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文化领域很快进入对“文革”的反思和清算，文学、教育、科技、知识分子政策开始拨乱反正，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和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实现工作重心向现代化建设的转移，为文化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和文化建设的开拓创新奠定基础。随着形势发展，中共中央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1]，摈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范式，确立了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二为”方向，恢复“双百”方针，同时在思想文化建设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完整思想体系和理论框架，科教文化各项事业迅速恢复，文化进入空前繁荣的新时期。 

　　一、文艺政策的调整与“二为”方向的提出 

　　粉碎“四人帮”后，作为“文革”重灾区的文艺较早进行反思，开始推翻“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思想禁锢。1977年开始，文艺界对“三突出论”等文艺理论进行批判。10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短篇小说创作问题座谈会，拉开了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序幕。11月2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文艺界知名人士举行座谈会，会上控诉和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恶果，肯定“文革”前17年毛泽东革命路线在文艺战线的主导地位。12月28日，人民日报社邀请在京的100多位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举行座谈会。文化部长黄镇在会上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文艺界的中心任务就是深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 

　　1978年4月，文化部召开揭批“四人帮”大会，为受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平反。5月27日，中国文联召开三届三次扩大会议，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决定恢复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和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等。6月，被停刊的《文艺报》复刊。经过一年多的清理、批判，文艺领域逐渐澄清了思想是非、理论是非。1979年5月3日，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的通知，决定撤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对受《纪要》影响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2]“文艺黑线专政”论被彻底否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党领导文化工作的成败得失，分析新时期中国文化事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基础上，文艺政策作出重大调整。1978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认真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在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阐释上，只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舍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1979年10月30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致祝词，他肯定了“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结束后文艺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并集中阐释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等问题。不再只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认可了文化的娱乐和审美功能，丰富了文化内涵。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祝词没有提之前一直强调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祝词总结文艺发展的经验教训，解决了文艺、文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新的文艺政策，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艺调整的指导方针。 

　　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明确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二为”方向作为文艺界的指导性口号，成为新时期国家文化方针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就是把过去提出的正确的方针原则恢复起来，把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并根据时代的变化，适时实现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重大调整。 

　　二、教育事业的整顿和恢复高考 

　　“文革”期间，教育遭到严重冲击，极左思潮在学校蔓延，整个国家的教育秩序被彻底打乱。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从推翻“两个估计”和恢复高考开始。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关于教育，大家最关心“两个估计”的是非问题，主张改革高等学校现行招生制度，立即恢复文化考试。他明确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对于知识分子问题，他认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提出要尊重教师，“就今天的现状来说，要特别注意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要强调尊重教师。”对于高校招生问题，他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3]招生的条件，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8月13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召开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出台《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这一意见，宣布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和招收研究生制度，当年立即恢复高考招生。 

　　推翻“两个估计”是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前提。1977年11月18日，教育部以大批判组名义发表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文章，公开批判“两个估计”。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撤销了“两个估计”的文件，并要求由此造成的冤假错案，尚未平反昭雪的，要抓紧解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误打击、迫害的干部和师生员工予以平反昭雪和落实政策，有效地医治了内乱的创伤，调动起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 

　　1978年4月22日至5月16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就如何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加强学校秩序和纪律、教育事业如何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提高教师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达成共识。各学校普遍恢复了教师职称评定工作。为早出人才、快出人才，2月，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恢复全国重点高等学校88所。12月，又批准恢复和增设普通高等学校169所。为与世界直接交流对话，1978年，教育部恢复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做法，并根据邓小平“要成千上万地派”[4]留学生的意见，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1978年和1979年中国派遣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及访问学者在内2230人出国。[5] 

　　教育界拨乱反正完成后，确立了新时期教育发展战略。198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全国应在80年代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普及初中教育，推动基础教育的发展和普及。1981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发布，提出有计划地实行全员培训，建立正规的职工教育制度。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把发展教育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要求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包括干部教育、职工教育、农民教育、扫除文盲在内的城乡各级各类教育，培养各种专门人才，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1983年，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6]，提出“三个面向”的教育思想，后拓展为整个文化发展的思想。 

　　三、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文革”结束后，中国科技落后问题凸现出来。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一大召开，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召。 

　　8月4日至8日，邓小平邀请科教工作者座谈。他强调，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同一天，根据邓小平的提议，恢复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方毅为主任，以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安排，统一指导协作。6月开始筹备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工作期间，根据中央的通知，全国上下兴起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各地分别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整顿和充实科研单位的领导班子，建立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取消院、所两级的革命委员会；重新建立学术委员会；建立各类人员的考核制度；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恢复技术职称，提拔了一批研究员、教授、工程师；对用非所学、安排不当的科技人员逐步予以调整；为保证“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积极创造条件。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华国锋主持会议。邓小平作重要讲话，宣布：中央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动员全党全国重视科学技术，加速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他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强调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要努力培养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要向外国学习；明确在科研部门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他指出，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为科技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并表示自己“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7]华国锋发表了题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讲话。大会还表彰了826个先进集体和1192名先进个人，奖励了7657项优秀成果。 

　　大会讨论并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对自然资源、农业、工业、国防、环境保护等27个领域和基础科学、技术科学两大门类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进行规划，作了全面安排，从中确定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学技术研究的重点。《八年规划纲要》要求把农业、能源、材料、电子计算机、激光、空间、高能物理、遗传工程等8个影响全局的综合性科学技术领域、重大新技术领域和带头学科，放在突出的地位，集中力量，做出显著成绩，以推动整个科学技术和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一个时期科技战线的工作任务，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随着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和拨乱反正的推进，解除了旧的思想束缚，破除了精神枷锁，提出了一系列科技发展战略，并进行了广泛动员，中国科技事业的春天真正来临。 

　　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文革”时期，存在严重的反智主义和歧视知识分子现象。“文革”结束后，国家的发展急需对知识分子进行重新定位和政策调整。粉碎“四人帮”后，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理论与政策进行调整，核心是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 

　　首先是突破“两个估计”束缚，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8]这是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立足点。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首先需要解除知识分子的历史包袱。8月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指出：“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9]邓小平不仅肯定新中国17年教育工作的成绩和广大知识分子的贡献，而且恢复和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这一观点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进一步强化。197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指出：“20多年来，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满腔热忱地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就是在遭受林彪、‘四人帮’严重迫害，工作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许多人仍然坚守岗位，表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他们不愧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 

　　随着“两个估计”的突破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论断的提出，知识分子也由被“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变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依靠力量。1978年10月31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上提出：现在我们的知识分子队伍人数已有两千多万，整个知识分子队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已经占知识分子队伍中的绝大多数，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几十年来跟着党走，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工作，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提出的以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团结、教育、改造这个方针，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在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了，提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很容易造成对知识分子的歧视。1981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出法律规定。 

　　知识分子问题上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又红又专要有正确的理解、合理的要求。“文革”中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又反动的交白卷的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诬蔑为“白专”典型。对此，邓小平指出，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不能把努力钻研业务和白扯到一起。“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10]这就明确了红与专的标准以及“红”与“专”的关系问题。 

　　中共中央在理论上正本清源的同时，抓紧落实政策。1978年10月、11月间，中组部先后召开两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会后，中共中央以中组部名义发布《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要求：一是对知识分子队伍应当有一个正确估计；二是继续做好复查和平反昭雪冤、假、错案工作；三是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职有权有责；四是调整用非所学，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五是努力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六是加强领导，改进作风。[11]1981年中共中央成立知识分子工作联系小组，中组部和各地党委组织部门成立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专门负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982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检查知识分子工作，认真落实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归侨政策，进一步消除党内和社会上对他们的偏见。要真正做到：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并要求把政治觉悟高、业务能力强、工作干劲大、群众关系好的知识分子（包括非党知识分子），提拔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上来[12]。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前后，拨乱反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工作基本结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生全面的转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和社会风气开始逐步形成。 

　　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文化事业保驾护航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后，中共中央及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任务，明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时，在深刻论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还强调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转变社会风气和端正党风的极端重要性。实际上已经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些根本性问题。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3]正式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中共十二大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胡耀邦在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14]并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指出这两方面又是互相渗透和互相促进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理论战线进行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改革开放初期，中共中央一方面鼓励思想解放，以清除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束缚，另一方面又防止矫枉过正，尤其防止思想在孕育、启蒙、探索时脱缰，注意思想理论引导。1979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经验教训，讨论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同时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要求“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15]。20世纪80年代初，抓住一些典型事例以正面教育为主，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一是关于人生观问题的大讨论。二是对电影《苦恋》的批评。三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为进一步统一全党全社会思想认识，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出总结。 

　　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发展的同时，大规模的群众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逐步开展起来。1981年2月25日，全国总工会等9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倡议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5月，全国总工会党组、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党组开展推动学赶先进活动，以“同先进比差距，拜先进作老师”的精神，引导和推动越来越多的人尊重和学习各条战线的先进模范人物。1983年2月24日，中宣部等24个单位在继续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基础上，增加了“三热爱”。“三热爱”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关于批转〈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的通知》《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等。这些举措对改善和净化社会风气，提升人民群众的道德素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研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实事求是地总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和不足，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举措，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六、经验启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在文化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对文化进行了拨乱反正，并随着时代发展采取了许多新的符合实际的举措。这些措施的恢复和举措的实行，促进了文化的恢复和发展，并及时开展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文化事业发展保驾护航。总结新时期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我们认识到：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永远是指导文化工作和全国各项工作的常青理论之树。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经典论述，是对新时期中国文化事业繁荣与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空前发展的最好注脚。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协调好二者的关系。第二，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与社会发展同步，在坚持被实践证明正确的政策措施基础上，要坚持理论创新，不断用新的理论成果来武装头脑，用新的政策举措来引导文化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第三，要处理好文化建设与思想建设的关系，文化建设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同时又与思想建设密不可分。处理和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才能保证二者协调持续发展。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和前提是必须与中国国情相适应，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框架内进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页。 

　　[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58页。 

　　[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页。 

　　[5]参见［美］陆丹尼：《20世纪80年代中国留学政策的演变》，李喜所主编：《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2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100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41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 

　　[11]《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62页。 

　　[12]《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13]《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14]《改革开放30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75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