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厦门大学民兵师为中心

　　近年来，学界对冷战的起源与发展问题、国际关系、重大战争和大国政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1]。“冷战”带来的社会后果既有大尺度的地缘政治转变，也有小尺度的地方社会重构。1949年10月，解放军攻打金门失败后，厦门岛作为与金门隔海相望的岛屿，被推到台海军事拉锯的最前沿。厦门大学作为位于厦门岛的高等学府，成为了前线大学。1955年9月1日，王亚南校长在开学典礼演讲中指出，“厦门大学是全国二百三十个大学之一，是全国综合性大学十三个之一。……在地理上处在祖国国防前线，这是厦大的特点，今后的学习过程中间，对敌斗争是其它学校所没有的。但我们有巩固的防空设备，有强大的解放军保卫，严密的防空组织”[2]。1958年的“八二三炮战”爆发，台海出现了第二次危机，冷战态势进一步扩大，师生员工一面开展着民兵训练，一面坚持工作和学习，进入了全面军事化阶段，集体观念得到进一步塑造，厦门大学获得“英雄学府”的称谓。本文在厦门大学档案的“武装部”卷宗中选取民兵与民兵师为研究对象[3]，描述大学生群体在冷战态势影响下的校园生活，分析他们因军事化而产生的冷战意识。

　　一、炮击金门与厦大民兵师成立

　　1949年10月，厦门解放后，金厦海域处于军事对峙状态。厦门大学作为前线大学也不断受到台湾飞来战机的干扰。1950年夏天，朝鲜战争爆发，局势紧张之际，空袭警报、坑道躲防就成为50年代厦大学生的生活常态。作为新中国的大学生，对大学生活往往充满憧憬和向往，而进入校园遭遇冷战态势，形成了心态的转折，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如朱立文回忆，“内地省外来的新生则显得不适应，有的表现惊慌失措，据说有次晚间警报响后，就有新生从床上猛然起身跌倒不知所措”[4]。正因为如此，空袭、防空壕等词语及状态成为后来回忆必须加以叙述的话题[5]。独特的“经验”与日常生活状态有关。如厦大学生说，“国民党飞机时来骚扰轰炸，我们常‘跑警报’。当年东膳厅与化学楼间、芙蓉一后都有防空壕。后来跑坑道。”[6]“跑警报”就是“跑防空洞”，新生入学周主要活动有此一项，后来有人更为具体地描述了这种“在地经验”，“当时全校主要宿舍区、教学区都有防空壕，互相连接，直通南普陀旁边的山洞。防空壕有一人多深，壕里还错落有致地挖了一些能蹲一个人的掩体。学校的警报一响，大家在统一指挥下火速从宿舍里从教室里撤出，井然有序进入防空壕，弯腰直奔山洞而去，如此反复演练。山洞里有电源，发电照明，师生在洞中能开会，能上课。据称山洞能容数千人”[7]。

　　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向金门进行大规模炮击，这是两岸局势激化的最具代表性历史事件。8月24日，金门守军反击，集中炮火轰击莲河、大嶝、围头解放军炮兵阵地。厦门大学在火炮射程之内，9月8日，遭到炮击。晚上，师生在校园内坑道举行民兵师成立誓师大会，校长王亚南、副书记张玉麟担任正、副师长，吴立奇、未力工担任正、副政委，未力工和宣传部部长李光任正、副政治部主任，统战部部长范公荣和党委办公室主任白世林任正、副参谋长，分设理科、文财科、工科三个团。[8] 民兵师建制不是因“炮击金门”才在厦门大学实施，这与冷战态势向基层扩散有直接关系。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进一步加强民兵建设，实施“全民皆兵”的方针。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指出：除了必须建设强大的常备部队和特种技术部队之外，还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形式，实现全民皆兵。平时担负保卫生产、维护社会治安，战时成为补充组建野战军的人力基础和野战军作战的有力助手。9月29日，毛泽东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9]厦门大学民兵师成为“全民武装”与“寓兵于学”的典范。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武装挑衅。全国人民热血沸腾，从前线到后方，从首都到边疆，各个城市、乡村、工厂和大中学校，掀起了一个全民武装的热潮。人人皆兵，个个习武，誓死保卫伟大的祖国。随时准备打击胆敢来犯的敌人。……处于海防前线的各省人民，首先开始亦工亦农亦兵的全民武装。福建省组织了一支包括工农商学兵的数百万民兵大军，仅福州市就建立了100多个民兵团。厦门市决心把厦门岛变成钢铁的战斗堡垒，全岛皆兵，人人练武。曾不断遭受国民党军疯狂炮击的厦门大学师生，组成了民兵师，积极开展军事训练，“拿起书本是学生，拿起枪杆是战士”。

　　二、军事化时空与冷战经验的形成

　　全面军事化的校园是学习、生活的场所，更是军事斗争的前线。军事训练直接成为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的内容，日常时间分割也有了较大调整。在1958—1960年，厦门大学根据各营（系）的具体情况灵活安排，“统一规定了各兵种训练的总时数和每周有两小时的训练时间。在统一规定之下，可以允许各营、连灵活执行”[10]。1961年12月20日，福建军区工作组向厦大党委提交的报告中对民兵活动提出建议：“为使平时经常性活动有时间保证，建议建立‘民兵日’，每月进行一次活动，最好安排在星期三下午。在适当时间内也可以搞一些小热潮，如射击投弹、野营、航海活动等。……为解决当前海防执勤中存在的问题，建议利用几个小时课外活动时间进行步哨、枪支使用等教育”。[11]按照福建军区建议，1962年1月22日，厦门大学规定，“每月固定抽两小时作为民兵的活动，时间可定在每月第一周的星期三下午，或者两个下午的文体活动时间内”，而军事化时间成为首先要保证的时间段，“各单位不得作为其他动用。”[12]

　　厦门海岸周边设置了极为严密的防线体系，民兵配合守备部队行动，设有固定哨、流动哨、潜伏哨、海上哨。1961年，厦门市为了更好地保证海陆边防安全，对沿海民兵岗哨进行了勘察并作调整，思明区共留海防固定哨13处，护厂兼海防哨6处。白天海防固定哨1处，哨船两只。厦大民兵师负责3处海防固定哨,分别在自然沟东南海岸，游泳池西边山下，游泳池海岸。除了海防巡逻哨之外，治安巡逻哨遍布校园的每一个角落。空袭炮击期间，基干民兵负责校园的治安纠察，执行护楼、护馆，维护校园正常秩序。[13] 海防哨和滨海巡逻的体制性时空安排所形成的“冷战经验”刻印在民兵师学生们生命历程之中，至今记忆犹新，如1959级的林卫国回忆：

　　学生中的“基干民兵”也参加军民联防，夜间轮流到前沿海滩上站岗值勤。值勤时，两个人为一个小组，记下当晚的口令，每人发一件军大衣、一支步枪、五发子弹，选择既隐蔽又便于观察的地点潜伏起来。我们防范的是两种人：一种是违反规定出海、企图游向敌方的人，另一种是敌方派遣从海里潜游过来的特务。解放军对我们交代了注意事项，教给我们如何放枪之后就走了，值勤任务就交给我们学生娃了。第一次站岗时我心里很紧张，把军大衣裹得紧紧的还有些发抖，老想：“万一有个‘水鬼’（对敌特的称呼）爬过来怎么办？”接着又想：“我有枪怕什么！他口令应答不对我就开枪！”后来站岗就渐渐习惯了，心里觉得挺刺激的，还有自豪感。[14]

　　从回忆看出，青年学生可以体验“刺激”或“自豪”，但潜在的危险也会导致一定恐惧心理，其中对“水鬼”最为忌讳。“水鬼”就是“蛙人”。台湾学者陈光政回忆起军旅生涯，对蛙人也有一番描写，“成功队俗称‘水鬼队’或‘蛙人队’。两岸都有，专门从事奇袭任务，令人闻之丧胆，最好别碰上，一旦不幸遭遇，那才是真正不幸呢！其训练之严，也不是一般人听能忍受的。我初从大金门搭船到小金门，就亲自目睹蛙人在海上载浮载沉，极为艰困。他们视死如归，随时都可能牺牲生命”。[15]“水鬼”故事构成厦大学生的“冷战经验”中的具有恐惧性想象的历史记忆。正如一位学生回忆，“月黑风高夜，辨认周围目标和声音尤其困难，大家都绷紧了神经，不敢稍有松懈。潮起潮落引起海面情况变化，有时也带来麻烦。涨潮时看不见的礁石，退潮时渐渐露出，在黑暗中仿佛出现了什么目标。有一次，一位同学误认为是‘水鬼’浮出水面，扣动扳机，开了一枪，邻近的值勤解放军战士闻声立即赶来支援。发现并无特殊情况，对学生进行了批评和指导”[16]。另一学生曾心尤其着重提及恐惧心理，“一般都是站在沿岸的高大马尾松树下，以树干隐蔽自己的身躯，枪口对着涛涛的海浪，严防‘水鬼’上岸或潜逃。说实在的，倘真的遇到‘水鬼’，我手上的枪不知能扣响否？幸好我值班之夜，都平安无事。”[17]

　　三、多元宣传与冷战意识的强化

　　厦门大学经历了反空袭斗争和组织民兵师后，已将冷战态势下的军事化视为了“生活在厦大的每个人的生活经验。”民兵师指出战争锻炼是一种骄傲和光荣[18]。通过有目的的政治宣传表达政治立场，是塑造冷战意识的重要手段。民兵师是集中体现校园军事化的载体，指导思想是“把前线当作打击敌人、加强锻炼和创造英雄业绩的最好场所”，因此其活动不仅具有战争锻炼的内涵，也作为了大学政治教育的具体实践，成为塑造冷战意识的一种途径。如民兵师总结中写到的：

　　在对敌斗争紧张的时候，在这里可以找到最丰富，最生动，最深刻的活教材：东风压倒西风，美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的本性不会改变，美帝国主义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和我们祖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的形势教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热爱解放军，学习解放军和不怕艰苦困难，互相支持帮助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教育，等等。[19]

　　宣传的系统应用往往能产生惊人的社会效果。厦门大学民兵师很快出版了《海防前线的厦门大学：大办工厂大搞科学研究部分》和《海防前线的厦门大学：对敌斗争专辑》两本书。封面均以厦门大学建南大会堂、上弦场为背景。其中《海防前线的厦门大学：对敌斗争专辑》封面是两位佩枪的民兵半身照，其中一人手持步枪，呈现准备战斗的姿态，另一位将枪支背在身后，呈现出蓄势待发的状态。《海防前线的厦门大学：大办工厂大搞科学研究部分》是民兵操练群像，民兵们配备武器昂首踢着正步，展现了厦大民兵师的整体精神风貌。这种构图方式不仅传递了具体的政治内容，同时也包含着某种理想与观念，如时任党委副书记的未力工所言，“站在大礼堂的门前，我们并不只是看见祖国浩大而美丽的海洋，同时也能够看见敌人那渺小的堡垒和幽灵似的黑影。这是一种不同于寻常的情景。”[20]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是加强厦门大学作为“前线大学”形象的重要手段，也是展现民兵师的有效途径。1958年9月14日，《厦门日报》刊登了胡冠中撰写的《战斗中的厦门大学》，选用的七张照片展现了战时民兵师生活、学习、训练。照片中民兵携带武器，以斗争昂扬、积极向上的姿态出现。[21]同样以《战斗中的厦门大学》为题，中央电影制片厂在1958年摄制了黑白纪录片在全国公映，导演为王杰、黄宝善，摄影为张炎平、徐明道、叶良脺。毫无疑问，新闻报道采用的照片或摄影画面经过了选择，但是它们作为图像，具有意识形态塑造力度。

　　文学作为反映主体性意识，直接显示了历史情境之中的生命体验，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厦门大学的冷战经验与校园军事化的集体认识。校园诗歌以歌颂民兵师为主，突出了厦门大学坚持教学、生产、战斗的特点。例如，诗歌《向厦大的战斗员们致敬》中的“亲爱的战斗员们，我向你们致敬！你们在战斗中坚持学习、生产和练兵，你们宣誓要为受害的兄弟报仇”[22]。诗歌《五千师生逞英雄》“走出书斋和课堂，脱去长衫和西装，保家卫国把兵当，持枪荷弹上教场，美蒋胆敢来侵略，一枪打他脑迸浆。”[23]歌曲作品《厦大学生进行曲》中“在敌人疯狂的炮火下，我们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坚持着学习、工作、生产，用实际行动把美帝痛歼。在斗争中胜利、成长，朝着共产主义勇往直前”。歌曲作品《厦大民兵师之歌》中的“站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枪在肩上，镐在手边，边战斗边建厂，让那工厂撒遍美丽的校园”[24]。当时校园里流行的并不是《厦门大学校歌》，而是《厦门大学战歌》。[25]

　　美国和台湾是文学作品予以讽刺的主要对象。1958年9月12日的《新厦大》刊登诗歌《东风、地球和老鼠》，以“东风”指代社会主义阵营的革命力量，“老鼠”则讽指美国。诗中以讽刺的笔法比拟美国对台湾的殖民意图和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我们正在狂啖台湾的甜香蕉，我们正在细嚼金门的香米粮！这儿是鼠王鼠相的殖民地，这儿是鼠子鼠孙的安乐乡，我们嘴巴在嚼、眼在望，一心正想往大陆‘发展’！可是如今，你吹得我浑身寒栗食欲减，你转得我昏头昏脑寝不安！我命令你们既不吹、也不转，否则——我有原子弹！弹！弹！弹！” 当然，作为具有政治含义的诗歌，它最终要表达“东风定能压倒西风”，“东风要吹净金、马的灰尘和垃圾，地球要甩掉台、澎的腐臭和肮脏！”诗歌中写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代表正义和平的势力的态度：“你纵想倒行逆施，但可笑太不自量，螳臂能把车轮挡？鸡蛋妄想砸泰山！快！快！快！撒泡鼠尿自照看：猥琐短小的身形，丑恶可憎的嘴脸，过街时人人喊打，阴沟里称霸称王。只是窃粮的‘英雄’，不过偷油的‘好汉’！小流氓呀小流氓，若是你太不识相，要较量就来较量，东风会刮得你全类完蛋！”[26]诗歌通俗易懂，并具有很强的叙事性，展示出了普通大学生对政治形势与政治立场的明确认知。犹如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描述拉丁美洲冲突时提到的，“这场斗争被赋予了超验的力量，是因为日常生活与平时熟悉的事物都被政治化与国际化”。[27]

　　四、文艺慰问与 “英雄学府”的塑造

　　在炮击金门的态势下，厦门大学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收到的慰问电报、信件达到了五千五百余封。慰问电函也表达了对厦门大学民兵师的钦佩和鼓励。[28]1958年11月5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组织以田汉为团长带领文艺界福建前线慰问团到访厦大。慰问团成员有：副团长吕骥、田间、梅兰芳；团员魏金杖、陈残云、马思聪、李焕之、郑律成、李波、瞿希贤，秦怡、戴爱莲、常香玉、李和曾、马季等人；美术方面成员则有蒋兆和、艾中信、米谷、滑田友、古一舟等五位。田汉说：“厦大是值得全国人民歌颂的英雄学府，是全国文艺界所要歌颂的”[29]，赠送了一幅亲笔题诗的锦旗，电影演员冯喆朗诵了锦旗上的这首诗，题为《献给厦门大学》[30]，完整表达了对厦门大学“英雄学府”形象的感受。慰问团成员也纷纷以类似主题进行诗画创作。比如画家蒋兆和、米谷、艾中信、滑田友和诗人田间合作了一幅诗画作品，其中蒋兆和画站在石头上的鸽子，艾中信画龙舌兰，滑田友画鲜花，米谷画纸老虎，诗人田间就画题诗[31]。这幅图中最显眼的就是站在石头上的鸽子，它挺拔傲视地站在那，仿佛在眺望着远方，又仿佛在唱着歌儿，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而鸽子象征着和平和正义。与右下角的老虎形成强烈的对比，那只老虎面对着高高在上的鸽子没有了平日的威风，显得胆小又惊恐。画中的龙舌兰体现了厦门大学在战斗中有如龙舌兰一般坚韧不拔。龙舌兰原产于美洲热带地区，后在中国华南及西南各省区引种栽培。龙舌兰是鲁迅在厦大任教时十分喜爱的一种植物，[32]在鲁迅要离开厦门前夕，即1927年1月2日，请人为他拍了一张坐在丛生的龙舌兰边上的像。龙舌兰具有的坚韧、能耐苦、有威仪的特点也似乎是鲁迅韧性战斗的化身，象征着厦大在战斗中能够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田间的题诗为《白鸽歌——赠厦门大学》，全诗形象凸显了厦门大学作为学府和民兵师、学者与壮士、课堂与战壕、笔杆与枪支的复合关系[33]。

　　艺术创作传达出冷战对抗之下的东南社会实态，艺术家也希望借助前线的战斗激情改造自我，梅兰芳也有极为深刻的表述：“福建前线的慰问，给我上了一堂最生动的共产主义课。福建军民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在文学艺术中予以歌颂，来教育我们每个人。我们应该向福建的英雄军民学习，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和解放台澎金马的斗争中贡献我们的力量！”[34]文艺界的英雄情绪渲染了厦门大学的师生，四十年没有作诗的王亚南校长热情奔放地写下了《欢迎文艺界福建前线慰问团》：

　　欢迎，欢迎，热烈地欢迎！欢迎代表着我们全国文艺界的慰问团的亲人！你们是全国人民中的艺术旗手，你们的歌唱，你们的舞蹈，你们的创作，你们的绘画和音乐，体现了千千万万人的喜怒欢乐，你们带来了全国人民对美帝及蒋介石集团的愤怒，你们带来了全国人民对前线三军的慰勉，你们带来了慰勉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前线军民的希望和鼓舞。你们是人民的使者，你们是我们文艺界的光辉，愿你们向全国人民转达我们的谢意和决心，我们一定会在解放台澎金马的斗争中贡献力量，表示出我们高度的高国主义精神！[35]

　　文艺创作方式塑造了 “英雄学府”， “冷战经验”转化为“冷战文化”，成为“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内涵如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到的文艺的功能，“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五、结语

　　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学术界对冷战及其历史的研究和讨论掀起热潮。1997年，美国学者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36]出版《我们现在知道了：对冷战历史的重新思考》，提出“冷战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的概念[37]，反思战后几代国际关系学者“科学化”倾向的弊端，以及“简约主义”（亦即将历史进程简单地归结为某一种或某一组原因）和“庸俗泛化”（亦即不分主次地罗列有可能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种种原因，却并没有指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理论贫乏。认为应从历史学角度关注人的能动性对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但是由于对普通人生活经历与经验的研究不是传统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点，加迪斯对此也并不擅长，在实证上并没有充分展开相关命题。然而，加迪斯的方法论启示还是相当的具有冲击力，他认为从一个更为根本的层次来看，决定冷战进程及结局的是普通人民的实际生活经历和对于生活的体验[38]。“冷战史新研究”的思考与史学界整体“范式”转换有相当直接的关系。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欧美史学界关注点从“精英”转向普通民众，从国家政策转向国家——社会关系，从物质定义的“权力”转向包括话语与观念在内的“软权力”。入江昭在1979年发表一篇文章，他将国际关系定位一种跨文化关系，督促学者把关注重点向文化靠近，即历史学家不能过于狭隘地关注华盛顿和为数不多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分析整个社会的诸多发展[39]。在社会的维度之下，“冷战史新研究”关注冷战态势、庶民生活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法国学者菲利浦·比东（Philippe Buton）领导的“谁在冷战中？”研究项目主张冷战“向下看”，突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与微观史的关系。

　　本文的理论前提即来自上述学理脉络，通过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厦门大学民兵师的实证论述，大致可以初步梳理出台湾危机和校园军事化的集体认知机制的关系。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海峡的紧张对峙是冷战在亚洲的重要表现。1958年，“八二三炮战”之后，厦门大学建立民兵师，师生员工除了正常的生活、生产和学习，还要求进行军事化训练，并发展出一整套服务于军事管理的制度。在军事化态势下，师生的日常作息时间被军事化时间穿插其中，以保证训练和巡逻任务。与此同时，厦门大学校园内遍布着防空坑道，形成了有别于同时代其他高校的空间特征。体制化民兵师不仅仅只具备校园全面军事化的社会组织意义，更为重要的生产了厦门大学内在的“冷战的在地经验”。值得注意的是，“冷战经验”的提炼不仅通过官方文件而确定，更为重要通过各种媒体或文学书写活动得到自我强化，最终成为了精神共识。与此同时，社会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大量文艺创作宣传了厦门大学的“英雄学府”形象以及厦门大学“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的生活形态。文艺作品不仅唤起身处情境的历史主体的情感共鸣，而且作为承载着那个特殊时期的历史记录，进一步塑造了集体记忆，使得军事化带来的“冷战的在地经验”扎根到师生的思想意识，并转化为集体认知。由此可见，冷战态势与集体认知形成的关系就是一个历史实践过程，按照“战争促进团结”的观点，即“战争是建立集团统一性所付出的代价，外敌当前，人们就能产生一种集体认同感，增进了团体精神。集团战斗在一起，就能团结在一起。”[40]

　　（作者分别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乐安中学教师） 

　　[1]崔丕：《多国政府解密档案与亚洲冷战史研究的新课题》，《世界历史》2013年第4期。

　　[2]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厦大校史资料》第三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3]“武装部”卷宗时间跨度从1954年到1963年，共64卷，记录了当时厦门大学民兵师的成立、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厦门大学党委（1950—1980年）和校办（1950—1984年）档案中有民兵师相关的档案，共85卷。除了档案材料，厦门大学的校报——《新厦大》、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编著的《厦门大学校史》（共十卷）和中共厦门大学委员会党史编委会编著的《厦门大学党史资料》（共三卷）也提供了不少线索。

　　[4]朱立文：《人生旅途：从一个海畔里娃到大学学者》，福州文苑斋2002年版，第22页。

　　[5]杨仁敬：《磨练催人奋进——早年在厦大的学习和工作片段》，陈福郎主编：《凤凰树下——我的厦大学生时代》，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6]胡明辉：《学生年华的黄金片段》，陈福郎主编：《凤凰树下——我的厦大学生时代》，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 页。

　　[7]陈安全：《特殊年代厦大生活片段》，陈福郎主编：《凤凰树下——我的厦大学生时代》，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 页。

　　[8]《保卫祖国，全民武装：我校民兵师成立》，《新厦大》1958年9月12日，第1版。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30页。

　　[10]《厦大民兵师基本情况介绍总结》，厦门大学档案馆，61-4。

　　[11]《福建军区工作组报告》，厦门大学档案馆，61-3。

　　[12]《中共厦门大学委员会通知》，厦门大学档案馆，62-2。

　　[13]《防空防炮的通知》，厦门大学档案馆，62-1。

　　[14]林卫国：《厦大生活片段》，http://alumni.xmu.edu.cn/xiaoy/literaryworld/20130607/486.html。

　　[15]陈光政：《生命的乐章：另类自传》，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页。

　　[16]陈安全：《特殊年代厦大安全片段》，陈福郎主编：《凤凰树下——我的厦大学生时代》，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

　　[17]曾心：《心中有座母校》，《厦大校友通讯》第6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4页。

　　[18]《厦大民兵师基本情况介绍总结》，厦门大学档案馆，61-4。

　　[19]《厦大民兵师基本情况介绍总结》，厦门大学档案馆，61-4。

　　[20]《海防前线的厦门大学：大办工厂大搞科学研究部分》，厦门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21]《厦门日报》1958年9月14日，第3版。

　　[22]李哲明：《向厦大的战斗员们致敬》，《新厦大》1958年9月25日，第2版。

　　[23]刘峙峰：《五千师生逞英雄》，《新厦大》1958年10月16日，第4版。

　　[24]《厦大学生进行曲》，《新厦大》1958年9月20日，第4版。

　　[25]谢应瑞作词，李焕之作曲：《厦门大学战歌》，《海防前线的厦门大学：对敌斗争专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3页。

　　[26]述平：《东风、地球和老鼠》，《新厦大》1958年9月12日，第4版。

　　[27]转引自黄煜文、陈湘阳译：《前线岛屿：冷战下的金门》，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7页。

　　[28]《亲切的慰问巨大的鼓舞——国内外慰问函电选刊》，《海防前线的厦门大学：对敌斗争专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2页。

　　[29]新厦大编辑室：《文艺界福建前线慰问团来校亲切慰问》，《新厦大》1958年11月7日，第1版。

　　[30]田汉：《献给厦门大学》，《新厦大》1958年11月7日，第2版。

　　[31]《海防前线的厦门大学：对敌斗争专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2页。

　　[32]1926年10月12日，鲁迅在厦大写下了题为《藤野先生》的回忆文章，其中写道：“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

　　[33]田间：《白鸽歌》，《海防前线的厦门大学：对敌斗争专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2页。

　　[34]梅兰芳：《新岁怀亲人》，《文汇报》1959年1月13日。

　　[35]王亚南：《欢迎文艺界福建前线慰问团》，《新厦大》1958年11月7日，第2版。

　　[36]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1941—），美国历史学家、曾任外交史学家学会主席，俄亥俄大学、美国海战学院、赫尔辛基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教授，著有《美国和冷战的起源：1941—1947》《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批判评价》《冷战，一种新的历史》《我们现在知道了：对于冷战历史的再思考》等。具体参阅郭凯：《约翰·路易斯·加迪斯的史学思想研究：从后修正派到冷战史新研究》（吉林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37]陈兼：《关于中国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38]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的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39]Alrea Iriye, Culture and Pow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 3，Spring 1979，p.115-118.

　　[40][美]马文·哈里斯：《文化的起源》，黄晴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