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重视科学技术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引进相结合，很快取得显著成效，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取得重大突破。“大跃进”运动后，我国经济遇到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全面、深刻调整国民经济。1960年，苏联停止供应成套技术设备，加重了经济困难。196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取得了良好效果，为1970年代初期的对外引进，乃至后来的对外开放积累了经验，也为与西方国家建交创造一定了条件。学术界对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1950年代初期的156项技术设备引进、1970年代初期的“四三方案”和1978年的技术设备引进论述较多[1]，但对1960年代前期中国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鲜有论述，笔者不揣浅陋，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以请教于方家。 

　　一、成套技术设备引进的背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新中国早期的发展目标是解决国家安全和民生问题，而科学技术直接关系着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所以，新中国刚刚诞生，在百废待举、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立即着手发展科学技术事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2]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其基本任务是，科学研究与实际密切结合，吸收国际上先进的科学经验，从事有计划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加强各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1956年1月毛泽东强调技术革命问题，“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革愚昧无知的命”。[3]可以说，毛泽东深刻洞见到科学技术在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中的作用，他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的，我国也要这样。”[4]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挥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5]1956年2月成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10月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后来又组建了国家科委，聂荣臻副总理兼任主任。 

　　我国建设的方针是独立自主，但独立自主不排斥，相反更加要求我们通过一切可能途径积极地引进新技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6]新中国成立初期，处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格局下，中国选择“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提供援助。但后来中苏同盟破裂，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停止供应成套技术设备和专利，受其影响，部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停止了对中国援助。 

　　1960年代初期，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开始改善。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部分西方国家追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但西方国家并非铁板一块，对华政策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对外贸易方面。1957年5月，英国宣布放宽对华贸易限制，随后参加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大部分西方国家纷纷效仿。1958年9月，美国宣布在战略物资的国际货单方面再做放宽，对中国的所谓“全面禁运”事实上陷于破产。[7]1960年代初，中法关系改善，后来毛泽东接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说：“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使两国间在商业上、文化上互相往来，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我说，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8]随后中国与多数西方国家的关系有所改善。而且，西方国家有大量商品和资本急需出口，中国工业化需要成套技术设备，双方互补性很强。这些就给中国引进西方国家成套技术设备提供了一定条件。 

　　1960年代初我国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尤其是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等农产品严重短缺。面对严重困难，1961年初，党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确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深刻调整，大力加强农业和轻工业，需要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如石油化工设备，成套化肥设备，以利于发展农业、轻工业，逐步解决我国人民的“吃、穿、用”问题。 

　　以上这些背景因素综合起来，中国政府决定在1960年代前期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 

　　二、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 

　　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是一项新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为此，中央成立成套设备进口五人小组，由方毅（外办兼计委）、李强（外贸部）、张有萱（科委）、叶林（经委）、柴树藩（计委）组成，方毅为组长，柴树藩为副组长。小组的任务是在从西方国家进口成套设备的谈判和进口过程中，就各部门提出为外贸部和其他部门所不能解决的有关政策和工作问题提出意见，向总理和外贸三人小组作报告，并处理总理交办的其他工作。[9] 

　　为尽快解决人民吃饭穿衣问题，1962年6月25日，国务院财贸办、国家计委和化工部联合向李先念、李富春和周恩来报告，提出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生产维尼龙和合成氨先进成套设备。报告指出，日本生产维尼龙的方法比较先进，其原料消耗比朝鲜低得多，自动化程度高，占地面积小，也可能做到五年以上的延期付款，从发展我国合成纤维的需要和几年之后的外汇支出可能性考虑，可以购买日产30吨、50吨的各一套，作为样板厂，两套需用汇6400万美元。[10]毛泽东、周恩来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随后在1963年下半年到1964年，中国政府先后与日本、荷兰、英国、意大利、法国和联邦德国的厂商签订了15项成套设备进口合同，总金额达13127万美元，其中现汇交易3050万美元，延期付款金额为9126万美元。[11]这15项成套设备是：（1）日本供应的五项：年产11000吨第一套维尼龙成套设备，年产18000吨第二套维尼龙成套设备，每小时产乙炔1100立方米的干式乙炔设备，气动与电动量仪工厂成套设备；（2）荷兰供应的年产16万吨的尿素工厂；（3）英国供应的三项：年产10万吨合成氨厂，年产5000吨的聚丙烯成套设备，年产28000吨的高压聚乙烯成套设备；（4）法国供应的二项：年产7500吨的丁醇、辛醇成套设备，磁带地震仪勘探设备；（5）意大利供应的三项：年产5万吨的合成氨厂（转口阿尔巴尼亚），年产5万吨合成氨所需的重油气化装置，年处理10万吨原料油的铂重整联合装置；（6）联邦德国供应的年产36000吨乙烯、22000吨丙烯石油裂解及烃烯分离装置设备。[12] 

　　1963年11月，国家计委、科委联合向中央提出从西方国家进口一批精密仪器仪表的报告。报告指出，1958年以来，我国仪器仪表工业开始有了发展，已经掌握的有800多种，但多属于中、低级精度的产品，高、精密的只是刚刚开始试制。据各方面提出的近几年需要的12大类通用仪器仪表（无线电测量、射线、光学、热工、机械量仪、分析、气象、计时、材料试验机、实验室设备、电子计算机），大约3500~4000种。除了加速我国仪器仪表工业的发展速度外，还必须有计划地组织进口一批高级、精密仪器仪表。报告提出，在1964~1967年内从西方国家进口仪器仪表共需外汇10795万美元。因为高级精密仪器仪表不是年度订货可以订到的，必须有一个几年的较长期的安排和洽谈时间，为此，就研究选择了一批大型的、精密的仪器仪表6000多台，约3380万美元，先提出长期预订货方式，今年（1963年）开始洽购。其余仪器仪表则视外汇情况在年度进口计划中安排解决。这次要订购的6000多台仪器仪表，包括无线电测量仪2100台、射线仪器250台、光学仪器1000台、机械量仪300多台、热工仪器450多台、电工仪器仪表约350台、分析仪器350多台、气象仪器40台、计时仪器110多台、材料试验机250多台、实验室设备1100多台、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36台。[13]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开始洽谈和进口。 

　　1963年9月，国家科委提出了冶金、机械、电子工业设备和引进新技术的66个项目，周恩来总理批准后，向国外派出考察组进行考察和相机询价，此后周总理又陆续批准了7个项目。1964年，中央各部门先后提出170多个进口设备的项目，500多个购买技术资料的项目，国家计委结合工业、交通和对外贸易的长期规划，会同有关部委对这些项目进行综合研究，于9月份对个别项目作了调整，最后提出：成套设备项目63项，单项设备项目50项和购买技术资料项目70项，共183项，作为1964~1965年向国外询价和相机签订合同的项目，这些项目共需外汇3.3亿美元。[14] 

　　这批项目涉及领域除了石油化工以外，扩大到轻工业、重工业、交通、农业各个行业，重点则逐渐转到冶金、精密机械、仪器仪表、电子工业等基础工业方面新技术的进口。进口的国家，除了日、荷、英、意、法、联邦德国之外，增加了瑞典、瑞士、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等十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批项目主要包括：在冶金工业方面，进口氧气顶吹转炉、大型炼钢电炉、特殊钢厂的关键设备、冷轧带钢、冷轧矽钢片、合金钢挤压机、大口径钢管扩管机、硅的冶炼及提纯、稀有金属的冶炼及加工、法国的电解铝、瑞典的铁矿开采和铜矿开采等先进的设备工艺，金额约1.1亿美元。在机械、仪器仪表工业方面，进口生产仪器仪表材料和元件、液压机械、精密测试仪器、精密轴承、重型汽车、大功率内燃机车和燃气轮发电机、真空设备、大型空气分离机等的设备和工艺，金额5100多万美元。在电子工业方面，进口制造硅、锗半导体器件，以及为制造远程雷达、导弹、飞机、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和控制设备所需的各种新型电子器材和元件的设备和工艺，金额约3000万美元。在石油工业方面，进口新型深井钻机、新型测井仪和地震仪，一种新型炼油方法（如氢异构裂解），制造一些新型油品的添加剂、溶剂、催化剂的设备和工艺，金额约3000万美元。在化学、轻工、纺织和非金属材料工业方面，进口生产尿素、高能燃料、化学纤维浆粕等的设备和工艺，以及一些轻工、纺织工业的样机和小型样板厂，金额约6000万美元。在国防工业方面，引进直升飞机金属机翼的设备和制造技术、制造导弹精密部件的防尘厂房、装甲车辆发动机的制造设备和工艺，以及胶质炸药原料的喷射法硝化甘油设备。 

　　从1963年6月，利用延期付款的方式，中国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打开了西方国家从技术上封锁中国的缺口。在随后的几年中，中国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9个国家引进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共84项。[15] 

　　三、重要意义 

　　1960年代初期的成套技术设备和新技术引进工作，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加深我们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通过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和专利，学习和吸取发达国家许多有益的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生产经验，填补我国科技空白，缩短科研周期，增强工业设计能力，完善生产工艺等。为密切配合原子弹、氢弹和导弹的研究和试验，研制了品种众多、规格特殊、技术条件严格的新型材料、仪器仪表、精密机械和大型设备等，如电子计算机、电子显微镜、高速照相机、氨分子钟等，成功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实现人造卫星的发射和回收。邓小平对此高度评价：“如果六十年代以来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16]同时，加深我们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7]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科技工作会议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18]此后十几年，他反复强调和阐述这一思想，并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不懈努力。这对改革开放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积累了经验，提供了理论先导。 

　　第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1960年代初期，中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其中最大问题是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这次引进的成套设备和技术，相当多的项目是用于解决吃、穿问题的生产化肥、化纤和烷基苯项目，重点十分突出。成套合成氨和尿素项目，建成投产后，促进农业发展是不言而喻的。农业科学资料表明，施用1公斤尿素，至少可增产稻谷4公斤，增产效果非常显著。在穿的方面，化纤项目全部投产，大量的涤纶、晴纶等合成纤维纺织品和塑料制品对解决中国的服装、鞋帽供应问题，也有重要作用。通过引进这些设备和技术，使我国的化学工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技术上有一个大的发展，在冶金工业、机械工业，特别是仪器仪表工业、电子工业方面解决一批我国长期摸索，或者曾向苏联提出而未得到解决的问题。而且，引进尖端技术及重点国防工程配套用仪器2100台，为我国在1960年代成功爆炸原子弹、氢弹和1970年卫星上天，无疑有重要作用。 

　　第三，培养了技术、管理和外事人才，积累了经验。这次成套设备和技术专利的引进，我们从西方发达国家学到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技术、管理知识，积累了同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的经验，为1970年代初期的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乃至为后来的对外开放提供了理论先导。后来大规模技术设备引进的很多骨干人才，不少是从参与这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的人员中成长起来的，如这次引进成套设备和专利技术五人小组组长方毅、副组长柴树藩，成为1970年代初期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的重要成员，参与重大成套设备引进的谈判。 

　　第四，为1970年代初期中国与西方国家建交奠定了一定基础。新中国成立时，处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环境下，西方国家大多数没有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时新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是：“在对各国进行贸易时，都必须密切配合我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中，必须紧密配合对外政治斗争。”[19]通过1960年代初期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新中国与这些西方国家有了更多经济贸易往来，以民促官，推动了中国与这些国家政府之间的联系，为1970年代初期建立外交关系奠定了一定基础。如，随着中日民间经贸关系的发展，1962年9月，周恩来会见日本友人松村谦三一行，双方确认以积累渐进方式实现两国政治关系正常化。周恩来指出：“日本叫积累，中国叫渐进，是一个意思”，这就是“积累方式”一词的来源。它的基本内容就是从扩大贸易入手，逐渐改善两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他同时强调了以前坚持的政经不可分的原则，“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既要能结合起来，也要能够平行发展，双方既要用渐进的、积累的方式发展经济关系，又要用渐进的、积累的方式发展政治关系，并且应该是这两方面的关系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而不是相反”。松村谦三也表示“积累方式同时要适用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20]1964年4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南汉宸在访问日本期间，明确地对积累方式的存在目标作了解释：“积累方式的目标就是恢复邦交。”[21]1964年7月和1965年1月，中日双方分别在东京和北京设立了半官方性质的“廖承志办事处”和“高崎办事处”。正是有了经贸关系的积累，到1970年代初期，随着中美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中国与西方国家如日本、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综上所述，1960年代前期，中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兴建一批大型工业项目。虽然引进和建设过程中难免有一些缺点，但这批项目相继建成投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后来的成套技术设备引进，乃至对外开放积累了经验，也为与西方国家建交创造一定了条件。 

　　[1]代表性研究成果有：董志凯：《关于“156项”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陈东林：《七十年代前期的中国对外引进高潮》，《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刘荣刚：《对一九七八年二十二个成套设备项目引进的历史回顾》，《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5期等。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69页。 

　　[4]《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5]《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160页。 

　　[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7]董志凯：《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8]《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20页。 

　　[9]《国家计委关于从西欧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工作的进展和工作部署》1963年8月12日，中央档案馆馆藏，档号：150-11-295。 

　　[10]《国务院财贸办、国家计委、化工部关于拟向国外购买生产维尼龙和合成氨先进设备的联合报告》1962年6月25日，中央档案馆馆藏，档号：150-10-188。 

　　[11]对外贸易部办公厅：《关于我已向六个资本主义国家订妥十五项成套设备和新技术》1964年12月4日，中央档案馆馆藏，档号：4-15/8。 

　　[12]对外贸易部办公厅：《关于我已向六个资本主义国家订妥十五项成套设备和新技术》1964年12月4日，中央档案馆馆藏，档号：4-15/8。 

　　[13]《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关于从西方国家进口一洛批精密仪器仪表的报告》1963年11月，中央档案馆馆藏，档号：150-12-609。 

　　[14]《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和引进新技术问题的汇报提纲》1964年9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438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58~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前言），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 

　　[1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18]《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2页。 

　　[19]对外贸易部党组：《对外贸易部党组关于党组会议讨论今后对外贸易发展趋势、任务、方针政策和重要措施的报告》1958年5月11日，中央档案馆藏，档案号：Z9-855-4。 

　　[20]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 

　　[21]田桓：《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