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福建对台工作的探索实践为例

　　台湾问题具有历史性、全局性、复杂性、敏感性等特点，关乎国家的安全，涉及内政外交诸多方面，是对中国共产党治理新中国的一大挑战和考验。新中国治国理政的核心要义，旨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中共对台方略的演进，就生动体现了这一核心要义的内涵。

　　一、对台方略是治国理政理论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问题既是国共两党内战的延续，同时也是世界冷战的产物之一，可以说是内战与冷战交相叠加的结果。作为内战与冷战交叠的历史产物，台湾问题关涉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解决台湾问题，“这里面有军事工作、外交工作、宣传工作、政治工作”[1]。如何看待和处理台湾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治理新中国的一大挑战和考验。

　　首先，台湾问题是国家的安全问题，是对新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东南沿海方向，也就是台海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在谈到抗美援朝、台湾问题时，形象地说明台湾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认为台湾是美国插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把“尖刀”，指出“它（美国）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2]。中共八大是首次阐明台湾问题的全国党代会，指出：“我们的祖国领土台湾还被美帝国主义所霸占，这是对于我国安全的一个最大的威胁。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全国的内政问题。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不管采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的正义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3]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台湾政治“民主化”、“本土化”进程的推进，“台独”势力由岛外进入岛内、由地下走向公开化，并在岛内外反共反华势力的扶植下，已发展成为左右台湾政坛的猖獗政治力量。“台独”势力及其分裂活动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只会给两岸同胞带来深重祸害。新中国成立以来，贯穿两岸关系发展之路的主线：始终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一定要实现祖国完全统一。针对变幻花样、兴风作浪的“台独”势力及其分裂活动，祖国大陆从政治、军事、外交、舆论等方面开展了坚决的反“台独”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然而，由于“台独”政治势力的崛起，加上美国、日本遏制中国发展等国际因素的影响，导致两岸陷入战争的因素并未消失，和平也不是必然。因此，台湾问题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依然是影响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因素。

　　其次，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把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历史重任扛在肩上，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在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大政党作为中国两大主导政治力量，尽管在抗战路线、争取外援等方面有诸多分歧，但是在收复台湾这一攸关中国的独立与尊严、主权与领土完整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促使台湾终于回归祖国的怀抱，洗却了中华民族在甲午战后所遭受的奇耻大辱。新中国成立后，历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始终从全民族发展的高度来把握两岸关系发展方向，把实现祖国统一作为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重任之一，将它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任务有机结合起来，并为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早在解放战争后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筹划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党代会，中共八大把“实现国家工业化”、“完成解放台湾的任务”、“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党和人民建设新中国的三大任务，并写入新修改的党章。[4]自此，新中国时期召开的历次中共党代会，都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这一历史重任作出与时俱进的阐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5]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抓对台工作，运筹帷幄，精准施策，推动两岸关系在各个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开辟了更为光明的前景。习近平指出：“继续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重任。当然，要实现这三大历史任务，“我们要为之付出全部智慧和力量”。[6]

　　二、对台方略的演进，凝结了新中国历代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智慧与心血

　　台湾问题的出现，对党和人民是一大历史遗憾，但客观上也在考验中共及其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一直是新中国历代中共主要领导人殚精竭虑思考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新中国外交战线斗争的一大核心问题。两岸关系一路走来，历经风雨、饱受沧桑。中共对台方略能够一直沿着正确方向演进，凝聚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心血。

　　在制定对台方略问题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先后提出了“解放台湾”、“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并进行相应的战略部署，同时还着眼于祖国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指明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向，如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坚决反对外国势力的插手和干预；“我们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是台湾和澎湖列岛，包括金门和马祖”[7]；“中国问题和德国问题不同”，“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分裂，并无任何国际协定来规定”；要争取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等。特别是从1970年开始，毛泽东、周恩来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全会公报提及解决台湾问题时，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代替“解放台湾”的提法，发出了争取两岸和平统一的时代强音。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问题思想的基础上，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国内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把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日程上来，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开创了两岸关系发展新局面。确立并逐步完善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阐明了实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有关原则问题，如“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解决台湾问题关键是要做好台湾和美国两个方面的工作，“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8]，现阶段“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是一种战略考虑”：一是因为还存在外国势力干涉台湾事务的危险，二是台湾内部有“台独”活动；[9]“实现国家统一，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同时指出发展两岸关系不能把协商的对象完全放在国民党一边，“接触面要宽”；当务之急是实现直接“三通”和双向交流，等等。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邓小平有关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和基本政策的精神，根据国内国际及岛内外重大变动的新形势，提出了与时俱进的阶段性政策与目标，有力地推进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进程。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了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特别是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在法律上给分裂国家行径划出了清晰的红线。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丰富了国家统一理论，开创了对台工作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发扬我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从维护好国家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服从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出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刻把握台湾局势和两岸关系形势的发展变化，在亲身参与、领导对台工作实践中逐渐丰富、形成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对台工作取得重大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有力引领两岸关系取得突破性、历史性进展。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一是明确了两岸关系发展方向和目标，将解决台湾问题放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战略中去谋划，号召两岸同胞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二是丰富发展了国家统一理论，指出国家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赋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新的时代内涵，将“做台湾人民工作”推进到全新的境界；三是坚持“九二共识”政治基础，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表明中央对台大政方针不会因台湾政局变化而改变，展现出强大的战略定力；四是强调坚决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彰显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为两岸关系划出红线、亮明底线；五是提出解决两岸政治分歧问题的基本思路并作出积极探索，强调“两岸复归统一，是结束政治对立，不是领土和主权再造”，为破解两岸关系难题指明了方向；六是明确指出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是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展现出强烈的引领两岸关系走向的主导意识，进一步丰富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思想。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继承发展了中央对台大政方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思考解决台湾问题、推进祖国统一进程上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新时代做好对台工作的根本指引和基本遵循。[10]

　　三、福建在对台方略演进历程中的独特作用

　　从治国理政的角度审视，中共对台方略的演进历程大致可分为新中国建设与解放台湾、改革开放与促进祖国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三个阶段。其中，与台湾一衣带水的福建，在中共对台方略的理论与实践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承担着先行先试的使命，先后成为解放台湾的海防前线、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基地、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闽台关系是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缩影。

　　其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为新中国建设与解放台湾阶段。在当代福建发展史上，对台军事斗争（准备）渗透于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成为历史嬗变的一个重要指针。作为对台工作的前沿，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一直是福建发展的中心任务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期内，由于受到直接威胁，“福建的一切建设工作，都不能不在巩固海防和支援解放台湾斗争的紧张情况下进行”[11]。台湾海峡军事对峙，不仅给福建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对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12年，为改革开放与实现祖国统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地处海峡西岸的福建，由海防前线一跃而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厦门因台湾而成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改革开放后，对台成为福建的独特优势和最大优势，也是影响和决定福建改革开放进程的最生动、最活泼的因素之一。因此，对台是历届福建省委、省政府倾力主抓的重要工作之一。在对台工作中，先行先试，无论是在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创造了数十项全国“第一”），还是在发展战略的探索实践（如海西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实施、建立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区）等方面，福建都充分体现出主动性、责任感强的特点，显示了福建作为推进祖国统一的战略基地的地位和作用。

　　其三，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实现祖国完全统一阶段。党的十八大五年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站在国家发展全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阐释了民族复兴与两岸前途的密切联系，树立起共圆中国梦这面团结两岸同胞共同奋斗的精神旗帜。如福建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确立，便是把加快福建发展与促进祖国统一有机结合起来的一项战略举措。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加快两岸融合发展。而福建自贸区的设立，则是充分发挥福建对台优势、加快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又一重大举措。2015年4月，福建自贸区正式挂牌运作。根据总体方案，福建自贸区作为对台经贸合作重要平台，承担着在两岸经济融合领域先行先试的使命，扮演着深化对台经济合作、充分发挥福建对台优势、率先推动闽台投资贸易自由化和资金人员往来便利化进程、凸显对台合作的窗口作用。

　　福建对台工作的探索实践，从一个侧面集中体现了中共对台方略演进的历史内涵及阶段性特点，同时也生动反映了两岸关系跌宕起伏的发展进程。

　　四、对台方略实施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12]。面对错综复杂而又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台湾问题，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高度重视对台工作，胸怀民族整体利益、紧跟时代前进步伐，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以我为主、积极作为，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特点，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中共对台方略蕴涵了丰富的政治智慧，是中共治国理政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验之一，始终从全民族发展的高度来把握两岸关系发展方向。坚定国家统一信念，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对台方针政策始终保持连续性、一贯性以及对台大政方针的长期不变，如对台方略中根本原则和核心意涵的坚定性、一贯性，即完成祖国统一任务，新时期两岸和平发展必须坚持“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核心意涵、坚决反对“台独”；始终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为台海谋和平，为民众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等。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保持自身发展势头，争取如期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将使我国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前进，从而增强对两岸关系走向的主导力和对台湾同胞的吸引力，为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经验之二，把台湾问题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进行谋划。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调动域内域外一切有利因素，既把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有机结合起来处理，又将台湾问题与国际和地区问题联系起来看，关联起来处理，着力排除干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有力巩固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基本格局。如在对外交往上，由于台湾问题是中国的统一大业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把是否接受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严正立场，视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中首要的原则问题。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台湾问题也概莫能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洞察国际大势，把握时代脉搏，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运筹两岸关系。自2012年提出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以来，习总书记多次呼吁两岸同胞共圆中国梦。共圆中国梦的号召具有强大的感召力，既将台湾同胞视为共谋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将民族的整体利益与台湾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向台湾各界同胞提出了更加崇高的奋斗目标、指明了台湾更光明的前途，也阐明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解决台湾问题与实现民族复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即推进国家统一进程要服从服务于民族复兴这个大局和总目标，民族复兴进程同时又为完成国家统一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13]

　　经验之三，坚定理论自信，毫不动摇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努力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两岸拉开交往交流大幕后，本着“搁置争议”、“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共识，积极培养互信，加强合作交流，共谋同胞福祉，开创双赢局面，两岸关系取得一系列重大新突破。尤其是两岸政党交流初步建立了良性互动，两会恢复性协商谈判取得重要成果，两岸直接三通终于破局成为现实，两岸民间交流日益热络，两岸热切关注的金融MOU已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也将按照既定程序推动。初步形成“国共论坛”定政策，两岸“两会”抓落实，“海峡论坛”促交流，加上两岸各行业的交流平台，两岸交流合作下从官方到民间、从决策到执行、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展开，台海局势出现前所未有的相对和谐的状态，两岸关系继续朝着和平发展的方向迈进。

　　经验之四，保持战略定力，稳住台海局势，维护国家发展大局。影响和决定两岸关系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大陆因素，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演变以及大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二是台湾因素，即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的演变以及台湾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三是国际因素，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对台政策的演变。历史和现实表明，大陆因素是一个始终起积极和主导作用的因素，而台湾因素是一个消极和被动呼应的因素，美国等国际因素则是一个经常起阻挠和破坏的因素。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也是两岸关系发展中的牛鼻子问题。中美建交以来，美国两党历届政府均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和维护，特别是美国政府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恪守，对稳住台海局势、维护国家发展大局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和辐射效应。

　　经验之五，灵活运用对台策略，与时俱进引领两岸关系发展正确方向。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思想的基础上，祖国大陆确立并逐步完善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全力以赴的努力。从《告台湾同胞书》、“叶九条”、“邓六条”到“一国两制”构想；从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到江泽民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从胡锦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思想到习近平对台工作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都体现了大陆领导人的强烈历史担当和与时俱进的政治品格，顺应了两岸关系历史发展的变化和趋势。两岸关系自2008年步入和平发展新阶段以来，呈现出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良好局面，但双方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结构性矛盾也日益显现。2014年后，两岸关系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台湾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党生态上“绿长蓝消”，在社情民意上岛内民众“恐中”、“拒统”情绪上扬，年轻世代的“台湾主体意识”更趋强烈。直面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有针对性地推动一系列对台工作实践，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大势，引领两岸关系沿着和平发展轨道克难前行。

　　纵观新中国成立68年来的中共对台方略，其最大特点是既有鲜明的原则坚定性，又有与时俱进的灵活性，即中央对台大政方针不会因台湾政局变化而改变，展现出强大的战略定力，同时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两岸关系发展趋势，具有高度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历史实践表明：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是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对台大政方针政策，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的起点上，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造福两岸同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扎实推进和平统一进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之路就会愈来愈近、越来越清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国发展一时一事会有波动，但长远看还是东风浩荡。”[14]两岸关系发展亦然，我们应有这个自信。

　　（作者为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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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8页。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页。

　　[3]《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页。

　　[4]《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22—823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7]《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49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87页。

　　[10]陈斌华、鞠海涛：《新形势下做好对台工作的根本指引——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初探》，《两岸关系》2016年第12期。

　　[11]《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50页。

　　[12]《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页。

　　[13]陈斌华、鞠海涛：《新形势下做好对台工作的根本指引——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初探》，《两岸关系》2016年第12期。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