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辛亥革命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较大规模的女性参政运动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由上层女性和知识女性组建的女子社团发起的参政运动，如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参政同盟会、女子尚武会、女子后援会等。这些组织初期要求参政手段较激烈，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初期，以唐群英为首的辛亥女性五次大闹参议院，以争取女性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后期则转为注重女子教育、婚姻、生计、实业等社会问题。一种是由国共两党主导的妇女参政运动，他们将自己的政治理念渗透到对妇女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中，利用政权的形式推进基层妇女走向社会和精英妇女参政，在推动妇女参政力度上是最大的。如1935年5月在延安成立的中国女子大学、1936年由牺盟会成立的山西女兵连、1938年7月由宋美龄组建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一种是宗教组织所推动的妇女运动，如1920年逐渐在全国大中学校产生影响的在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它主张以温和渐进的改良方式，以德、智、体、群四育为中心，提高妇女素质，最终达到妇女地位的全面提升。1949年后由中共作为执政党推进的妇女参政，与此前三种中国妇女运动有着必然的历史关联。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一章第四条规定：“人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一章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1]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51名成员中，有妇女代表6名，她们是许广平、谢雪红、区梦觉、邓颖超、 李秀真、刘清扬。[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共有来自46个单位的代表（包括候补代表）662人，其中妇女代表69人，占全体代表总数的10.4%。具体如下：

　　（1）党派代表：正式代表142人，候补代表23人。其中妇女代表16人：何香凝、李德全、郑坤廉、史良、刘王立明、李文宜、胡子婴、许广平、雷洁琼、李建生、曹孟君、张曼筠、谭惕吾、谢雪红、张本、高景芝。（2）区域代表：正式代表102人，候补代表14人。其中妇女代表8人：张子芳、薛迅、李坚真、杨克冰、夏之栩、欧梦觉、廖梦醒、张晓梅。（3）军队代表：正式代表60人，候补代表11人。其中妇女代表5人：康克清、李贞、曾克、李兰丁、丁志辉。（4）团体代表：正式代表206人，候补代表26人。其中妇女代表38人：陈少敏、杨之华、李凤莲、周颖、李秀真、蔡畅、邓颖超、孟帅奇、张琴秋、刘亚雄、张秀岩、李培之、张金保、沈兹九、刘清扬、罗琼、陆璀、陈波儿、黄静汶、杜君慧、龚普生、翟淑珍、龚澍、范小凤、李秀贞、方光宇、鄷云鹤、汤桂芬、罗叔章、丁玲、余庆棠、杨刚、浦熙修、孙荪荃、白杨、邓裕志。（5）特别邀请人士75人。其中妇女界人士4人：宋庆龄、吴贻芳、袁雪芬、戎冠秀。[3]这些妇女代表来自全国20多个行业，[4] 代表着全中国各个阶层的妇女群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产生了当时新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和行政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中有女委员12人，占委员总数的6.6%，女常委4人，占常委总数的8%。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有女委员2人，占委员总数的3.1 %。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6位副主席中，有1位女性。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中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有20名女性，分别担任26个职务，约占总数的4%。”[5]

　　中国人民政治协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宋庆龄、邓颖超、李德全、史良、许广平、陈少敏、谢雪红、李秀真、张琴秋、沈兹九；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蔡畅、何香凝；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罗淑章；最高人民法院：李培之；最高人民检察院：何香凝、陈少敏。

　　政务院各部门：政务院副秘书长许广平；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史良、邓颖超、谢雪红、李秀真、刘王立明；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丁玲、沈兹九、雷洁琼、刘清扬；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孟帅奇、张秀岩；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法制委员会委员：孟庆树；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6]

　　二

　　从民初女子参政运动的失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中出现女性领导人，从民初唐群英带领女界大闹临时政府参议院，到新中国的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中国妇女运动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

　　1912年8月25日，由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五个政团组成中国国民党。在大会通过的党的政纲中，删去了同盟会时期的“平均地权”和“男女平权”等纲领，女界领袖唐群英等因党纲中无“男女平权”一条，扭打会议主席宋教仁。孙中山在会后发表演说，大意是，男女平权，本来是同盟会党纲所要求的。这次由五大党组成中国国民党，则依据五大党之共同政见，将此条暂缓。目前为着国家的利益，以巩固共和为当前最急迫之事。共和得以巩固，则男女平权指日可待。否则，国基不稳，男子都将成为别国的奴隶，何况女子？孙中山的话，说出了近代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现实，就是妇女解放湮没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下，只有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解放，才会实现妇女的全面解放。为了这个目标，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男女仁人志士奋斗了一百多年的历程。

　　民初女子参政运动暂时沉寂后，许多当初参加革命的女性陷入了进退维谷甚至悲惨的境地。有的重新回到封建家庭，不仅受到奚落，还重新遭受被逼婚等迫害。有的求职无门，生活无着。在这种情势下，只有少数意志坚定的妇女，如何香凝等人，追随孙中山继续革命，继续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一部分人进了学校，重新开始学习和探索。一部分人则悲观厌世，走向颓唐，甚至自绝于尘寰。上海女子国民军队长张馥贞和女子北伐队的丁志谦，遁入空门当了尼姑；广东女子北伐队的邓慕芳、黄扶佣，为逃避封建家庭逼婚和重新沦为女佣的厄运，几经挣扎未果，携手沉于肇庆飞水潭；上海女子北伐队队长沈警英则嫁给国民党要员黄郛。[7]对中国妇女运动来讲，她们是当之无愧的先驱，既享受了先驱的荣耀，更领略了先驱所付出的代价。

　　时隔近半个世纪，1949年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妇女代表73名（含特邀代表），随后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有12名妇女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有20名妇女分别担任26个职位。与民初女子参政运动相比，从妇女在政权高层中的阵容，可以看出在近代中国完成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双重任务的过程中，妇女解放取得了怎样的进展；从这些女性的人生履历看，她们无一例外经过了艰苦的甚至是传奇的个人奋斗。让我们简单罗列出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中高层女性官员的人生履历：

　　表1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中高层女性官员履历表

 

姓名	籍贯	出生年份 出身家庭	最高学历	婚姻或 配偶	建国初期任职
宋庆龄A	广东文昌县	1893年出身于传教士、实业家和 革命党人家庭	美国卫斯理安女子学院文学学士	孙中山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何香凝B	广东南海县	1878年出身于 大地产商家庭	日本本乡女子美术 学校高等科	廖仲恺	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蔡畅	湖南湘乡县	1900年出身于 乡村中等阶层	赴法勤工俭学及莫斯科中山大学	李富春	全国民主妇联主席
邓颖超C	河南光山县	1904年出身于 城市平民家庭	北京平民学校、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 学校	周恩来	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
刘王立明	安徽太湖县	1897年	美国西北大学生物学硕士	刘湛恩	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李贞	湖南浏阳县	1907年出身于 赤贫家庭		三次婚姻	第一届全国 政协委员
余庆棠D	江苏太仓县	1897年	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和教育学	唐庆治	教育部社会 教育司司长
许广平E	广东番禺县	1898年出身于 官僚世家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 学校国文系	鲁迅	政务院 副秘书长
沈兹九	浙江德清县	1898年出生于 高级职员家庭	日本东京美术高等 师范专科学校	胡愈之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新中国妇女》杂志主编
陈少敏	山东寿光县	1902年出身于 小知识分子家庭	就读于教会学校	两次婚姻	全国纺织工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
张琴秋	浙江桐乡县	1904年出身于 小康家庭	就读于上海大学	三次婚姻	纺织工业部 副部长
杨之华F	浙江萧山县	1901年出身于 绅士家庭	浙江女子师范学校	两次婚姻	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
李德全	北京通县	1896年出身于 贫民家庭	北京私立协和女子 大学	冯玉祥	卫生部部长
史良G	江苏常州县	1900年出身于 知识分子家庭	上海法政大学	陆殿栋	司法部部长
谢雪红H	台湾彰化县	1901年出身于 赤贫家庭	莫斯科东方大学	童养媳，小妾	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共对台政策发言人
罗叔章	湖南岳阳县	1899年出身于 中医世家	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	独身	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李培之	察哈尔 龙关县	1904年出身于 乡村知识分子家庭	莫斯科中山大学	王若飞	全国政协委员
丁玲I	湖南醴陵县	1904年出身于 破落地主世家	上海大学中文系	三次婚姻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雷洁琼	广东台山县	1905年出生，父亲是举人	美国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南加州大学学习，获社会学硕士	严景耀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刘清扬	天津	1894年出身于 平民家庭	天津直隶第一女子 师范学校	张申府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张秀岩	河北霸县	1895年出身于 官僚地主家庭	北京女子高等 师范学校	李铁夫	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
孟庆树	安徽寿县	1911年出身于 地主家庭	莫斯科中山大学	王明	政务院法制 委员会委员

 

　　盛永华：《宋庆龄年谱（1893—1981）》，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B蒙光励、陈流章：《何香凝年谱简编》（上），《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蒙光励、陈流章：《何香凝年谱简编》（下），《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C金凤：《邓颖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D上海妇女志编撰委员会：《上海妇女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E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文汇出版社2011年版。

　　F陈福康、丁言模：《杨之华评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G《史良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H杨克煌笔录、谢雪红口述：《我的半生记》，杨翠华1997年版；陈芳明：《谢雪红评传：落土不凋的雨夜花》，前卫出版社1991年版。

　　I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丁玲：《到前线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三

　　以上22位女性，其中19位进入了建国初期最高权力机构和行政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3位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她们的人生履历，从出生年代、家庭背景、出身地域、求学经历、婚姻经历、性格特点、从事工作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从出生年代看，全部集中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其中年龄最大的何香凝出生于1878年，最小的孟庆树出生于1911年，这个时期正是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急剧变革时期。1878年，烟台海关试办邮政业务，清政府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立行省，1885年，台湾正式设立行省，刘铭传任首任巡抚；1888年，李鸿章扩建北洋舰队，1890年，清政府将威海卫定为北洋海军基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孙中山成立兴中会，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1896年，上海徐园放映“西洋影戏”，电影艺术首次引进中国；1898年，李鸿章与英国签订《中英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将九龙及附近水域、岛屿租给英国，期限99年，同年，百日维新；1900年，莫高窟被发现；同年，八国联军侵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1902年，蔡元培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1904年，中国第一个官办银行设立，中国红十字会成立；1905年，同盟会成立，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1907年，黄花岗起义；1911年，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社会变革从中心城市逐渐蔓延到偏远的乡村，出生在这个变革时期的人们总会被时代裹挟着前行，其中自主性强些的人们会走得更远，将自己置身于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女性也是如此。

　　第二，从家庭背景看，其中4人出身于世家大族，其父辈本身与当时中国革命势力核心有着直接的关联，如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将自己毕生兴办实业所得大部用来支持孙中山的反清大业。许广平出身于近代广州第一家族，家族中人才辈出，如反英军入广州城的功臣许祥光、廉洁清官许应锵、民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辛亥革命元老许崇灏等。何香凝的父亲何炳桓经营茶叶和房地产，家风开明，何香凝从小不愿缠足，母亲就给她放足，父亲允许何香凝上“女馆”读书；余庆棠出身于教育世家，丈夫唐庆治是近代国学大家唐文治之子。唐文治曾在清廷户部、外务部、商部任职，后任清廷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这样的家族氛围，对于这些女性人生选择和人生目标的确定有着重大的影响。不可否认，家族中的人脉关系也对她们今后的人生选择产生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2人出身于赤贫阶层，如谢雪红的父母都是文盲，从小给人作童养媳，女将军李贞6岁就被迫给人当童养媳，她们在同龄人中较早接触工农苦难，从底层感受到社会的脉动，成长为文武双全的女英雄或千锤百炼的政治家。17人出身于中小知识分子、平民、破落地主家庭，这些家庭出身的女性，受惠于父母让她们从小就进入学校读书，在学业精进的同时，从各类读物、报纸杂志和师长那里感受到时代大变迁的气息，由此走进时代，融入时代的大潮。从出身地域看，两广地区、江浙地区占多数，黄河以北的山东省、京津、河北地区、河南省有5人，台湾1人。

　　第三，从教育背景看，从小接受正规教育的占到绝大多数，且大多毕业于当时的各地女子师范学校。在这之后，有留学美国经历的5人，留苏者5人，留日者1人，赴法勤工俭学者2人。从最初的工作经历看，其中8人最初的职位是高等学校教师，12人在留学期间或在国内学校读书期间即参加政党组织，在以后的人生选择中，由于与中共倡行的政治理念与实践相一致，最终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第四，从婚姻经历看，在以上列举的22名女性中，其婚姻伴侣都与她们具有共同职业背景（如从事教育）或相同政治信仰（如信仰共产主义、加入中共）。这其中，有些女性的终身伴侣就是自己的人生引路人，如孙中山之于宋庆龄、鲁迅之于许广平、瞿秋白之于杨之华、王明之于孟庆树、冯玉祥之于李德全；一些女性的终身伴侣则是与自己在同一起点上共同前行，如何香凝与廖仲恺、邓颖超与周恩来、蔡畅与李富春、李培之与王若飞、雷洁琼与严景耀、刘王立明与刘湛恩、余庆棠与唐庆治；一些女性的婚姻生活较为坎坷，从小给别人作童养媳或丈夫在严酷的战争年代为国为党牺牲而再婚；一些女性则在生活道路选择中与丈夫发生分歧，最终分离，如丁玲与冯达、刘清扬与张申府、张琴秋与陈昌浩。不可否认，这22位女性的个人奋斗史是可歌可泣的，但她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际遇，与她们的婚姻伴侣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或中共党内的地位有很大关联。

　　第五，从个人性格看，这22位女性全部都有着独立自主、敢于决断的性格，无论她们出生在怎样的家庭，这一点是共同的。从职业历程、政治敏锐性到婚姻选择，她们大都遵循自身的独立意志和处事行为。宋庆龄为了与孙中山的爱情违背父母之命、远赴日本与孙中山结婚，蔡畅在母亲的鼓励下勇敢逃婚，谢雪红逃离童养媳家庭，沈兹九在父亲帮助下，从逼迫她“守贞”的夫家逃脱。婚姻是女性人生中关键的一步，这些女性能在这个关键时刻勇敢地表明自己的意志，就是向外界表明要走自己愿意走的生活道路。战争岁月是充满艰险的，选择了处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就意味着选择了牺牲，不仅牺牲自己，还要牺牲孩子的生命，宋庆龄在陈炯明叛变中为了掩护孙中山逃脱不幸流产导致不孕，邓颖超为了应付紧张艰苦的工作选择流产，张琴秋在西路军撤退途中不幸流产致不孕，李贞在参加秋收起义战斗中流产。选择了动荡的生活，就意味着牺牲掉与孩子的天伦之乐，蔡畅生下女儿后，与李富春远赴苏联留学，女儿只得交给母亲抚养。陈少敏女儿生病不能及时医治，导致孩子夭折。杨之华母女从苏联回国途中，在新疆被盛世才关押了4年。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于为之奋斗的人们来说，其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对于上述将自己的最好年华融入其中的女性来说，其喜悦怎么形容都不为过，这种喜悦与她们对新政权的从政态度紧密相连。

　　第一，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参与新中国政权建设，是自己人生崭新的篇章，也有莫名的惶恐。

　　1949年2月20日，宋庆龄在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函中表达了自己对新中国成立的由衷的激动心情：“ 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时早已开始了，不幸于23年前被阻止——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8]同年7月1日，在上海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上的致辞中，宋庆龄又说：“是的，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里程碑。我们解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束缚。我们铲除了封建制度。人民正走向新的、更光辉的高峰。”[9]

　　1949年8月，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共中央的再三邀请，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陪同下，从上海抵达北平。宋庆龄的北上，“不止是她个人的事情，而是反映了中国革命中两条洪流的汇合——一条是由孙中山所发起并在晚年改变了导向的，另一条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它代表了革命的继续高涨并走向胜利和社会主义新阶段。”[10]10月1日，宋庆龄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0年10月、11月，宋庆龄作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视察了东北三省，行程4260公里，访问了54个地区和工程，其中包括东北的7个主要城市，4个村庄、11个工厂、11个矿场及大量的教育文化和福利机构。视察结束后，宋庆龄写出了调查报告——《向新中国迈进——东北旅行印象记》，总结了东北农业丰收的四条基本经验，她形容东北的钢铁厂象征着“新中国的生命力”， 她认为“东北证明了新中国确实在朝着它光辉的未来，向前迈进”[11]。

　　李德全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也是无党派人士，1950年10月1日，对于执政整整一年的中国共产党这样评价道：“这一年来的建政工作，我感到各种成就的获得，固然是由于各党派的团结合作，但我更感到主要的功劳，应归功于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从我和共产党员共事中，我看到他们工作作风非常艰苦朴素，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和党外朋友真诚团结。正因为共产党有这样伟大的气魄，所以才能得到这样辉煌的建设成就。”[12]显示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未来的信心。

　　史良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司法部长，起初的心情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对于如何才能建设真正切合人民需要的新的司法工作，可说是毫无把握。”经过一年的司法部任职工作，到1950年9月，史良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司法工作会议，组织了司法部赴东北视察团，拟定了切合实际的工作方法，“已经接受了不少新的东西，”但自认为“旧思想的根源，还不时地在思想领域中起伏，还没有做到自觉地系统地全面地认识自己”[13]，史良作为集著名律师、知识女性、社会活动家、党外人士诸多身份于一身的女性，虽然“自从参加革命阵营救国会的组织后”得到了“中共有形无形的领导和启发”[14]，但是，要完全融入新政权还需时日。

　　第二，坚信新中国妇女参政是历史的必然，坚信新中国全体妇女地位会得到提升，坚信中国作为一个解放了的国家，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已经恢复，而且进一步向前发展，贫穷和愚昧已从根本上加以克服，坚信人民将来一定过上更好的生活。与此相连，中国妇女在社会上有了新的地位和生活，有了更广大的视野。妇女参政，对这些进入新中国政权高层的女性来讲，既有理论积累也有实践历程。在中国革命的大环境下，她们最终都聚集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妇女自身解放的旗帜下，而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的建立，也为扩大各阶层妇女参政提供了历史的机遇。

　　在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上，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向大会提出“尽可能照顾到妇女”[15]的建议，得到正式会议的采纳，这个结果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从民国初年唐群英为首的妇女运动先驱大闹临时政府参议院，到1949年中国妇女精英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历史跨度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各阶层妇女奋斗的结果。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既是全体中国妇女的最高代表机构，也是新中国国家妇女政策的执行机构和传达机构，民主妇联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提议得到通过，一方面说明民主妇联对妇女从政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说明政治协商会议对妇女从政的重视程度。

　　新中国妇女参政的基础是解放区妇女民主参政实践。各解放区民主政府的选举条例上不仅一般地规定了男女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特别发动妇女参加选举，且规定了妇女代表的名额。晋察冀边区1940年第一届选举，全区参加投票的妇女占女公民总数的85%，当选的边区级、县级、村级妇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20%；陕甘宁边区1941年第二届选举，延安县80名参议员中，有妇女参议员18名，成员包括女工、农妇、小资产阶级、女干部，其中中共党员9名；同年晋绥边区进行普选，当选的妇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7%。[16]1947年冀中区实行土改以后，村人民代表会议中，女代表占到30%左右；东北黑龙江省1949年的春选，全省2072村的村选中，妇女多踊跃参加，仅通北石泉这一区，选出的人民代表397名中，妇女代表就占20%；晋绥区村级人民代表会中，女代表约占全体代表总数的15%。[17]解放区妇女参政成为1950年的中国妇女参政的雏形。

　　除了在中央人民政府中任职的女性和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女性代表之外，1949年12月成立的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五大行政区[18]的军政委员及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中，都有妇女委员。[19]东北人民政府各级部门中，女性工作人员占全体工作人员的16.5%，在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工作的女干部，占全体干部总数的20%。[20]在民主建政方面，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中都有一定比例的女代表参加。据1949年底对全国32个城市的统计，中小城市中妇女代表比例达5%，大城市中妇女代表比例达到10%至15%。[21]到1950年10月，全国妇联主办的新中国妇女职业学校第一届350余人毕业，这个学校以培养妇女工作及工农出身的女干部为主，兼训练女性技术人员。这些都表明职业女性和知识女性在政治领域的成长。这些女性很快将成为新中国妇女参政的中坚力量。

　　第三，高层女性具体工作过程中的心态。建国初，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政治精英特别是执政党精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50年前后的土改、之后的“三反”“五反”运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社会主义改造等重大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中，政治精英特别是党内执政精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政治制度层面讲，建国初期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中国各个阶层、各个党派团结建国的政治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不仅是工农阶级、知识分子能够步调一致，就是有些从前站在反动立场的人，也感到共同纲领是建设新中国的大法，愿为实现它而努力。”[22]但由于党内政治精英的权威性大于政治制度的权威性，所以，在具体工作方法上，个人的政治主动性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进入高层的女性政治精英中，有党内人员，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党外人士，她们的工作方法也因人而异。有结合实际的群众工作方法，史良在司法部“建立了一个固定的联合办公的汇报制度，每星期有三个半天的开会，比较重要的问题，都在这里提出和报告，经过大家的讨论和研究，下一个决心性的结论，作为我处理问题的张本。”“这是我在部长工作岗位上的领导方式，也是我走群众路线的具体表现，更可以说是我和干部彼此学习实际业务的方式。”[23]面对1950年的中国的百废待兴，身体力行是很多干部的工作方法，许广平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看到每个人都是忙忙碌碌，一个人做好几个人的事，没有听见哼一声疲劳，总听到解释似地说，再过三五年就好了，现在只好如此”，就“把自己安顿到最辛苦的岗位上，让不久的将来的人民得到较合理的生活和工作。”[24]张琴秋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向纺织专家学习业务，“由不懂到懂，由不熟练到熟练”[25]，善于团结上下级。杨之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把女工工作的特殊性和工会一般工作结合起来，“一般着眼，具体着手。”[26]在新中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进入权力中枢的女性，真心盼望“在伟大的工人阶级领导下，搞好为人民服务，把工作做好，要将一切献给人民，献给祖国”[27]。

　　结论：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政界高层女性从政履历和人生轨迹的剖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并逐渐被学术界认可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理论增添了新的历史佐证。

　　（作者分别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思维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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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各单位代表名单》，《人民日报》1949年9月22日。

　　[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各单位代表名单》，《人民日报》1949年9月22日。

　　[4]《新中国妇女》第4期载《第一届人民政协女代表和职业成分统计》：女工4，农妇2，妇女工作20，保育工作1，工会工作5，青年工作3，学生运动2，党务工作2，社会工作2，政权工作5，司法界1，产业界2，金融界1，教育界5，文化界2，新闻界3，电影2，戏剧1，宗教1，大学教师1，战地记者1，军队医务工作2，军队政治工作1，总数69，占全体代表百分比10.4%。

　　[5]罗琼：《当代中国妇女》，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

　　[6]《中国妇女历史上光荣的新纪录》，《新中国妇女》1949年第5期。

　　[7]郑永福：《中国妇女通史·民国卷》，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

　　[8]《宋庆龄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458页。转引自张皓：《北上：新中国成立前宋庆龄的心路历程》，《党的文献》2011年第5期。

　　[9]《宋庆龄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458页。转引自张皓：《北上：新中国成立前宋庆龄的心路历程》，《党的文献》2011年第5期。

　　[10]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沈苏儒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9页。

　　[11]宋庆龄：《向着新中国迈进——东北旅行印象记》，《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1日。

　　[12]李德全：《一年来参加政权工作的感想》，《新中国妇女》1950年第15期。

　　[13]史良：《参加人民政府工作的一点体会》，《新中国妇女》1950年第15期。

　　[14]史良：《参加人民政府工作的一点体会》，《新中国妇女》1950年第15期。

　　[15]新中国妇女杂志社：《怎样来拥护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妇女》1949年第3期。

　　[16]柳勉之：《老解放区妇女参政述略》，《新中国妇女》1949年第3期。

　　[17]沈兹九：《迎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妇女》1949年第2期。

　　[18]1951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增设“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确定华北列为第六大行政区一级。

　　[19]据《新中国妇女》第13期（1950年7月）记载：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共有委员37人，其中女性两人：杨克冰、刘亚雄；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68人，其中女性3人：章蕴、邓裕志、谢雪红；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71人，其中女性2人：李坚真、钱瑛；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71人，其中女性1人：张子芳；西南军政委员会87人，其中女性2人：廖苏华、邓子惺。

　　[20]李德全：《一年来参加政权工作的感想》，《新中国妇女》1950年第15期。

　　[21]《邓颖超在首都三八纪念会议上的讲话》，《新中国妇女》1950年第9期。

　　[22]李德全：《一年来参加政权工作的感想》，《新中国妇女》1950年第15期。

　　[23]史良：《参加人民政府工作的一点体会》，《新中国妇女》1950年第15期。

　　[24]许广平：《开始学习政治》，《新中国妇女》1950年第15期。

　　[25]张琴秋：《我怎样担负起新的工作》，《新中国妇女》1950年第15期。

　　[26]杨之华：《一年来的女工工作概况和今后的任务》，《新中国妇女》1950年第15期

　　[27]李德全：《一年来参加政权工作的感想》，《新中国妇女》1950年第15期。