物的多样化种植，能够增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抵御生态环境的恶化，并且能够在生态环境的建设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五，形成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生态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生存环境，但这个生态系统同样存在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2008年的奥运会期间和2014年的APEC会议期间，为了保证京津冀的环境质量，在短期的区域联防联控的模式下，京津冀的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一时的成果。但这个模式一旦解除，生态环境就又恢复了原来的形势，又陷入了整个生态环境问题凸显的状态。因此，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方面，应该更加加紧构建，不能只依靠一时的措施和政策，而更应该在根本上预防和治理。在京津冀一体化要求打破原有固化的仅限自身区域的规划模式，实现三个区域的一盘化。在传统区域发展中，三个区域尤其是河北地区均以重工业为产业发展的重点，而且伴随着一体化的进行，北京和天津地区的一些重工业转移到了河北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京津地区的生态问题，但无法脱离河北地区处于其周边的地势局限，因此从根本上也影响着京津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故而仅从表面处理某一地区或某几个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不能从长久角度来真正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建立一个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迫在眉睫。

　　第六，投入高新技术开发新的科研成果。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涉及到了一些高尖端的生态学技术应用，单纯依靠执法或传统方法的使用，并非长久之计，投入高新技术的使用也是治理生态环境的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针对如今出现的一些新的生态现象、新的生态问题，如PM2.5、土地荒漠化、水体富养化等问题，这都会涉及到高尖端的生态学理论和实践，不投入高新技术来治理，就会成为处理过程中的难题。同时，高新技术的投入也应该体现在政策的规划和制定上。建立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相关政策和规划机制，就需要从最根源处寻找处理生态环境的可行性措施，摒弃传统制定规划和政策前忽视实际可操作的缺点。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往往可以减少决策的事物，因为决策的失误对于传统产业布局、工业结构的调整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往往并非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但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却往往是最大的，给生态环境带来的消极影响很有可能是长时间内难以磨灭的。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可以实现对于建设项目的严格监督和把控，从影响生态环境的产业项目开始着手，尤其是对于从北京和天津转移到河北的“三高”产业，有必要从根本上解决从选址到生产、从生产的管理到污染的防范、从后期的治理到环境的保护等各方面进行科学的规划，都有必要从项目本身做出明确的规定和管理，从根源上防止环境的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