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冬到次年夏，在抗击非典过程中，暴露出了国家发展中隐藏深层的问题：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展不平衡，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政府过分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忽视经济增长质量、效益和结构；选择、使用、考核干部看重GDP政绩，较少重视其在公共事务管理、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能力水平和绩效考核；城乡发展不平衡，突出反映在农村卫生事业落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反思这些问题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另一方面深化了对发展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的认识，提出科学发展观，并以此为指导，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到新阶段。 

　　一、提出科学发展观，扩展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思路 

　　2003年8月，胡锦涛在江西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明确使用“科学发展观”的概念，提出“五个结合”：把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结合起来，把推进城市发展和推进农村发展结合起来，把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和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结合起来，把发展经济和保护资源环境结合起来，把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结合起来。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会议提出“五个统筹”的思想，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五个统筹”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途径，同时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途径。 

　　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十分重要的一环就是要正确处理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增长是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数量增长，没有物质财富积累，就谈不上发展。但是，增长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发展，如果单纯扩大数量，单纯追求速度，而不重视质量和效益，不重视经济、政治和文化协调发展，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会出现增长失调、从而最终制约发展的局面。”[1]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成为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突出强调的问题。胡锦涛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对如何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出许多指导原则。 

　　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举行的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首次提出“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初步表达通过构建社会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5月，胡锦涛在江苏考察时指出，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必须“切实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路子。”[2] 

　　9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说：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质就是要优化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消除可能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以充分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3]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十一五”期间，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战略重点，“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努力取得突破性进展。”[4]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推进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5]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拓宽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视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体制机制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面力量，共同推进经济、社会、人及自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达到的目标。 

　　随着科学发展观在全党的逐步确立，11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要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论断。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二、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和战略构想 

　　改革开放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践虽然从1979年国民经济调整就开始了，但在党的文献中，还没有正式使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也没有使用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 

　　1994年11月，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话中，首次使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1995年9月，这一提法正式写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2007年6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讲话时，首次使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他说：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新的进展。同年10月，这一提法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除涵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部内容外，对经济发展理念、目的、战略、途径等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实质就是坚持“好”字优先，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与社会相统一的发展模式。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战略构想，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6]2007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这一战略构想完整体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是党的十六大以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据现阶段我国发展的客观实际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按照党十七大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构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五个必须”的具体部署：必须坚持创新驱动，为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有力和持久的技术支撑，加快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历史进程；必须坚持城乡统筹，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格局，努力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必须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把推进现代化与建设生态文明有机统一起来，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必须坚持内外协调，统筹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努力促进我国发展和各国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2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不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这两个文件的出台，拉开了十七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二个坚持、三个转变”的战略部署实施的帷幕。 

　　2008年4月28日，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推动“两个转变”，即“要大力推动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要切实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即：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切实统筹城乡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胡锦涛在此提出的“两个转变”，是对十七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方式“三个转变”的进一步理论化；“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与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四个协调”相联系，从而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路更加清晰和充实。 

　　此后，胡锦涛站在国际国内全局的高度，多次提醒全党要高度重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对如何从“五个方面”重点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三、提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部署 

　　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波及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主要反映在出口增速开始下滑，工业生产和企业效益受到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暴露了我国过分依赖出口和投资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为我国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和解决积累的体制性矛盾提供了强大的倒逼机制。 

　　11月29日，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讲话中指出，为应对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方面的压力，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2月8日，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作出五点部署：第一，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第二，坚持保持增长速度和提高质量效益相统一。第三，坚持推进结构升级和扶持就业创业相协调。第四，坚持推进金融创新和提高金融监管能力。第五，坚持加强政府调控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互促进。这五条是对我国经济工作的深刻反思，对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工作思路明确后，落实是关键。2009年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国务院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方面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的目标指向十分明确：关注民生，关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关注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关注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促使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相互促进，力争在应对危机中实现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积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利用扩大内需的机遇，使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进一步向农民和农村倾斜，更好地发挥农村巨大的市场潜力。 

　　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全力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工作着力点要突出五个方面：立足扩大内需保增长；在扩大内需中增强经济发展协调性；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营造我国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取得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明显成效，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贡献。经济形势稳定后，人们开始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冷静和深刻的反思。 

　　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特征：一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投资率偏高、国际贸易顺差偏大、消费率偏低的增长格局不可持续。二是主要依靠物质投入的传统发展方式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部分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极限，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外延型扩张模式难以为继。三是经济发展技术含量不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产业革命结构不合理，大量低水平产业粗放生产，部分产能严重过剩。四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城乡居民、不同社会群体收入差距过大，不仅造成投资和消费不平衡，而且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五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活水平和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对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优美的环境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但生态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环境治理任务相当艰巨。这些发展阶段中出现的问题，都要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去解决。 

　　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深刻阐述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三点要求：第一，从制度安排入手，完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导向。以更加完善的体制和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障科学发展。第二，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新突破。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把国内市场巨大潜力发挥出来，拉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要把促进工业由大变强与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结合起来，把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与抢占新兴产业制高点结合起来，提升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道路，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第三，以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为抓手，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总之，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坚持“四个必须”：必须坚持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有机结合，必须坚持长期发展目标和短期增长目标有机结合，必须坚持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协调发展，必须坚持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的内在统一。做到“五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更加注重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增强经济增长活力和动力，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特别强调要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这“四个必须”、“五个更加注重”、“一个下功夫”，清楚勾勒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的重大社会经济关系和工作重点。 

　　2010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讲话中进一步明确，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正确方向是做到“七个加快”：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根源在于体制机制不合理；没有对各种利益关系进行调整的体制机制上的保障，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难有突破性的进展。所以，胡锦涛明确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的举行，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引起全国上下的高度重视。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调结构、拉内需、保民生，成为2010年两会热议的话题。2010年党和国家又出台一系列新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落实了中央提出的一系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方针，努力创造了国际金融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动力结构和机制；特别是推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推进了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改善了民生，扩大了内需空间；提升了利用外资的水平等。 

　　四、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新谋略 

　　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胡锦涛在会议讲话中明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7]。 

　　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紧紧围绕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部署2011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要求在经济工作中，各方面要切实把重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使经济增长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2011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十二五”规划紧紧围绕科学发展的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提出指导思想、主要目标、政策导向；对进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全面部署，其中包括：强农惠农，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营造环境，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优化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化健康发展；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创新驱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标本兼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互利共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 

　　此后，党中央、国务院扎实推进“十二五”规划的实施，下大力气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2011年，在扶贫开发、社会建设、环境保护、文化产业、“三农”工作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拟订一系列新政策。 

　　从2010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出现放缓态势。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节能减排形势严峻，经济金融等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这与世界经济复苏一波三折、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明显减速有着密切关系。 

　　根据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新情况新变化，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12年经济工作要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必须继续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实现“四个牢牢把握”，即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上来；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创新这一强大动力，抓住时机尽快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根本目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切实办好涉及民生的大事要事。 

　　能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决定着中国经济能否在阴霾的国际环境中突围，也决定着中国能否在新一轮国际产业格局调整中占据先机。要尽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更好地结合起来。 

　　7月23日，胡锦涛在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强调全党要坚决执行中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决策部署，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扎扎实实抓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战略任务的贯彻落实，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增强长期发展的后劲。 

　　“质量和效益优先”、“创新驱动”、“四化同步”是胡锦涛这次讲话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的三大重点，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指明实现途径，即发展立足点要从“速度至上”转向“质量和效益优先”；要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要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从经济“失衡”走向经济“均衡”。 

　　在世界经济还未复苏的情景下，中国传统的加工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更大的压力，除了依靠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全球化发展战略外，进行积极主动的发展模式转型升级是中国经济无法回避的选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在提升实体经济实力和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方面下功夫。为此，2012年国务院出台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指导促进企业技术改造；特别是7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推出《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 

　　11月8日，胡锦涛在以往经验积累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出“四个着力”和“五个更多”的新要求，即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还强调，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8]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的总体布局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又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研究员） 

　　[1]《胡锦涛文选》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页。 

　　[2]《胡锦涛文选》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77页。 

　　[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页。 

　　[4]《胡锦涛文选》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68页。 

　　[5]《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51页。 

　　[6]《胡锦涛文选》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30页。 

　　[7]《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4页。 

　　[8]《胡锦涛文选》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