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受中苏关系破裂及意识形态争论的影响，国内对于苏联援华历史的评价褒贬不一。陈云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曾参与领导苏联对华援助工作，不仅参与编撰第一个五年计划、参加苏联援助谈判，还具体负责核查苏方的设计与援建方案及开展对苏订货等工作。陈云以苏联援华亲历者的身份，辩证地看待苏联援华历史，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考察陈云对苏联援华历史的评价，有助于加深对中苏关系跌宕起伏的历史过程和本质特征的认识，有助于深刻把握争取外援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正确认识这段历史并澄清一些错误观点。

　　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苏联援助

　　出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毕生追求，陈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一直细心观察和研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国家建设经验与成就，将苏联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榜样与参照。

　　新中国的成立使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夙愿得以实现，但国家仍处于经济千疮百孔、安全遭受严重威胁的困境之中。为巩固国家政权、维护国家独立、改善人民生活，新中国急需用先进的生产手段改造和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以期在大工业经济的基础上逐步迈向社会主义。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以便迅速发展生产力。然而，无论在什么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都不可能一下建成，新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要想实现工业化，更是难上加难。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在极其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快速建成社会主义，这无疑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树立了一个榜样。早在1949年5月出席东北局例会讨论东北经济计划草案时，陈云就提出应重视苏联经验、努力向苏联学习的看法。在新中国成立伊始，陈云又指出：“我们现在（指1949年——笔者注）工业生产的比重只有百分之十，苏联在革命时期是百分之三十八至百分之四十二，他们的基础比我们好。虽然当时苏联内有战争，外受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和攻击，没有外援，但是经过三十二年的努力变得强大起来。这证明了这种社会制度是最进步的。”[1]在陈云看来，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但在科学上证明了一个国家能够实现社会主义，还指明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道路，这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榜样作用。1952年12月在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上，陈云也再次强调了向苏联学习的问题。

　　然而，“发展中国经济，使中国工业化，是需要巨大的资金的，而没有资金，没有数百亿银元的资金投资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那就不要想加快我们的工业化”[2]。新中国计划实行一段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来维持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从而为将来的工业化建设积累物资、装备和储备人才。随着国民经济逐步好转和抗美援朝战局趋于稳定，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工作的启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加快中国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决策，并决定向苏联寻求援助来克服发展重工业急需解决的资金、技术问题，以及工业资源勘探、设备设计及制造能力上存在的不足。1952年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前往苏联就苏联援助新中国建设项目进行谈判并得到苏联提供大规模援助的承诺。

　　苏联大规模援助的如期而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正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一五”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迅速建立起飞机、汽车、重型机器、发电设备、冶金和矿山设备、精密仪表、新式机床、塑料、无线和有线电器材的制造等新兴工业部门，特别是在中国中部地区建立起一大批钢铁、煤炭、电力、机械、有色金属、化工和军工企业，由此构成了中国工业布局的基本框架。至今，这些重点企业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为中国勾勒出工业化的雏形，使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不仅充分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彰显了中苏之间互帮互助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对此，陈云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的赞扬，他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按照苏联的经验并依靠苏联的亲密合作和慷慨援助来进行的”[3]，这样的评价是合乎事实的，因而是客观而中肯的。

　　二、中国工业化的方针与苏联援助

　　以自力更生为主、援助为辅是新中国对待苏联援助的基本原则与态度，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争取和落实援助过程中对这一原则进行了多次阐述和强调。但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工业化建设的复杂性以及新中国建设经验的匮乏，对这一原则的理解和把握是存在偏差的。

　　随着援助工作的深入，陈云对自力更生与援助的相互关系有了深入的认识。其一，重视观察中苏国情的差异性，反对盲目照搬，主张从中国实际出发学习和借鉴苏联经验。举几例予以说明。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市政研究会向毛泽东致信，建议效仿苏联，速设市政部，以确定建市政策，起草城市社会大法典和全国城市建设计划，以迅速促进国家工业化。毛泽东将该信批转中财委研究。陈云在对比中苏国情和发展现状的差异后认为，“‘建国必先建市，建市必先建制’，恐非确论”。他认为：“建国伊始，万端待兴，必须首先发展生产，方能进而实施大规模之城市建设。如果离开了经济建设计划及工业化的进展程度来虚拟城市建设方案，必将徒劳无功。”[4]1951年出席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时，陈云在论及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时提出：“苏联专家搞的表太复杂，不能完全照办，必须和我们的现状结合起来。我国开始建设时，计划的线条是粗的，将来再由粗到细”[5]。再以与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粮食问题为例，1957年陈云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就农业出路问题提出：“过去有个错觉，认为中国是苏联、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型的国家，实际上，我们国土虽大但可耕地少，人口多，是属于日本、德国、丹麦、荷兰型的国家。”[6]因此，他不建议采取扩大耕地面积的方式，而主张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用发展工业的办法解决农业问题，这是陈云在总结苏联粮食工作经验、分析中国粮食问题现状之后，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粮食道路的探索与认识。毛泽东对于陈云从中国实际出发借鉴苏联经验的做法予以了肯定。1956年毛泽指出，学习苏联“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7]。

　　其二，强调自力更生与苏联援助的有机结合，充分信任苏联援助，致力于推动援助效用最大化。1952年1月16日、24日、25日，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三次致信中共中央，汇报了对苏订货及商务谈判中存在的缺点与不足，主要是订货上“要这不要那”、在商务谈判中中方只要设备不要设计、订单变动太多等问题，并提出中国的工业化必须把自力更生同充分依靠与信任苏联的援助密切结合起来。[8]陈云多次组织召开中财委党组会议讨论张闻天所述问题。他赞同张闻天对于中国工业化方针的建议，并指出新中国在对苏订货上的主要倾向不是不愿向苏联订货，而是许多不必要的粗货也向苏联订，怕自己造的货不好。这不仅不利于自力更生，也给苏联增添了很多困难。为此，会议规定了一系列办法以促进自力更生与以改正援助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如在重要新厂的兴建与重要设备的改建上，陈云主张凡中方无把握者，均应聘请苏联设计组，且在接收订货、保管装备、施工安装、试车运转等环节上均聘请苏联专家或专家组加以协助指导，必要时还应派出中方技师、技工到苏联工厂中去实习。这充分说明，陈云重视在关键环节上接受苏联的指导，依靠和信任苏联援助。在装备器材的自制问题上，陈云主张凡中方无法自制的装备必须依靠苏联供应，凡能自制的设备不应推脱自制的责任，“一切重要的装备绝不节省地向苏联订，但可以自造的粗货必须自造，以便集中使用外汇，但以确能自造为条件。”[9]事实上这样的安排，一方面能够节省中国的外汇，锻炼自身的制造能力，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苏联方面的负担。再如，在向苏联订购工业装备和器材问题上，陈云主张中央财经各部的负责人必要时应亲去苏联接洽重要工厂的设计和订购装备工作，凡向苏订购成套装备或订购大量器材的厂矿必须派出厂矿第二负责人常驻苏联接洽订货事宜。1952年3月5日，陈云将会议内容上报周总理并中央，中共中央随即批准了陈云的上述建议。针对一度对中国技术人员技术水平估计过高，同时认为聘请苏联设计组费时费钱的看法，陈云也及时予以反驳。他强调，改建和新办大工厂是有关中国经济、政治的大事。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中国技术人员设计的小工厂或小规模恢复、改建工厂，在设计技术上的缺点、弊病较多且已造成很大浪费，在设计巨大复杂工厂上不仅未能成功，反而是半路回头再请苏联帮助设计。因为，陈云建议“若干年内在中国高级技术人员未养成时，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但同时他也强调，“丝毫不应放松对自己设计人才的培养”，凡是请苏联设计的工厂，中方派人参加设计并进行学习，同时在各工业部门逐步设立自己的设计机构，聘请苏联设计专家带徒弟，培养人才。

　　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审视苏联对华援助

　　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应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并据此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这是正确对待历史应取的科学态度。陈云一贯主张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从援助工作的整体出发，从援助与新中国内政外交的相互作用出发，历史地认识和分析苏联对华援助问题。

　　首先，陈云认为新中国需要苏联的支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逐渐形成，美苏在全球逐渐开展激烈争夺。新中国成立后，受困于内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局面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封锁、禁运与孤立的外部环境，开展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工作举步维艰。通过实行“一边倒”战略以及确立中苏同盟关系，中国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争取到了苏联大规模的全面援助，进而加速了国家经济的恢复与工业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社会主义阵营经济的共同高涨，增强了世界和平的力量。正如陈云在1951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所指出：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必须依靠我国人民自己的努力。这当然不是说不需要在技术和其他方面的国外协助，我们是需要这种协助的，可是这种协助，不能来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许多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是同情我们的，但是决定他们国家政策的是帝国主义分子，帝国主义分子是仇视我们的。所以中国人民知道：能够援助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是别人，乃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和新民主主义的兄弟国家。世界的两条阵线分得很清楚，我们站在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而奋斗的一边。我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是这个阵线的斗争的一部分，国家经济建设又是这个斗争的继续。[10]1987年12月18日，陈云同胡启立[11]谈话时再次强调说：“过去我们学的是苏联那一套。那时我们不能不学苏联。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学美国、英国、法国行吗？只能结合中国实际向苏联学习，而且，苏联那时对我们的援助也是真心实意的。”[12]陈云对战后国际局势和新中国国内情况所做的客观分析，实事求是地指明了中国争取苏联援助的主客观动因，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其次，苏联援助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诸如效仿苏联模式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经济与管理模式、各项建设事业指导思想上出现急于求成倾向、对苏联经验采取机械搬用的教条主义做法等。陈云主张辩证地分析这些问题，查找问题产生的根源，分清问题是源自经济及管理模式固有缺陷，还是出于中国方面经济与技术落后、认识水平的局限，不能将问题一概视为援助的消极影响。陈云表示，要充分肯定苏联对华援助的善意，将出现的问题与不足放在大的环境中看。1957年8月，在出席中共辽宁省、市、地委书记和省直机关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陈云就基建方面问题发表讲话指出：“我们在基建方面是比较勤俭节约的，但现在看来，有很多方面还可以再省一点，慢一点，把轻重缓急分得再清楚一点。这些缺点不能埋怨苏联的设计，而要承认我们自己没有经验，我是第一个要负责的。”[13]1957年9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批准《关于修改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签订的苏联援助我国建设项目两国协议的报告》。陈云在发言中指出：“一五”计划是苏联帮我们搞的，这个计划基本上是合理的，有一些小的方面不合理，也是出于一片好心。现在，我们的工业比“一五”计划开始时有一些基础了，这些项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不仅看本部门的，还要看整个工业方面的。[14]陈云的这些言论均强调要从积极角度看待苏联援助，查找问题的目光应该向内，要不断反思并纠正中国在受援过程中自身出现的问题与不足。

　　另一方面，作为中苏关系的晴雨表，援助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动而起伏。陈云则根据援助的变化不断调整认识，敏锐地注意到苏联援助中出现的“留一手”情况。1956年10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同意李富春关于苏联援助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项目谈判情况的报告。陈云在会上发言指出：“苏联在帮助我国的过程中，有留一手的现象。这点我们早就感觉到了，再仔细观察一下，暂且不讲，观察好了以后，可以正式和他们谈”[15]。他还具体指出，苏联说我们原料工业搞少了，机械工业搞多了，我看不能很平衡。苏联就是先搞机械工业的，我们也要集中力量先搞机械工业。“如果我们不全办起来，一旦有战争怎么办呢？”[16]周恩来十分赞同陈云的这一看法，并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中吸收了这一观点。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我们这样的大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17]

　　四、苏联对华援助体现了苏联人民的情谊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得到了苏联给予的积极鼓励与大力支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此一直满怀感激之情。1984年12月24日，陈云在中南海会见来访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18]，郑重地向其表示：“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我们的援助，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没有忘记，也是不会忘记的。”[19]

　　事实上，给予中国大规模援助是在苏联自身面临重大困难的情况下实施的，这一点往往因苏联业已形成的社会主义大国地位与迅速发展壮大的综合实力而容易被忽略。中苏关系破裂后，国内对于苏联援助存在的问题与弊端多持批判态度，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宣传讲负面问题和消极意义比较多，以致人们缺少对它的全面、准确的了解。回顾历史应知，尽管苏联援助不是无偿的，但动员大量人力、物力帮助中国编制计划、援建项目、供应设备、传授技术、提供贷款、代培人才等等举措，均体现了苏联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对此，陈云本着“只唯实”的原则，打破思想束缚，主张给予这段历史以充分的肯定和应有的评价。陈云曾说过：“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了两台机器，他们一台，我们一台。”[20]能做到如此，苏联确已尽到了国际主义义务。对于这段历史给予客观的、中肯的评价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是符合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和原则的。

　　1981年3月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中苏关系尚未得到改善，对于如何看待苏联援华这段历史有很多不同看法，特别是在美苏两极争霸愈演愈烈、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如何评价这段历史是极为敏感的。陈云认为《决议》必须经得住历史检验，《决议》中的每一条论断都必须合乎实际。他向《决议》起草小组提出“要写国际上对我们的援助”[21]，要对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苏联在抗日战争期间出兵打垮关东军并帮助解放东北地区给予客观评价。对于“一五”计划中的156项，他强调“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22]。如实反映事情的本来面貌，是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陈云指出：“要通过对这些历史问题的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23]。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吸收了陈云对援助问题的意见，写入了各国革命力量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苏联及其他友好国家对中国“一五”时期建设的支援。

　　五、苏联援助——中苏关系的宝贵历史财富

　　1950年签订的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80年4月11日期满。鉴于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而该条约早已名存实亡，1979年4月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不延长该条约的决议。同日，外交部长黄华将这一决议告知苏联驻华大使伊·谢·谢尔巴科夫，并重申中国政府有关两国原则分歧不应影响双方保持和发展正常国家关系的一贯主张，向苏联政府提出了就解决两国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的建议。

　　事实上，长期紧张对峙的中苏关系使双方都付出了沉重代价，也不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1982年起，中苏两国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副外长级政治磋商。中国政府坚持改善关系从消除“三大障碍”[24]入手，苏联则主张从停止“敌对宣传”、增加经贸合作、发展政治关系、提高对话级别等方面入手。对于中苏关系正常化，陈云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认为中苏两国要做到关系正常化必须排除“三大障碍”，“这是原则问题，我们不能不坚持”[25]，另一方面，他提出，中苏在处理“三大障碍”之余可以同时推进贸易、经济合作等其他关系的改善和发展。陈云认为中苏在50年代曾建立的良好合作与援助关系，可以为两国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他特别提到，两国在“制订和实施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彼此合作得很好”[26]。

　　在经历了意识形态斗争以及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而重新开始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之际，回顾中苏友好合作关系不仅在于重温中苏之间的传统友谊，更指明了中苏加强沟通与合作的重要性。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对华援助以及加强中苏在核技术、核工业方面的合作，帮助中国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使西方以压促变、分化中苏关系的策略落空，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共同抵御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堵与遏制。20世纪80年代初，美苏对峙转入僵持、互有攻守的态势，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开始显现，中美关系受美国对台军售等问题影响出现摩擦和倒退，中苏关系健康化不仅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更可为中国争取更大的外交回旋余地、谋求国际格局的新平衡提供可能。在中苏开始关系正常化谈判之时，中苏两国不仅恢复了边境贸易、签订了贸易协定，还在经济技术合作、科学技术合作方面取得了突破，相互提供技术服务和培训技术人员，交换科学技术团组、学者和专家，交换科技情报和资料，共同研究和交换科研成果等。与此同时，中苏还成立了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以研究和促进经贸、科技领域的合作与发展。[27]陈云认为，“中苏两国完全应该也可以友好相处”，“中苏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特别强调：“中苏两国贸易和经济合作规模的扩大，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人人都感到高兴的。有人手里拿着先进的东西，自己不肯卖给我们，又不让别人卖给我们。因此，在转让尖端技术这类问题上，希望苏联方面要看得远一些。”[28]陈云对中苏关系的判断是以其对40余年中苏关系所作的历史分析为基础的。苏联解体后，中俄在继承中苏遗产的基础上发展了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两国在贸易、投资、能源、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取得突出成果，致力于发展和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共同为国际和地区的和平安全发挥着稳定器的作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俄关系是在充分汲取历史养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苏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合作与结下的友谊为中俄关系的持续深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

　　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中国提供的大规模全面援助，在国家关系中是极为罕见的，在中国当代史上的影响也是重大而深远的。陈云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审视与评价苏联援华工作，符合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体现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精神。对苏联援华历史的全面把握和客观评价，对于坚定中俄世代友好、睦邻合作的信念、对加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进一步推动中俄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页。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29页。

　　[3]《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16页。

　　[4]《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746页。

　　[5]《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34页。

　　[6]《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64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31页。

　　[8]《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349页。

　　[9]《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页。

　　[10]《人民日报》1951年7月1日。

　　[11]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12]《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60页。

　　[13]《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59页。

　　[14]《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62页。

　　[15]《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86页。

　　[16]《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3页。

　　[17]《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2页。

　　[18]20世纪50年代担任中国政务院经济总顾问、苏联来华专家组总负责人。

　　[19]《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

　　[2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301页。

　　[2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2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2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24]苏联在中苏边境和蒙古驻军、入侵阿富汗、支持越南出兵柬埔寨。

　　[2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页。

　　[2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

　　[27]《人民日报》1984年12月29日。

　　[2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